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东方网日前编译美国《过程》杂志12月文章，题为《中国海军战略转变：马汉理论已非唯一指导思想》，作者为詹姆斯·霍姆斯 吉原俊井，知远/天火译。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称海上力量是一国国力和繁荣的关键，这是马汉的战略观点之一，这种观点一直指引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并最终跻身于海上强国之列，但是中国的一些海战思想家，如师小芹却认为，“光是了解马汉一个人的战略观点是非常危险的”。

多年前，中国在寻求能够指导自己海上力量发展的海权理论期间，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美国海军战争大学第二任校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上。马汉认为一国需要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前沿基地和海上舰队，以便能够获得在一些重要地区，如东亚地区的商业、政治和军事利益。

马汉的“海权论”基本观点对于很多中国海洋专家来说颇有吸引力。但是无论在东西方，他的有关“制海权”战略术语都给人以略显古老的感觉。海上技术的发展推翻了许多马汉在当时的舰队和武器环境下所得出的“海上战略与防御”原理。

源自于陆地战的一些概念，最为着名的就是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条令，可以给马汉的战略思维加入新颖的观念。作战条令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基地、抓住机遇进行局部战术作战、利用时间消耗强大的敌人。像中国这样人力与资源较为丰富的大国，可以通过利用时间消耗发挥自己的优势。另外一个海战理论家的概念就可以完美地满足中国大规模防御作战的需要，这位理论家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科比特，也即《海上战略规则》一书的作者。

科比特思维在100年之后有再次回归的趋势。就在马汉的着作依然占据中国海上力量学术和战略讨论主流的时候，一些中国思想家开始拓宽视野，关注这位英国人的理论。2008年以来，在对《海上战略规则》一书做了深入评估之后，中国军方着作开始出现了将其与马汉理论进行对比的情形。分析人士发现科比特的理论与中国的海上发展项目不谋而合。中国解放军外语学院的付振南在详细研究了《海洋战略规则》之后认为，“吸收和汲取科比特理论的精髓将会对我国海军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文章说，中国学者从马汉理论上得出了很多战略成果，他们同样会对科比特的原理进行详细且彻底的分析，从而得出充满构想力的分析性成果，可以直接用于中国海洋战略。他们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将会帮助我们了解到大量中国海军及其他军种的未来部署趋势。中方对西方战略思维的突击钻研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海洋战略制定。

科比特的理论将会补足、而不是取代马汉理论在中国战略理论家中的影响。……如果解放军海军信奉科比特理论，那么他们的行动和战术会与信奉马汉理论的海军有所不同。这需要我们细心观察。

科比特理论除了受到海洋强国英国的欢迎之外，而且也符合像中国这样陆地大国。从名称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是隶属于陆军的海军。马汉认为，“海上力量是一国国力和繁荣等因素之首”，这是“一种根本事实，是经过历史验证的”。虽然科比特并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是他坚持认为：因为人类居住于陆地之上，而非海洋，所以战争期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你的陆军可以对敌人的领土和国民生活有何影响，或者是你的舰队可以提供何种可能让你的陆军达到目的。

因此，海洋战略即“在战争计划中确定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关系”。海军的目的是控制重要海上交通线，而不是自身取胜。

同马汉一样，科比特也坚持在战争爆发时给予敌人决定性打击。或者确切地说，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理其可行的”。但是科比特希望皇家海军限制自己的“战斗信念”。马汉推崇的绝对性海洋控制理论——将敌人永久性地赶出重要水域，在科比特看来这种目的很难达到。正常状态是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海洋。如果一方失去了控制权，这个控制权也不会自动转向另一方。另外，他主张海上防御和“舰队保持现状”。即海军以防御作为临时措施，通过战略或战术活动延后重大交战活动，从而在形势有利于我方之前让我们的舰队一直保持现状。

虽然这种概念让雄霸世界的英国海军不屑一顾，但是却很适用于中国海军。过去十年中，较为有影响力的中国战略家针对模糊的制海权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前海军指挥大学校长和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黄江少将，言简意赅地表示：抓住制海权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动。在海上战斗中，我们失去行动自由并不意味着敌人会获得活动自由。同样，阻止敌人获得活动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获得活动的自由。只有一方不仅限制了敌人的海上自由活动，而且自己获得了海上机动的能力，这样才算是掌握了制海权。否则制海权依然不属于任何一方。

解放军海军对“制海权”的官方定义中提出，局部制海权是可以在竞争性海域中获得的。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双方都会面临严重的海上行动风险，这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一定的海域进行有效控制，来开展某种海上行动”。这是对科比特“争论性制海权”的准确释义，他认为“这是实际战略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因为这在战争初期的常见形态，而且贯穿整场战争会多次出现”。

这些非常有见识而且非常科比特化的中方言论与新马汉观念有很大不同，后者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寻求绝对的制海权。实际上，这种观念与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相符。

实际上，科比特的“积极防御”一词正是几年后毛泽东在有关持久战的着作中所用到的词汇。对于科比特来说，进攻是积极防御的构成因素之一。制海权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永久性全面控制”是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目标。但是对于实力较弱的舰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也不能将其作为目标。他认为，“真正的防御意味着等待最佳出击时机”，不管是利用不对称手段发动“次要反击行动”引诱敌人消耗力量，还是增强自己的海上力量都是为此目标服务。

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指出的，“战争的防御形态在本质上比进攻形态更强大”。一支虽然较弱但却聪明的舰队会采取防御态势，加重对手的通信负担，最大化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骚扰撤退中的敌人。如果指挥官不能循序渐进地赢得胜利，即先扫清海面上的敌人舰队，之后获得制海权，那么他还有其他选择。科比特认为，虽然军事逻辑要求序列性的行动，但是战争并不按照逻辑展开，逻辑中的发展顺序在实践中并不一定一成不变，由于海战的特殊情况，一些外在必要因素让在获得制海权的行动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保护这种制海权的行动。

一支较弱的舰队可以在获得制海权之前就先实施这种权利。大胆是海上防御的灵魂。防御永远不会带来正面效果，但是它可以给对手挫败感。这种姿态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积极效果，但是它可以阻止敌人持续保持优势，从而可以为自己争取时间来控制陆上的形势。

科比特让人想起1690年，托林顿曾经在自己舰队力量较弱的情况下，阻止了优势明显的法国舰队登陆行动。虽然皇家海军舰队难以赢取决定性的交战活动，但是他们给法国的登陆行动造成了威胁。他认识到自己的首要目标是：让国王威廉三世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完美地获胜。

对于马汉来说，让舰队参加战斗至关重要。这有这样，指挥官才能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导致失败。但是科比特却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念，他认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尽量大范围的海域，同时保持一定的弹性，可以迅速集结两个或更多力量团体，在任何一部分受控领域都可以随心所欲活动。最关键的是整体部队可以迅速有效地在战略中心聚集。

弹性化的集结符合中国海岸线较长的状况，这种战略可以让解放军海军指挥官的大量部队迅速从不同地点集结。这也符合从不同空间和时间范围攻击的中国战略偏好。中国海军为了防守广袤的海岸线，让部队沿海岸线部署并可以集结参加战斗才会有效。中国海域周边列岛的大部分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并不重要。比较重要的部分不仅包括台湾，而且包括较为偏远的岛屿如，金门、妈祖和澎湖列岛。北京主张散布在南中国海上大部分岛屿的所有权。解放军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通道依赖于穿过琉球群岛岛链的安全通道，这些通道从冲绳群岛一直到北部台湾地区。从日本手中获取一个或多个琉球群岛岛屿可以保证中国在冲突期间进入重要水域。简而言之，科比特的着作可以帮助解放军有效操控海上力量进行领土周边地区的两栖行动。

虽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某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对中国思想家对科比特的看法没什么影响。科比特很少提到“利用陆地控制海洋”或者利用沿海基地飞机和反舰导弹打击对手海军。但是他的这种沉默并不是理论上的忽视，而是科技上的变化所致。在马汉和科比特时代，沿海部署的大炮打击范围只有几英里，这与今天的情形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反舰巡航导弹打击范围可以达到十几英里，有些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击几百英里范围内的目标。

生活在一个鱼雷并无创新但却依然有效的时代，科比特难以想象今天的陆地部队的打击范围和杀伤能力。但是如果海军的目的是影响陆地行动的结果，那么陆地部队应该帮助驱开敌人的同时，可以让自己的舰队进入重要的沿海海域发挥效用。科比特肯定会很欣赏陆地和海洋行动之间的密切互动。

一支遵照马汉逻辑来行动的科比特化的解放军海军，将会比一支以绝对的海上控制为目的的马汉化舰队更灵活、更有弹性、也更加令人畏惧。相应地，美国海军需要观察中国进一步转向科比特化的战略言论，以预测这样一支舰队的编制和活动趋势。依照逻辑来看，中国战略家的下一步动作应该是研究英国陆军上校查尔斯·E·卡尔维尔的着作，他是一名与科比特同时代、热衷于海军支持陆地行动的作者。卡尔维尔的思维似乎也适合中国的需要和利益。

美国海军领导层应该努力学习中国人的好奇心和革新精神，以免将来某一天发现自己准备不足。他们也需要重新考虑下长期以来的美国军队掌控一切的臆想。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需要了解“准入权”是可以丢失的，武装力量必须为争取“准入”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