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国际海洋年”到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已由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20册，近400万字。编写这两套丛书的目的，正如杨教授在《总序》中所说，是“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的价值”，“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个全面关注中国海洋发展大型研究计划的成果，被列入“九五”、“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一
海洋史在学术上并非新的问题。中国“新史学”创立之初，便关注海洋与中国的关系，开始中国史学的涉海研究，形成南海交通史、南洋殖民史、郑和研究等主题领域。一百年来，中国海洋史的内涵和学者对它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定位从大陆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转变，反映了历史观的巨大变迁。从理论上说，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我国历史上的国家发展路向是重陆轻海、陆海失衡的。近代海权丧失，中国失去海洋国家的地位。因此，从国家的角度看历史，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是常态，而作为海洋国家只是“片断”。但是，中国海岸带和环中国海的岛屿、海域组合的海洋区域，自古便是沿海人民生存发展的空间，国家干预造成的挫折，从长时段看，只是迫使海洋发展局限于地方和民间的层次，或脱出体制外运行，历史传统并没有永久性中断。因此，从区域的角度看历史，体现中国作为海洋国家的一面是连续的，而不是片断的。再次，环中国海的东亚海域是海洋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区域很早就是东亚濒海国家和地区海上交流的场所，而且也是西亚、欧洲海洋势力先后航海东来的目的地。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历史，海洋中国与世界的接触、碰撞、互动也是连续的。正是由于沿海地方和民间的海洋发展具有连续性，而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才使当代中国具有重新选择海洋发展路向的可能性。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重大的贡献。让海洋问题进入中国历史学的主题领域，发挥历史学的功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海洋研究，应是中国历史学的使命。
中国的“海洋区域”，不只是中国领有和管辖的海域，还包括大陆海岸带、岛屿等陆地领土，以及中国人海洋活动所达的外海和地区。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史学研究，具有跨国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由于各学科都有本学科既有的知识传统、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同样面对海洋及人类海洋发展所产生的事物，使用同一个词语往往存在歧义，只有经过概念磨合，才能实现对接、融合。历史学的涉海研究，已形成多个主题领域和专门史分支，但研究成果难于简单相加为整体史，关键也在于概念体系没有磨合。为此，杨国桢教授在设计研究计划和实际工作过程中，引入“海洋区域”、“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等其他学科习用术语，对其概念内涵加以调整和补充。现代科学对海洋作出新的界定，指出：海洋是由作为主体的海洋水体(含海面、海水层)、海底、海中的陆地(岛、礁)、海面上空的大气和围绕大海周缘的海岸等组成的统一体。所以，“海洋区域”即人类海洋活动的空间范围，是以海洋水体为中心，包括了岛屿、海底、海岸带陆域和海面上空。在这立体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都是“海洋经济”。直接或间接开发利用海洋而发生种种社会关系的各种活动群体，及其组合成的关系网络，就是“海洋社会”。人类直接或间接开发利用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化，即“海洋文化”。从各学科相关词语诠释中找出共通的内涵，运用于历史学，把海洋史扩大为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这就为跨学科研究找到了契合点，为丛书的成功铺垫了基础。
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历史学的问题，自20世纪初至今，经过几代学者的耕耘，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形成多个专门史分支的研究。但是，由于没有相互联接、贯通，缺乏真正以海洋为本位的系统研究，不能从整体上展示海洋发展本身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文明的历史进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杨国桢教授提出“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即立足海洋，划出海洋区域，把海洋纳入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中。重建海洋经济系统，把海洋产业从依附陆地农业、工业、商业、交通业等部门经济分类中剥离出来。重建海洋社会系统，把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研究加以整合，重建海洋文化系统，演绎中国特色的海洋人文传统。为此，他要求作者们首先要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从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发现有用的史料，特别是搜集海洋社会群体、沿海社会、海洋移民社会遗存的民间记录、文物或考古发现，与中外历史文献互证，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陆海互视，探究中国海洋区域与陆地区域、中国海洋区域与海外国家(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也就是整合各涉海的专门史分支，形成海洋史学，打通历史学与其他海洋分支学科的连接，以史为鉴，推动当代海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收入丛书的论著，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主体，包括一些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成果。各书选择不同的问题加以探讨，努力搜寻历史证据，采用合适的科际整合方法，践行主编构建中国海洋史学的基本设想。
二
这两套丛书构成一个系列，内容涉及中国海洋整体史研究的多个层面，但重心放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中国海洋社会文化史两个层面。研究的路径是由古代向近现代延伸，以明、清两代为重点，注意和发现海洋发展传统中有利现代化的文明因素。形式以专题的探讨为主，但同时观照古今中外的历史连接，力求做到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中国历史上和海洋有依存关系的传统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船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商业、海洋服务业，沿海外向型的手工业、农业等，都有必要和沿海社会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寻找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内在动力。
海洋渔业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传统海洋产业，但以往仅有渔业史的研究，且把海洋渔业与淡水渔业混为一谈，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的综合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欧阳宗书著)，将海洋渔业放入海洋社会经济大系统中，以渔业生产的主力和渔村社会入口的主体——渔民为基本的考察点，以渔民的海洋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为主线，以海洋渔业经济与其他海洋产业经济的相互关系为副线，力图从空间层面探讨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从时间层面探讨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的演进轨迹。认为明清海洋渔业已略具现代渔业的雏形，实际上已涵盖沿岸、近海、远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及运销，更正了渔业史学界关于明清海洋渔业是“向下的、倒退的”传统说法。
海港、口岸是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商业、海洋服务业的载体，也是海岸带经济与人文活动的核心社区。既有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属于港口单体考察，集中于航运和贸易的经济层面。《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蓝达居著)，以闽东南港市为对象，从海陆人文互动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港市社会及人文心态，分析闽东南港市社会陆海兼具的双重特征。指出那种认为海陆人文不能兼容，海洋发展是“分离力量”的说法，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海岛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海中基地。以海港为中心的陆岛网络，是岛屿带开发的关键部位。《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吕淑梅著)，以中国岛屿带开发的推进，中西海洋经济互动、两岸贸易需求的刺激，台湾岛内土地开发的启动为背景，探讨台湾海港的兴起与发展，功能和设施，指出陆岛网络的形成和扩张，促进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开发，大陆沿海及近海岛屿经济的发展，两岸关系的日益密切，是中国岛屿带开发的突出成就。
海洋商业活动是传统海洋经济和近代海洋经济的重要成份。在海外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中国海外贸易史研究和商人研究，成果斐然，但对中外海上贸易的经济活动、商人行为、市场网络等进行整合考察的佳作较少。《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陈东有著)，着重探讨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活跃在东南地区的商人与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分析商人在内层贸易带(内陆)与中层贸易带(海岸带)、中层贸易带与外层贸易带(海外)之间的互动行为，商人社会对商人互动行为的控制，官府选择行为对商人互动行为的控制，作出历史的评价。广州口岸古有“天子南库”之称，清前期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制度，更凸显了广州口岸的地位。对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有过闭关与开放的争论。《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张晓宁著)，探讨这一特定时空中西贸易的实况，认为广州制度是清朝应对西方海洋经济东进的保守措施，抑制和扭曲了中国海洋经济自然发展进程，但中西海洋经济在广州市场上的碰撞，在客观上又对广东和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不同层次的推动。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制度本身导致的，而是在执行中，中西贸易常常偏离制度的结果。
舟船是一切海洋活动的浮载体，海船制造、航行的各种技术是海洋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船货则反映了海洋商业的信息。现存历史文献往往语焉不详，而海底沉船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考古学界对古代海底沉船的研究，较多停留在对古船及船货资料的描述，历史学界对古代沉船文物考古资料又存在巨大的认识障碍，鲜有采撷和运用。《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吴春明著)，尝试从整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途径让沉船诉说历史，利用环中国海考古发现的200多艘沉船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通过沉船遗骸本体结构、属具的历时排比，再现中国古代帆船形态与结构、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演进过程；依据沉船遗迹的空间分布规律，探寻中国船家驰骋的海洋航路网络；从船货遗存构成，探讨腹地生产、港市集散、海外流通的体系。
海洋活动受海洋气候、潮汐、洋流等的限制和影响，海洋自然灾害是制约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于运全著)，把海洋自然灾害引入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克服灾害史与社会史、经济史脱节的弊病，对中国历史上的海洋自然灾害的类型，海洋自然灾害对沿海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影响，海洋自然灾害的预防与救灾，作了系统梳理和探究。
海洋经济开发与海洋活动在不同的海洋区域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杨国桢著)，以东海海区及其两岸(今上海、浙江、福建、台湾)的海岸带为一个海洋区域单元，把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探讨历史上东南海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寻找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历史经验，为海洋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福建的海洋区域历史上涵盖台湾，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发挥过独特的作用。《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杨国桢著)，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的人文信息，对福建海洋区域和航路变迁、海洋发展模式、航海与移民活动、内陆参与海洋发展等问题和个案作了专题探究。北方海洋区域史的研究，向来是个薄弱环节，“南船北马”的说法给人以北方不善用海的刻板印象。《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杨强著)，以渤黄海区域为研究对象，勾勒该区域传统海洋经济的发展脉络，在古代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区社会、文化的影响，指出北方古代海洋经济虽不如南方普及和活跃，但也有自已的特点。《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张彩霞著)从山东沿海地区的区位特征与海洋传统，揭示山东走向海洋时代的历史底线；考察清代山东沿海地区从海运到开埠的过程，揭示山东走向海洋时代的内在动力；论述开埠后山东经济重心从运河沿岸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揭示山东沿海地区对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与辐射作用；论述开埠后山东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说明沿海地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与适应过程。
海洋社会包括海岸带社会、船上社会(渔民社会、船员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移民社会，是各种海洋社会群体的组合。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陆上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海洋社会不仅要与海洋经济联系起来考察，又需要与海洋政策、思想、文化联系起来探究。海洋社会文化史是窥测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另一重要窗口。
人口流动是海洋社会的特点和普遍现象。海洋移民是从海岸带移向岛屿、海外地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延伸性、发展性行为，是展现中国历史海洋性一面的重要社会群体。海洋移民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两种。传统的中国海洋移民主力来自闽粤，国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台湾岛，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东洋航路的菲律宾群岛和西洋航路的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丛书突破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的海洋移民、从华侨史的视野研究国际的海洋移民的局限，把它置于中国传统的海洋经济圈内，进行不同角度的专题考察。《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曾少聪著)，在分析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背景、过程和移民社会的实况之后，着重比较海洋移民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两种模式的异同及作用。《西洋航路移民——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研究》(林德荣著)，对西洋航路移民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祖籍地的互动作了探讨，着重分析闽粤移民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英属海峡殖民地(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的不同遭际。《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曾玲著)，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认为源自华人祖籍地的传统民间文化，是华人在海外再建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文化资源，同时也在新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形态。《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刘正刚著)，属于国内的海洋移民与陆地移民的比较研究。台湾与四川大规模移民基本始于清康熙二十年以后，移民潮长达百年之久。闽粤移民东渡台湾与西进四川均属在官府指导下的经济趋利性流动，但又是两种不同的发展取向，构建移民社会因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偷渡、走私是海洋社会的突出现象。在近代，更成为影响中国沿海经济社会的大问题。《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连心豪著)，挖掘海关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系统分析近代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的范围、规模、种类、内容、形式手段、组织结构及其性质特点与变化趋势，揭示产生走私这种复杂社会现象的地理、历史、社会等诸方面原因，探索走私与反走私相互消长的规律性和经验教训。
海洋活动和海洋情势对中国沿海社会思想文化、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黄顺力著)，探讨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分析古代海洋观的产生、形成和特点，明清两朝在禁海、开海政策张弛交替下海洋观的变迁，鸦片战争后海洋观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过程。《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王荣国著)，从虚幻世界入手进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构筑海神家族谱系和海神信仰的时空结构，探讨了海洋渔民、海洋商人、海洋移民群体各自的海神信仰状况，海 神信仰的区域特点和各信仰群体的不同祈盼，海陆互动中海神与陆神的角色互换。
古代中国王朝用朝贡的形式处理对外关系，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这种模式在郑和下西洋以后难以为继。海外国家进贡的衰微、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海洋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引起朝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导致晚明一百年局部开放海洋，允许商民从海澄(月港)出国赴东西洋贸易的局面。《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崔来廷著)，把明代海洋政治研究与人物研究相结合，探讨明万历朝首辅叶向高对海洋事务的观察和思想，从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说明部分海洋活动群体的利益在政治中枢得到反映。海洋国家行使海洋主权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发生重大的变化。现代中国海洋政治的重大问题，是解决与海上邻国在岛屿主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争端，维护和保全中国的海洋权益。《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李金明著)，回顾20世纪外国侵占我国南沙岛礁的历史，以国际法有关理论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批驳有关东南亚国家为占据我国南沙岛礁而编造的种种借口，分析今后的海洋政治走向。
三
丛书的内容，展示了中国海洋史学建设的架构和方向，标志着中国海洋整体史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丛书的各个专题，虽是个体的独立研究，有些具体论点、论据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商榷，完善和深化，但由于这种研究是在追求海洋整体史的框架下进行的，有立足海洋、海陆互视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因而从整体上展示了与以往研究范式不同的分析理论和方法，对被遗忘的海洋史实进行了挖掘，复原了中国海洋历史的一些场景，丰富了海洋史知识，对忽视海洋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纠偏，为中国海洋史学奠下基石，因而共同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团队协作的价值高于独立单干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丛书的出版，作为海洋整体史研究的试点，对学科的建设可以起学术积累和案例示范的作用。
历史事实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海洋的深化需要历史学的支撑。丛书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发现或重新诠释史料，对中国海洋发展进程整体和宏观的把握，可以反馈于其他学科，促进他们在结合中国国情上有新的思考。尽管这只是初步的，但揭示的意义却很深远。
历史在现实中存活，现实因历史而生辉。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人们了解中国海洋历史的渴望也更高了。丛书的出版，因应这个社会需求，发挥史学参与、经世致用的功能，呼唤海洋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对接互补，为创造新型海洋文明作出贡献，同时也具有普及海洋文化知识、弘扬中国海洋发展传统、增强国民海洋意识的现实意义。
当然，丛书的出版还不是研究计划的全部，更非最终成果。不仅所有的方向需要进一步充实、提高，拿出更多的课题研究成果填补空白，而且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海洋的研究领域，还处于拓荒的阶段。新生之物，其形必丑。从历史学的涉海研究向海洋整体史的转型，方才启动，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学科规范，和已有的学科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边缘走向主流，需要史学界各个学科同人的理解、宽容和支持。可以相信的是，中国海洋整体史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站在新的起点上，经过长期、艰巨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走向成熟，稳步地达到自已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