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大海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它是行使国际权力的杠杆，也是幻想的载体与神明的圣地。日前，主题为“海上迷踪”(Lost at Sea)的海洋文明展正在英国展出
正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举办的展览“海上迷踪”(Lost at Sea)，从其副标题“英伦式海洋想象，1550~1750”来看，并不满足于仅仅展示大海狂暴的一面，而试图以莎士比亚为切入点，勾勒出一幅更宏大、更复杂的人文海景图。
英伦海洋志
17世纪初，大海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它是行使国际权力的杠杆，也是幻想的载体与神明的圣地。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均与海洋息息相关。展览在呈现古代技术诀窍和制图知识的同时，还将先人的海洋叙事理念与宗教信仰穿插其间，营造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生活在五百年前的先人可说是相当“无知”，但他们对某些事物的理解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对英格兰而言，海洋的地位尤其重要：只有征服大海，才能征服世界。16世纪出版的许多英文著作，均由更成熟的海洋文化翻译而来。例如，《航海艺术》副本便是由马丁·科尔特斯(Martín Cortés)于1596年自西班牙文翻译而成，被奉为标志性的经典著作。1588年出版的《海员之镜》则是荷兰地图的改良版，在彩色封页上，作者无不乐观地给英格兰戴上了“世界航运中心”的高帽。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的勃勃雄心更令人瞠目：在1559年出版的《宇宙镜志》中，他宣称可透过一面镜子观察和整合整个宇宙，而他本人即这面“魔镜”的永恒中心。
当时的许多航海著作融合了几何学与天文学知识，将其称为数学书亦不为过。罗伯特·列考德(Robert Record)于1556年出版的《知识殿堂》即是历史上第一本“白话英文”数学教科书，尽管其中依然夹杂着若干艰涩的希腊文。
大海的理想与现实
在1609年首次出版的《爱之诗》中，莎士比亚将爱情比作“亘古长明的塔灯”与“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傲视暴风狂雨却不为动摇”。然而，面对险峻莫测的大海，莎翁的爱之理想似乎难逃夭折的厄运。倒是1709年《暴风雨》中在风口浪尖颠簸的三桅帆船更符合常态。展厅中一枚由黄金和水晶制成的“纪念诗戒”将生命的脆弱与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戒指的内圈上刻着若干小字——“记住，残酷的大海在11月夺走了他”。在圣约翰大学教授英语文学的门茨指出，海洋一直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舞台与不安定性的象征符号”。这一概念横跨三个世纪，成就了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的长篇巨著《白鲸》。
更早些时候，水手和大海亦是宗教戏剧的经典元素。牧师在讲道时常通过“道德指南针”与“圣锚”之类的比喻提醒海员们注意前方未知的危险，同时对陆地居民进行道德训诫。在一幅1721年的画作中，“神之眼”透过层层风暴凝视海面，明亮的光束亦随之抵达一艘正在垂死挣扎的船舶。约翰·弗拉韦尔(John Flavel)在1698年出版的《航海之神》为这幅画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水手不同于其他人，他们因工作需要常与死亡近距离接触，因而具有特殊的地位”，“生与死总是界限不明，悬而未决”。
不过，也有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水手们同样有人类的劣根性。1691年，一位海军上将对英国皇家海军的船长的评价并不乐观：“是个好人，可惜嫩了点儿”、“一无是处”、 “原来是个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