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2000余年的春秋时代，百越族群的一部分——于越建立了越国，他们与北边的吴国经常发生冲突。后来越国灭吴称霸，迁都山东，成为当时列国中唯一的海上强国，这显然是继承了古越人的海上雄风。
越国的战船大致分为“戈船”“楼船”两种。戈船是一种小型快艇，体积较小，速度较快，利于近战、速攻，以铜戈为主要兵器。楼船则高十余丈，分为数层，不仅可以多运士卒，而且可以多载军资，船上装饰华美，遍树旌旗，十分威武雄壮。越王勾践从浙江会稽迁都山东瑯琊之时，为免陆上运输耗费时日，乃编组大规模的船队从海上迁都。《越绝书》中说：越人“从瑯琊起观台（了望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越国北上争霸中原，不迁都到一个内陆城市，却选择了滨海的瑯琊，正是为了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越人海洋民族的优势。中原大国即使能在陆地上打败越国，也无法在海上与越国争雄，因为越人在海上南来北往，进退自如。战国时期楚国多次打败越国，就是无法灭掉越国，直到秦始皇吞并六国，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消灭他们，因为越国的重要人物都从海上转移走了。
如果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能够尽量利用南方越人的航海专长，支持他们从海上向外发展，而不是重农抑商，闭关锁国，那么海洋也会是中华儿女大显身手的舞台。
郑和七次下西洋
秦汉以后，封建王朝把居住在沿海的越人迁入内地，禁止一切海上活动，愚不可及地放弃了万里海疆。东南沿海各地的百越后裔只能望洋兴叹，凡是敢于违禁出海活动的人，都被封建王朝视为自弃王化的顽民、海盗，轻则取缔，重则镇压。只有南宋一代，对海上贸易采取了鼓励与保护的态度。总的说来，历代王朝对于民间的航海活动，是压制的时间长，开放的时间短。
从秦并六国到明朝初年，中国的航海事业受到历代不同程度的压制已达1600年之久。但是从郑和七次下西洋一事看来，直到距今500多年之前，就航海事业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我们不必多费笔墨，只就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与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的各种情况加以对比，就足以说明问题。

请想一想：以500多年前东西方两次重要的航海活动相比较，就时间而言，我们比西方要早87年，就规模而言，西方只是我们的零头。可以说，近几百年西方人侵入东方，侵入太平洋，不是他们有多么雄厚的力量，而是中国人的失误、疏忽所造成。
何时重振海上雄风
明朝初期，中国还是海上强国，因为郑和七次下西洋，明朝声威远播。又过了两百年，到了明朝末期，西方殖民者已经纷纷东来抢占殖民地，中国的海军力量仍然不弱于人。1661年，郑成功仅仅率领一支抗清的孤军从厦门渡海作战，就一举击溃了盘踞台湾已经37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荷兰舰队溃不成军，日本人笔下的一幅《郑荷海战图》一直保留到今天。
清初海禁极严，片帆不许出海，坐视西方人到东方来掠夺殖民地，不理不睬。中叶以后，因为人口压力太大，民不聊生，民变蜂起，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沿海贫民到海外谋生。于是，北方贫民的闯关东，南方贫民的下南洋，就成了缓解人口压力的不二法门。在下南洋的贫民中，大都为宁波人、温州人、闽南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等等。他们的家乡正是上古的百越地区。我们认为：近代海外华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与古越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应该有一定的传承关系，绝非偶然。
在东南亚，在太平洋上诸岛，欧洲人是武装殖民，海外华人是和平移民。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为武装殖民，在丧失特权后就难以立足；作为和平移民，他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特权，全靠自己胼手胝足建立家园，可以落地生根，和当地民族长期和平共处。
在21世纪中，中华民族的发展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海洋，而在我们的血液里，有的是海洋民族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