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西方传统海洋文化基本称为海洋商业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可基本称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类型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广大沿海地区的人民世代靠海、吃海、用海、观海、思海，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海洋文化受到黄河文化的深刻制约，有着明显的农业性。如果把西方传统海洋文化基本称为海洋商业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可基本称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类型。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是“以海为田”。从这个基点出发，才能较深层理解中国海洋文化在经济、政策、风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才能在21世纪较好弘扬优秀传统，克服不足方面，构建全面发展的中国海洋文化。
传统海洋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已有人类活动。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用海蚶壳作装饰品。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沿海各地。精卫填海的神话，反映了远古人类要战胜海洋的愿望。河姆渡7000年前的船浆，殷商甲骨文中的晦（海）、涛、鱼、龟等字，殷墟出土的太平洋、印度洋的龟甲、贝壳，都显示出海洋文明的曙光。更有学者提出，至迟在五、六千年以前，已形成环太平洋龙凤文化圈。
（1）衣食住行，利在于海
春秋战国时，北方的齐鲁、燕昭；南方的吴越，鱼盐之利为富国之本。牡蛎养殖至迟秦汉已出现。宋代已有珍珠贝、江珧的养殖。明清时软体动物养殖已广布东南沿海，出现了蚝田、蚶田、蛏田等，并均从“田”意。明代已有鲻鱼养殖。为指导海洋水产资源的开发，古代出现多种区域水产志。
传说炎帝时宿沙氏煮海为盐。《禹贡》有盐贡。西汉时盐铁成为国家重要财赋收入。
出海河流的感潮河段有仰潮水抬高淡水位以资灌溉陆上的农田，这称为潮田。水上潮田可追溯到战国；陆上潮田可追溯到三国。潮田广布，成为海洋农业文化的明显标志。
古代有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近海航行。中国古代有大规模的非商业性远航。秦汉时北方主要是求仙药远航；南方则是使团远航。西汉时已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印度、斯里兰卡。三国孙权组织的远航到达台湾、海南岛和东南亚，被历史学家称为“大规模航海倡导者”。晋末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和渔民起义达几十万人，活跃于黄海、东海和南海，长达十三年。失败后，不少人逃亡海岛从事捕捞和造船。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庞大舰队征伐日本，均遇风暴而惨败。元代改运河漕运为海运，由长江口把漕粮运入天津、北京。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亚非几十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
宋元时中国海舶载重大、安全、船速快，外商愿乘“中国大舶”。明代郑和宝船最大者长44丈阔18丈。中国远航基本不是经济目的而是政治目的，是突发性的，故没能发展起天文导航系统，仍用近海航行的地文导航系统，以山形、水势、海底泥、海洋生物等确定船舶所在海区，以太阳、北极星、指南针等确定方位，发展起更路薄、针经和海图。季风航海东汉已有。潮汐在航海和战争中已较多应用。宋以后，蓬莱水城（军港）的修筑充分应用了潮汐和海浪等知识。
本草中有不少海洋生物，如宋代《本草衍义》记有腽肭脐、海蛤、玳瑁、牡蛎、乌贼等十几种海洋生物。货贝充作货币先秦已有。南海珊瑚在西汉已为贡品。珍珠在《禹贡》中已列为贡品。汉朝合浦珠大量开采。北宋建造洛阳桥、五里桥时，在桥基种植大量牡蛎用来加固。东南沿海普遍用牡蛎壳烧石灰。
风暴潮灾严重，公元前48年起，潮灾被连续记录下来，十分丰富。自汉代建起了海塘。被称为“滨海长城”的海塘（和潮闸）与万里长城（和雄关）的功能一样，均是保卫沃野千里的陆地农业区。
（2）海洋科学和自然观
水流千里必归大海。庄周、屈原等人思索：居然百川归海，为什么海水不会满；又为什么不管大旱还是大涝，海平面则稳定不变。据此，先秦时已建立起海洋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的海洋观，故将海洋命名为大壑、百谷王、无底、天池等名称。《吕氏春秋》提出了水分海陆大循环的学说。《管子》提出维护生态平衡的理论。战国末邹衍提出一种非正统的海洋开放型的大九州说，在广阔平坦的海洋上散布着81块大陆。中国所在的赤县神州只是其中一块而已，自然也不一定位于世界中心。
秦汉-南北朝：东汉王充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潮汐的月球成因说和潮月同步原理，创元气自然论潮论；发现了高潮间隙；提出暴涨潮的喇叭形河口成因说。晋代葛洪则用浑天论解释潮汐成因，建立起天地结构论潮论，自此两潮论有长达千年的争鸣。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岸树起了潮信碑，供渡海者使用。《尔雅》、《说文》、《临海水土异物志》、《魏武四时食制》、《博物志》等书不仅记载了许多海洋生物，而且逐步形成在每一种类下，记述名称、形态、习性、用途及地理分布的区域海洋水产志体例。《南越志》已指出台风是旋转的“四方之风”。《史记》已明确阐述了季风概念。
隋-元朝：出现了一批潮汐学家，产生了一批专论。唐代窦叔蒙应用天文历算法，精确推算出潮汐周期为12时25分12秒强；总结出潮汐的半日、月、年三个基本周期；发现了分点潮；绘制了使用方便的天文潮汐表。五代末赞宁和尚编制了钱塘江潮候口诀。在此基础上，1056年吕昌明编制了《浙江四时潮候图》。此潮汐表在元代又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浙江亭，供渡江者使用。宋代余靖、沈括强调地形对潮汐的迟到作用，给高潮间隙下了定义，提出了应根据地理情况修改天文潮汐表，从而促进了明清各海域实用潮汐表的崛起。黑潮洋流被发现并用于元代海运。对暴涨潮的成因，唐代卢肇提出了江水、海水激而为斗说；宋代燕肃提出河口拦门沙成因说。宋代发明莲子比重计，用于制盐时的卤水浓度管理。元代郭守敬提出海拔概念，以海平面作为大地高程测量基准面。由于近海航行频繁，地文导航充分发展，河口、海岸、岛屿等海上地貌以及暗礁、狭道、浅滩等水下地貌知识积累起来。宋代划分出小海区，名为“洋”。沧海桑田思想在唐代已流行。刘知几《史通·书志篇》、储光羲《献八舅东归》诗、李贺《古悠悠行》等均使用这类词。颜真卿在《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中，以螺蚌壳在高山上出现论证沧海桑田的存在。
明清：地方志崛起，沿海地方志记录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自然灾异等现象。区域海洋水产志发展起来。总结历代潮论的《海潮辑说》以及总结历代海塘技术的《海塘录》产生了。实用潮汐表在各海区充分发展，形式多样，有表、图、指掌图、口诀、谚语等。钱塘怒潮在明清时已由杭州下移至海宁。海宁怒潮由南、北两潮叠加，叠加处又在海宁靠塘的情况被发现。在感潮河段，上潮时咸重海水沿河底上溯形成楔形层的现象被发现。明清时海洋占候、占台等天气综合预报已形成系统。明代郎瑛、陈霆、方以智建立了海市蜃楼成因的气映说。中国海岸已被划分为岩岸和沙岸等类型。
综观中国古代海洋学及其海洋观有三个明显特点：（a）近海型海洋学充分发展；（b）大洋型海洋学薄弱；（c）为海洋农牧业服务的科学发展。
（3）以海洋和海洋活动为主题的文学艺术
壮观的暴涨潮是古代海洋文学艺术中突出的主题，成果丰硕。西汉时枚乘《七发》生动描绘了长江广陵涛全过程。描绘钱塘江暴涨潮的作品更是大量的。东晋有顾恺之《观涛赋》。唐宋时不少大文学家留下观潮作品，如唐代有白居易《咏潮》诗、李益《江南曲》、姚合《杭州观潮》、罗隐《钱塘江潮》等。宋代有蔡襄《和浙江口观潮》、米芾《海潮诗》、陈师道《十七日观潮》等。范仲淹、苏轼也写有观潮诗多首。已知观潮画最早是唐代李琼的海涛画。宋代有赵千里的夜潮图、李嵩的《钱塘观潮图》、《夜月观潮图》、夏珪的《钱塘观潮图》，宋代还有《旭日观潮图》、《观潮图》等。
海市蜃楼尤如仙景，极大地吸引着古人的赞美。《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已有文学性的描述。最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登州海市》。
古人常歌颂海洋的壮丽、富庶和神秘。秦汉以来文学作品很多，仅海赋著名的就不下数十篇，如班固《览海赋》、曹操《沧海赋》、木华《海赋》、孙绰《望海赋》等。
赞美海洋水产资源的作品不少。有专门以“赞”命名的书，如《异鱼图赞》等。诗词也不少，如唐代顾况《海鸥咏》；宋代苏轼《鳆鱼行》等。描述其他现象的也不少，如唐代刘禹锡《沓潮歌》；宋代真德秀《祈风文》、苏过《飓风赋》等。
（4）与海洋有关的宗教和风俗习惯
夏商周已开始祭海。唐代封四海为王。战国时北方已流行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传说。这诱发了秦始王、汉武帝多次遣方士入海求仙药。东汉时，伍子胥冤魂驱水为潮的神话盛行。吴越王钱鏐在杭州筑塘时曾组织几百名强弩手射潮头。西汉时八月之望广陵观涛已成风俗。唐宋以来八月十八日钱塘观潮风俗极盛，杭州“倾城而出”，“数百里士女共观”。其时还有弄潮、水军演阵和祭潮神活动。弄潮常有人无谓牺牲，蔡襄任知府时，写了《戒约弄潮文》，严禁弄潮。由于潮州湾鳄危害严重，唐代韩愈写有《祭鳄鱼文》、宋代陈尧佐有《戳鳄鱼文》。由于风暴潮危害，各地建起子胥祠、海神庙、潮神庙、镇海塔；置镇海铁牛；投铁符等。一些地方还取了象征海安洪宁的名称，如海宁、宁波、镇海、海安、海康等。
有关海洋的神话故事最早有精卫填海。天妃（妈祖）故事产生于宋代，其后成为中国航海家的保护神。他们足迹到哪里，天妃宫就筑到那里。祈风活动始于唐代广州，盛行于宋代泉州港，成为市舶司接送外商的惯例。九日山至今留下大量南宋祈风石刻。
不少佛教徒通过海路旅行，如法显、鉴真。泉州港在南宋至元代为东方第一大港，外商云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由此传入，至今留下古迹。
（5）海洋政策
沿海农业区除了发展陆地农业，还以海为田，推行抑商政策，不让老百姓去海外经商。海洋产业中，官营发展，如盐、珠官营。
以中原为中心的发达农业文化使中国封建统治者发展起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政治观念。与这种观念适应的是地平大地观，中原是大地的中心，而视周围世界为“蛮荒之地”。封建统治者恩准外商来华贸易，是宣扬帝国国威和皇帝仁爱。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明初才不顾巨额关税损失，实行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与其说是商业活动，还不如说是外事活动。宋元时，泉州祈风活动成为市舶司接送外商的一种惯例，也实为外事活动，非商业性。
封建统治者不断派遣使臣远航。汉代楼船曾扬帆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古代改朝换代，新皇帝大多要诏告天下。元代统治者是蒙古贵族，这被后世汉族封建统治者视为不正常。明初不断派遣使臣出使亚非，开通传统航路，重建传统友谊。郑和下西洋规模远远超过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方著名航海，正是由于有强大的政治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