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这句话套用在中国的高校治理上，就是学术权力该如何在行政权力的遮蔽下找到自己突围的方向，与行政权力、政治权力一起推动高校改革，成就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校领导(除一位因为分管缘故继续留任)集体退出该校学术委员会，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剥离。

华中师范大学新的学术委员会由23名教授组成，原来的校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等领导共有5人进入学术委员会，现在除了副校长杨宗凯因分管此项工作继续担任委员，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

此举被认为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教授治学的一项重要实践。人们对此举欢呼叫好，这也表露出中国高校行政化积弊之深。就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所说：“我有时候就在想教授如果不治学，治啥？没啥好治的，要么治家啊！”

外部治理的困局

在处长、主任、副部级校长、正厅级校长已经超越教授，成为高校权力的拥有者和受益者后，中国的大学就面临如何回归大学教育本身的课题。

行政化何以成了高校的痛楚？今年10月由国内9所一流大学举办的“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说，西方的高等教育起源于11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大学是在教会与世俗中寻求独立空间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大学是西学渐进的产物，多数由政府出资建立，一开始就和政府有割舍不开的联系。再加上社会体制不同，中国的社会教育无法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学，往往是服从命令的，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下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模式，大学在两者之间形成学术空间。”郑南宁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学。

“所谓的行政化，就是说你用一套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去管教育，你用行政权力挤占甚至代替学术权力。”杨玉良说。大学的行政化管理倾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上述9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这些第一批985工程的高校联合成立的“C9联盟”，被称为“中国的常青藤”。他们去行政化的努力，或将引领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方向。

在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上，不得不提及2007年开始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一个新生力量，它被认为是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翘楚，但在建校过程中，却遭遇了无数行政化的尴尬：因为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的竞争性经费和教育资源，致使高校和教师经常要“跑部钱进”。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说了行政化链条在高校的运作：当官之后教授职称就容易得到，得到教授职称后项目和经费也容易得到，拿到项目和经费，成果奖也就容易到手了。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

而在这种体制下被任命的校长，也成了一个很辛苦的群体。郑南宁说，校长不仅要领导组织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还有许多分外的责任，比如承担离退休人员工资收入增长等社会责任，因为改革的成果要共享。

“我想到我们大学里流行的口头禅，叫做‘桌椅板凳柜，生老病死退，水电气暖卫，咋干咋不对，师生员工全得罪’，我想这是我们中国大学面临的，也是师生抱怨很多的(问题)。”郑南宁说。

正是认识到高校行政化的弊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

但是，在外部大环境没有改变之前，在官本位依然大行其道之时，高校如何能独善其身？“那就在自己的范围内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吧。”在“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间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而这些能做的事情，就是高校的内部治理，在学校内部率先“去行政化”，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在不同群体间重新分配，建立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和管理模式。

内部治理试验

但对大学校长，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并不是个轻松的话题。

杨玉良称，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应该据此划分学术、行政以及政治权力在各个层面的分布。但很显然，当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并不一定把学术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表示，由于过去的行政管理过于扁平化，30多个学院使得能听取到的学科的声音越来越小，因此浙江大学希望进行“大学院制”的改革，却遭遇了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抵触。“原来已经成立学院的不愿意变成系，他说原来学院一开会我坐前排，现在弄成系了我就得坐后排。”

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确定的学校内部治理唯一试点，杨玉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当校长的20个月，胜过自己20年读书。

近年来高校已不再是象牙塔的代名词，层出不穷的腐败案、抄袭案，让高校在人们眼中失去了理想的色彩，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让高校的发展路径饱受质疑和指责。

杨玉良称，大学经常会冒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经济利益上的风险、法律层面上的风险和道德名誉上的风险。自己最近在研究复旦大学前几年各种风险的案例，以发现学校的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他的结论，解决学校管理漏洞的唯一办法就是坚持所谓大学里的“法治”。用大学章程把比如大学的愿景和使命确定下来，保持大学的稳定性，留下传统和历史供后来者继承。与此同时，大学章程还必须限制学校领导的权力。“我们经常开玩笑，大学校领导你该有的权力是没有的，但不该有的权力你可能太大。”杨玉良说，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折腾，大学章程还要规定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上的合理分配。

他强调，大学的管理和内部系统应该具有相当的保守性，比如说以耶鲁大学为例，在重大决策的时候，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充分彻底协商讨论，因此在行动上往往好像犹豫不决。但是，正如《时代》周刊评论耶鲁大学说：人们可以说耶鲁的进步不快，但是其进步总是有选择的和基本上正确的，这点很重要。

“你要知道大学的某个举动，影响的是未来10年、20年。如果你今天不想明白，到后面连补都来不及。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事情，一定要今天或明天马上做出决策？可能不良的政绩观在大学里头也有表现，这或许也是行政化表现的重要方面。”

此前，郑南宁曾去日本考察大学法人化改革。法人化改革前的100多年，日本国立大学由中央政府设置和集中管理，国立大学的教师身份属于国家公务员，政府提供充足办学经费，不干预校内学术活动。这种完全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的“学术群体”在一个规范、清晰的管理下进行。

到2004年4月，日本国立大学正式启动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不再作为政府直接管理下行政组织的一部分，而成为独立自主运营的法人实体，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就是“管办分离”。政府充分发挥拨款机制的作用，在保证非竞争性拨款的同时，引入有导向性的拨款，实现政府对大学的间接管理。

而这场改革最终对日本社会没有造成多大的动荡，原因在于，立法先行，“不仅可以避免失误，而且使大学少走弯路”。

因此，郑南宁对杨玉良的看法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立法先行，在法律的框架下确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政府可以“通过拨款机制的改变来体现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我们希望985三期以后的经费，能够成为办学的经常性经费，一部分作为学校的非经费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