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都不能没有战略。战略不是一个唬人的名词，她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博弗尔称：“其目的为整理事项，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此乃基本真理。”

什么都可以出错，但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但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同时，也应看到，战略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一个特定的战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最好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是最坏的。”所以，任何一个时期或一个特定的阶段都必须有其相应的战略。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我国的国防安全与未来将取决于陆、海两个方向，因此对陆海两个方向的取舍都必须在战略的指导之下。大战略决定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决定军事战略，军事战略则根据陆海两个方向的安全形势与发展趋势判定。现阶段，中国对陆地的利用将至尽头，对海洋的开发正当其时。只有把经略海洋提升到应有的地位去思考研究，才能叩响大战略之门。

海洋对大战略的历史影响

2500年前发生的萨拉米斯海战曾被誉为西方海军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迫使波期人在爱琴海上的制海权终告结束，并第一次为历史学家所记载。指挥赢得这场战争的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曾惊人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他还坚持认为，希腊的未来在海上。就其观点而言，无不闪烁着大战略的光辉。

“战略”一词，源于希腊的“军队”一词。虽然战略一词古已有之，但战略作为军事术语和名词在西方世界正式使用至今已有200多年，引进中国并广泛流行也就百年左右。这并不是说古代的中西方就缺少战略。希腊和罗马虽无正统的战略著作传世，但思想和观念的遗产却如珍珠散落。西方战略的源头海洋成份较多。作为传世之作的《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和“百世谈兵之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战略著作，思想体系也比较完整。但由于中国战略历史土壤中的陆地成份极其厚重，即使在《史记》中也可见一斑。即便是史学大家司马迁，其眼光与视野虽远高于时人，但也没有超出陆地的范围。说到底，还是历史和地理的局限。中国古代战略鲜见海洋。

公元1500年是东西方的分水岭，“地理大发现”把整个世界直接紧密地联系起来，海洋成为人类重要的交流通道。1500年后，伴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海上战争形态有了长足的发展，各西方强国无不把目光聚集于海上，经略海洋把战略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世界的战略战典再也少不了海洋。无海洋不成其战略，更不成其大战略。海洋从成为世界的“流动公路”起就对大战略造成了重大影响。

大战略预示着历史的发展趋势

海权论的创始人美国海军军官和历史学家马汉提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并且能够控制海洋。他的制海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世界海军战略的分水岭。他的海权论学说及海军战略理论应运而生，成为西方海军战略理论的基石和谋求霸权的思想武器：美国把“控制全球海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作为海军战略的重要内容，并不断加强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自卫队也明确提出，要保卫海上“生命线”；印度海军提出了“远海歼敌”的作战思想，以实现“印度洋控制战略”。相形之下，中国对海洋权益和诉求的缺失却成为累累的历史伤痕，莫此为甚的是中国至今未形成类似西方海军战略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的陆权思想与西方的海权之路背道而驰，且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学界对于战略研究的传统认识基本上是维持在《孙子兵法》的思想发源地在中国，沾沾自喜于中国以战略思维见长。但大战略规定的只是原则，没有战略的运用则不成其为战略。战略的运用需要条件来决定是否取舍。对于一个同时具有海权和陆权需求的国家来说，选择海权还是陆权或者两者兼顾都极其重要。明代是中国海防与塞防的分界线。明以前的中国专重陆权，是因为没有海防的压力，国家安全尚可保全。就这种地缘环境而言，朱元璋问计朱升老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似乎也可算得上大战略。明以后，由于闭关锁国导致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明朝的封疆禁海也逐渐使海防成患、海权沦陷。明朝嘉靖年间，最严重的时候倭寇和海盗竟使中国沿海数千里竟同时告警。至清朝终于形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海权与陆权的分野形成了中西方海军发展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使得中西方海军战略理论的基础截然不同。中国的战略传统与西方鲜明的进取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战略的发展趋势主要是顺应有历史的发展方向，海洋和世界的联结，历史对海洋的选择，而战略作为指导全局的方略，还能够舍弃海洋吗？沙皇彼得一世有句名言：“作为一位统治者如只有陆军，就只有一只手，而谁同时拥有海军，谁就有两只手。”同样也是，战略如果缺了一手、少一个方向，就不能称其为战略。

中国将从海洋叩响大战略之门

据统计，1840年到1945年，中国曾遭受西方列强海上入侵达470多次，较大规模入侵达84次。海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主权。历史证明，所有现代强国都是海洋国家。中国晚清的历史教训应该能给我们一个清醒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和世界联为一体，中国的海外利益不能仅仅依靠陆权，不能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中国既能不舍弃海洋，也不能忽视陆地，海权和陆权都的影响中国的战略主动权。海洋和陆地作为中国国防安全的两个重大方面，对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对于陆海两个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必须从大战略的高度去分析、去规划，从顶层设计入手。大战略必须关照全局，在大系统中分析求证，抓住重点，分清主次，调动潜能，趋利避害，才能从大时空中去认识、去把握。1941年1月29日，英美两国秘密制订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同年12月7日，美国首先遭到日本突然袭击，统帅部经受住各方压力，坚持既定方针，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对大战略的认识，大家普遍存在有两派四种观点。一派观点认为，大战略就是国家战略，两者是对等的。另一派认为，大战略从属于国家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代名词，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大战略是国家集团或联盟的战略，它高于国家战略；第三种观点认为，大战略和国家战略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两个部分，大战略主外，国家战略主内。我认为，大战略既有对外的一面，也有对内的一面，应该表述为：

大战略为政治集团或国家联盟协调调动一切资源，为达成政治目标服务决策，进而影响历史发展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

战略是连接目的与手段的中间环节。因此，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确定应当优先考虑的事项。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所有的目标和对这些目标所构成的威胁都是成正比的。由于战略决定的是生死攸关的事，所以战略必须要回答为什么去做，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这个问题。马汉说，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自18世纪后期梅齐乐首先提出战略这个名词，到19世纪初期的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曾作过阐述。“古典战略家”李德哈特还对大战略进行定义：“大战略”这个名词含有“政策正在执行中”的意识。因为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国家资源或关于国家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则由基本政策来决定。他总结道：“战略的眼界是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与战略不一样，大战略的领域大部分还是未知境界，仍然有待于探索和了解。”

就中国的陆海两个方面而言，单独都不成其为大战略，甚至构不成国家战略或军事战略，但联系起来运用，就可以决定国家安全战略或国防安全战略。从大战略的角度看待海权与陆权，宁可失之于大，不可失之于细，宁可失之于远，不可失之于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应是这样。

中国的古语上说，开门见山，那么我说，现在的中国是开门见海。三海之争，台湾统一，海外权益，能源安全。从任何一个方面看，海洋都牵动中国的大战略。19世纪以来，鸦片战争之后，在海上外患的冲击之下，中国已经意识到海防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却只有海防论没有海权论，只有被动的海防观念没有自觉的海权意识，缺乏积极利用海洋的思想。海洋是我们流动的国土，是国家的安全屏障，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不断拓展的空间，是国家经济和能源、资源的最重要的基地，是今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也未是来世界强国争夺的焦点，但我们重视的不够，强调的不够，规划的也不够。19世纪90年代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本杰明·特雷西预言：“海洋将是未来霸主的宝座，像太阳必须升起那样，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地统治海洋！”当然我们不做霸主，但也不能让霸主来主宰我们的海洋。

时代呼唤中国产生新的大战略，中国的大战略之门将优先于海洋方向打开。无论如何，海权思想都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不绝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