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和21日，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距离2005年8月1日首次对话不到两年时间。对比分析四次战略对话的内容、形式和范围，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双边高层交流机制，战略对话的特征越来越清晰，作用越来越明显。

中美战略对话能解决多少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一向是各方所关注的。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大国之间，无论出现任何新鲜事，外界总是抱着怀疑的目光。然而，中美战略对话经过四个回合的历练，已经渐趋成熟，开始在两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历史角度看，所谓的中美定期对话从来没能定期过，而迄今为止中美战略对话都能如期在规定的级别上举行，为中美之间的交流机制树立了一个榜样。

由于中美政治关系的脆弱性，目前存在的所有定期对话机制一遇风吹草动就停止，没能发挥定期对话机制的应有功能。1990年建立的中美人权磋商机制，根据中美之间的协定，应该每年举行两次，但是在其建立的前12年里只举行了13次。1983年成立的中美商贸联委会，按协定每年举行1次，可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才是第16届。1999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开始定期交流，商定每年两次，但今年即将举行的只是第7轮会晤。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年度防务磋商机制始建于1997年，随后发生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事件，该机制到2002年12月才重启。而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从2005年建立以来非常稳固，既未间断过，级别也没有下降，可以说开创了中美交流史上一个良好的先例。

过去两年里，中美战略对话从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交流平台转变为一个专业性的对话机制。最近几年来，中美之间在各领域、各行业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对话、交流机制，可以说中美之间的交流平台非常多了。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不定期交流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高层互访，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之间的会面每年都会有好几次，而两国外长会面更是家常便饭，此外双方对口部委之间的互访、谈判也不少；二是高层之间的热线电话，中美元首之间的热线和中美外长之间的直通电话是两国临时沟通的重要渠道。定期交流机制至少有四个，包括中美人权对话机制；每年一次的中美商贸联委会；每年两次的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每年两次的“中国全国人大－美国参议院议会小组”机制。

中美战略对话是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2004年11月在智利圣地亚哥达成的共识，原则上每年举行两次，双方就两国关心的重大战略议题进行沟通。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对两边关系，涉及的领域自然非常多，需要双方沟通的问题也不少。因此，最初两次战略对话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可以说包罗万象，包括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首日举行全体会谈后，经贸问题就开始分出来专门讨论。2006年中美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后，中美战略对话的定位开始变得更专业、更明确了，经济、能源、环保等议题转入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中美战略对话则更专注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可以说，专业化有助于中美通过战略对话这个平台更深入地交换意见和寻求共识，是战略对话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进步。

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的举行表明，战略对话关注的范围、举行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从范围上看，对话已经超越双边关系，涉及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的重大问题。在最初的两次对话中，讨论的议题主要是一些紧迫的双边议题，诸如贸易不平衡、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随着战略对话的深入，双方均意识到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无论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从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角度出发，都应当就当前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发展共识。在第四次战略对话中，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和巴基斯坦局势成为重要议题。显然，战略对话的这种发展方向与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相符的，是一种积极的趋势。

与此同时，战略对话的形式越来越开放，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务虚的部分。在前两次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都表现得相当谨慎。对话之前，双方发表的对外新闻公告只提及对话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至于媒体关心的议题则一笔带过。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对话的人只能是双方代表团。然而，在第四次战略对话之前，国内外媒体已经得知，朝核问题、东北亚安全机制、防扩散与反恐、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和巴基斯坦局势都是对话议题，于是媒体、学者和思想库也都纷纷加入对话中，就上述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值得关注的是，东北亚安全机制也是此次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显然这是对话中务虚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朝核问题是东北亚目前最紧迫的议题，东北亚安全机制是一个未来的议题。这也说明，除了当前的紧迫问题外，战略对话开始关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牛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