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解决好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解决两岸问题需要大智慧。两岸最终需要一种政治安排，其实即使民进党上台，也会希望达成一种政治安排。两岸关系比较特殊，需要一些新思维才能突破政治僵局。

总体上看，两岸经济互动和整合正方兴未艾。这种合作越广泛、越深入，两岸的了解，两岸政治关系改善的动力就越大，处理两岸政治难题的视野就越宽广，办法也会越多。最终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台湾将会看到它与大陆合作的利益远远大于与美国合作的利益，我们就是要通过努力来创造这样一种不可扭转的大势。现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总体情况有利于这种大势的形成，也有利于两岸之间最终达成某种政治安排的探讨。

我估计两岸最终的统一道路会有别于大陆与港澳统一的道路。大陆与港澳统一的道路可以概括为：“融合 →统一→再融合”。而两岸统一可能走的道路是：“融合→再融合→统一”。而且最终两岸的统一模式可能是一种多种模式的综合体，一种不叫统一的统一，不叫联邦制的联邦制，不叫邦联制的邦联制，不叫“一国两制”的“一国两制”，一种在两岸充分融合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非常富有两岸特色的模式。如在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上，两岸能够探讨某种形式的默契，甚至发展某种形式的合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也有利于两岸之间逐步建立政治和军事互信。这种默契与合作还能为双方今后在更复杂的领域内进行合作打好基础，为两岸之间未来的某种政治安排铺平道路。

(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天安号事件”后东亚战略形势及走向

文/张文木

2010年3月26日晚9点45分，韩国海军“天安”(Cheonan)号导弹护卫舰在韩国西部海域爆炸沉没。这件本不算太大的事件却以极快的速度——这与“9·11事件”所产生的效应极为相似——在国际舆论中被迅速放大并被美国赋予极大的战略意义。纵观历史，利用甚至制造事件拉动其战略行动是美国外交的惯用手法。事件的意义多是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而产生，“9·11事件”是如此，“北部湾事件”是如此，“天安舰事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对于中国周边海域安全形势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就要了解“9·11”以来美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9·11”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进入衰落期

总体来说，“9·11”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进入衰落期。

首先，美国控制世界资源的能力下降。我们知道强大的融资能力是今天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基础，而支撑其庞大的美元体系的实物基础并不是美国的实业生产而是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美国是靠军事控制世界资源的，只要军事强有力，还能对世界资源有效控制，它就能保证世界资源采购多以美元结算，这样美元就能支撑美国金融，美国就不会垮。当代美国霸权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军事控制世界资源，世界资源支撑美元，美元支撑美国金融，美国依靠强大的金融吸吮世界财富。只要美国的军事仍能保持着持续胜利的态势，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就会上扬。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的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虚拟的信心支撑。信心指数并不主要是对现实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肯定。一国的融资能力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证世界资源在自己手里。有了世界资源支撑，美元就不会垮。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打赢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瞬间就上去了。近年来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挫导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撤军，将使美国脱离世界石油中心并由此失去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的潜规则，这将挫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这是问题的关键。金融是资源的倒影，国家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决定金融投资者的信心。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而言，信心确实比黄金更重要。这里说的“信心”，不完全是美国人的自信，还有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的信心。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已逐渐失去信心。

其次，美国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其国际竞争力严重衰退。2010年9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美民众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结束的电视讲话中披露：“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并没有巩固我们的经济。我们在战争上的花费超过了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很多都是从外国借来的。” 奥巴马坦言，战争使美国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优势正在丧失。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联手苏联有意识地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然而，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经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试看今日地图，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回响。

第四，目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严重下降。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落的表现是美元兑换与黄金脱钩，那么，21世纪初美国衰落将从美元与资源，尤其是中东资源的脱离开始。对今日的美国而言，失去中东，也就失去了支持世界霸权的金融基础。

自新世纪起，美国在亚洲的铁杆盟友日本的战略环境恶化

“9·11”之后，日本国防投资快速增长。2010年8月公布的日本防卫省防卫预算规划，2011年预算总额为4.71兆日元，比2010年度的预算增加0.6%。其中属于“特殊框架”项目的4755亿日元包含了总计1859亿日元全额驻日美军驻留经费，以及包含为冲绳的一个爱国者地对空诱导导弹(PAC3)的弹道导弹防卫(BMD)新配备经费211亿日元。日本前外交官、评论家冈崎久彦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中国侵犯西南诸岛，日本必须进行防卫，“今后10年至20年内，日本防卫的重点就是中国”。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的是日本的核潜力。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7月号刊载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詹姆斯•麦尼考文章对日本的核能力作出评价，认为“日本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核武器国家，它拥有能在极短时间内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知识和材料，只要决策者做出决定即可付诸实施”；“虽然日本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如果一旦决定将其能源从民用转为军用，日本确实拥有获得核武器的手段”。

但日本所拥有的包括潜在核能力在内的军事优势为其地缘政治的困境所制约。

我们知道，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北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日本声称对其中的“北方四岛”拥有主权，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一直未果。为此日本与俄罗斯迄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日俄之间的“战时状态”尚未解除，而日本又对南面属于中国的钓鱼列岛，继而对台湾还心存觊觎。现在日本与中国东海纠纷日益增多，中国用于祖国统一的海上力量又在日益壮大，日本又感到南方压力增大，迫切需要向南部署其军事力量。但是，日本南向战略一旦从纸面落到实践层面，日本的政治家们就不能不考虑因“北方四岛”问题产生的与俄国长期“冷战”的牵制。2010年7月俄罗斯军队曾在择捉岛举行军事演习，引起日本外务省抗议。9月27日，中俄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其间指向，已令日本如坐针毡。11月1日梅德韦杰夫巡视北方四岛的国后岛在东京又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中已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的苏联曾在日本南洋受挫且无还手之力的时候，突然废约并于1945年8月直捣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对日本最后的精锐实行致命一击。回忆这样的教训对战后的日本政治家们来说已是撕心揪肺，对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不会仅仅是不堪回首。他们不会不明白，在北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进入和平状态的条件，若在离日本还有数千里远的南方诸岛惹出战事，这对日本而言无异于新的国难。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朝鲜核力量的崛起引起日本朝野的极大恐慌，因为朝鲜新生的核力量拉回了正在向日本倾斜的东北亚战略力量间的均势。与巴基斯坦的核力量对等抵消了印度核力量对周边国家的威慑的道理一样，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日本迅速增长的包括潜在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威慑力顿感苍白。如果再考虑到朝鲜特殊的国情及与周边大国的传统战略关系，这种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还将继续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受北方牵制之苦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对日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因而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在中国海军力量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坛对其安全环境的塑造已失去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种自信。

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上述不利于日本的地缘政治因素出现，日本人也清楚，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我们知道，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而脱离具体的环境，技术就无所谓优劣。今天领先于中国的日本海军技术只有在远海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而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大陆而言，已属伸手可触的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对中国大陆根本形不成威慑力，而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又因朝鲜的核崛起而大幅缩水。

同样，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的东亚，那时的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可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既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这一点，2010年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为了拉住韩国人，在东京“对殖民时期给韩国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不料此举却遭到韩国民众更为强烈的不满。在东南亚，日本所谓的“道歉”也没有得到正面的反馈。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下的关系，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正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

我们知道，历史上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和南欧、中亚和东北亚地区一直被俄国人视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中，苏联通过一系列条约谈判在战后雅尔塔体系中获得了在这些地区的主导权。在这三个地区中，东欧和南欧为苏联控制力量最强的地区，其中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巴尔干诸国又是苏联西进波罗的海和南下地中海，甚至通过控制黑海西岸的多瑙河河口控制整个欧洲的关键地区。因此，只有将这两个地区从苏联手中剥夺出来，才能让西方人感到安全。苏联解体后，西方立即着手实现这些目标。1998年1月，波罗的海三国与美国签署了伙伴关系宪章，为加入北约做了一般性准备。1999年，西方从中间突破，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同年，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将从北方波罗的海三国到南方巴尔干的主导权，整体性地从俄罗斯人手中转入欧洲人手中。而引发这场战争的“有意义”的事件，就是南斯拉夫塞族和阿族的冲突事件以及北约利用此事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

搞定西线后，美国便马不停蹄地乘胜来到中亚，于2001年底以反恐之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引发这两场战争的“有意义”的事件，就是被美国赋予极大“意义”的“9·11事件”。这两仗一打就是10年，尽管美国军事上控制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其战果难以巩固，中亚形势越反越恐，欧洲盟友将美国推入险境后又纷纷撤军，美国被拖在中亚，孤掌难鸣。2010年8月18日，美国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撤离伊拉克。但目前中亚的动荡形势又让美国欲罢不能。美国帮着欧洲实现恢复东欧的目标后，欧洲却没有帮助美国实现剥夺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目标。

随即而来的是，美国借势直逼中国北大门，直接与韩国于7月24日清晨在韩国东部海域(日本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韩美参加演习的兵力为8000多人。韩美计划每月都举行一次联合军演直至年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美韩北面海上军演高潮迭起之际，8月8日参加美韩军演的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参加美越史上首次举行的海军演习。黄海，是中国海权最核心的地带，是中国海权神经最敏感的部位。触动黄海就触动了中国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记忆；不仅如此，进入黄海，也就接近了中国内陆的政治心脏。历史上决意在黄海动手的国家，都是随即与中国摊牌的国家。1894年的日本是如此，1950年杜鲁门治下的美国是如此，那么，2010年奥巴马治下的美国能例外吗？

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军事“屡战屡败”的特点正好相反，21世纪初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特点则是“屡败屡战”，就在美国在中亚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际，美国于2010年1月又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目标，其战略重心继续东移。“天安舰事件”不过是拉动这一战略转向的“由头”。

鉴于中国崛起，特别是近些年中国海军的崛起，身陷中亚的美国已意识到遏制中国的紧迫性。2006年，美国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认为：“在主要的新兴强权国家中，中国是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中国也是最可能发展出破坏性军事技术来挫败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国家。”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刺激了美国海洋战略武器，尤其是核潜艇的部署向亚太转移，报告指示要将长期部署在太平洋的攻击核潜艇比例提高到60%。2010年7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多艘“俄亥俄”级潜艇突然出现在中国周边地区标志着其军事战略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美军方还希望借此向中国等亚洲国家传递一个信号，即美国作为该地区平衡力量的地位不会减弱而是不断加强。

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是奥巴马政府的既定政策，但从2010年起在美国外交的日程表上这个进程已被大大提速。2009年7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透露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她说：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毫无疑问——如果本届政府开始执政时有怀疑的话——美国已经重返亚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

“重返亚洲”，这次美国似乎不仅是说说而已，与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要遏制目标不同，这次，美国“重返亚洲”要遏制的对手已不主要是俄国而是中国。

美国不来则已，一来就直奔黄海，黄海如前所述是中国海权的“脸面”，同时它更是中国海权的“命门”。看来，“狼”这一次——尽管它已在中东人民战争中被打得伤痕累累和精疲力竭——真的要来了。

为打破海上封锁，做好应对最坏结果的准备

如果美国不是来到黄海，或根本没有打算进入黄海，那我们还很难做出“狼来了”的判断。现在美国已经在韩国西部海域即黄海开展一系列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如果结合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的外交表态，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次由“天安舰事件”拉动的战略东移行动，其前锋意向就是中国。

黄海在历史上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理论上说，中国海权应覆盖整个中国的海上利益，但目前中国的海权与其制海权并不匹配，中国制海权被限制在美国拉起的意在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它包含北起阿留申群岛，中接日本列岛、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终结于扼马六甲东南端口的新加坡的链型岛屿连结的海区。在这个岛屿链条以西，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面临着巨大的海上安全压力。在这三者中，东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它西濒沪宁杭经济区，东有大隅和琉球诸水道与太平洋相通，北与黄海相连、南与南海呼应，扼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南北航路要冲，是东北亚与东南亚海上联系的纽带，也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通道，因而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海域。台湾位于东海前锋，是“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台海统一将使中国能够有效地贯通从黄海到南海的海权资源，依托大陆，在太平洋西岸形成强大的海上制海能力。由于目前台海两岸分离的现实，中国海权以台湾为分界被拦腰分割为南北两段，不能形成有效的海上合力。这使实现台海统一成了中国打破其全部海上安全压力的关键环节。

如果说台湾是中国“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之间的关键环节，那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日本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海域即黄海便成了中国国防海上安全的“命门”所在。这是从制海权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黄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正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的话语权。”

我们知道，造成近代远东战略力量格局的变化是由俄国和英国军事力量伸入到远东开始的。19世纪中叶英国和俄国从南北两向向中国压来，而只有当它们来到或接近黄海时，才对中国政治造成全局性的震动。1895年，日本在黄海打败中国，中国元气大伤，急速衰落。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从中国移向日本。从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直至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日本基本掌控了远东地区主导地位。日本战败后，美国于1950年又来到黄海并介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打赢了这场战争，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逐渐移向中国。从1953年迄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持续增长，与此相应，美国也急匆匆将其战略力量向亚太转移。沿着20世纪50年代初的路径，拉上韩国再次扬威于黄海。尽管这是演习，但地点选在黄海，这让人嗅到了硝烟味。

尽管我们在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和平结果，但我们也不排除美国与中国“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可能，为此，我们还要考虑到较坏和最坏结果，并着手做好准备。

较坏的结果是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打压中国的姿态，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清醒的政治家，这些人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邓小平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邓小平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20世纪30年代欧洲英法绥靖外交的沉痛教训说明：为合作而合作的外交，与为和平而和平的外交一样，其结果都将是事与愿违。

最坏的结果就是目前美国政治已为大财团所“绑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这些财团利益相分离，美国以自毁的方式拖垮中国，拖垮维系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和平。研究表明，每次经济危机时期都是美国外交的战争发动时期，鉴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目前看奥巴马被大财团拖入小布什的战争路线，似乎难以避免。当然，战争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最坏的结果。应对最坏的结果当然需要做最坏的准备，这就是不得已而进行的军事斗争的准备。

(作者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