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





历史上的“胶莱海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具体说来，就是想利用胶河水道以沟通胶州湾至莱州湾的海路，缩短由江南到北京的海上运道，避开放洋远航绕道成山角之险，从而减轻以至取代京杭大运河漕运的负担。这种设想以及尝试，从元初开始，经明代至清初，一直反复延续了四五百年。
胶河自昔被列为中国名川，《史记·晋世家》就有“晋平公元年，伐齐，围临淄，东至胶”的记载。元代以前的古籍中多称胶水。东汉桑钦《水经》所写中国名川一百三十七，胶水即为其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具体记载了北魏时胶水自源地到入海的地理名称：“胶水出黔陬县胶山，北过其县西，又北过夷安县东，又过当利县西，北入海。”对应今天的地理名称说，就是胶河源出胶南铁橛山，北流经胶州、高密、平度、昌邑，至莱州境内，北入渤海。
胶水的中下游，是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的天然分界。自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以来，其下游即一直成为两个县级政区的界河。不过，它的支流落药河、白沙河、现河、龙王河、药石河全在右岸，都源于大泽山脉。唐初划定的“胶水县”辖境（基本上和以后直至今天的平度相同）也全在胶水右岸。“胶水”做为县名，历隋、唐、宋、金、元，用了将近800年，到明初才改为平度。平度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属于胶水流域。所以自元代开始的“胶莱海运”工程，自始至终和平度关涉最多，是平度历史上利害攸关的大事。
一、元代的胶莱海运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次年，定大都城（今北京）为国都。至元十六年，元灭南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统一王朝。其时中国北方（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凋弊，首都地区有庞大的蒙元贵族官僚集团和数量很大的驻军，所需的粮米及一大部分生活物资，都仰仗于江南（今长江中下游地区）来供应。随着大都城的急剧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多，如何及时地把江南的粮米等运到大都，就成了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以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各地供应京师的粮米，历来主要依靠江河水路运输，称为“漕运”。要保证南北水路漕运畅通，历代都曾开挖人工河道，北宋时著名的汴河就是沟通长江、淮河直达汴梁城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后经金与南宋对峙百余年，黄河夺淮入海。汴河完全湮废，隋唐时连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它的人工河段也大都早已淤塞。
元朝初年的“漕运”，临时只得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要经过断续的几段水道，中间加上多次的陆路倒手搬运（1），既费力耗时，代价昂贵，所运也远远不敷所需。于是，加紧在今山东省西部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想沟通淮河和卫河之间的航道。同时，又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即以江南漕船出长江口，北上经黄海，绕道成山头，转向西北，过渤海，以达直沽（今天津市）。（2）不过，济州河短期内无法凿通，而海运和水陆联运相比，虽省时间，运力也大，但以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放洋过海，漕船遇到海上风暴，往往舟覆粮毁人溺，“牵挽之劳虽节，而飘溺之患亦多”，仍然不是良策。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莱州人姚演向朝廷提出开通胶莱以缩短海运航程的建议。这个诱人的设想，立即得到元世祖的批准，委任山东东西道宣慰使（约略相当于今山东省地区的最高长官，驻益都）、都元帅（统兵高级武官）阿巴赤督率“益都、淄莱、宁海兵万人开河”（3）并“以钞万金为佣食”，“免三州一岁赋以为开河之用”（4），就是拨给帑金和减免地方租税给予财政支持。姚演则负工程设计施工之责。
至元十九年，胶莱水道打通，“凿池三百余里，起胶西县（今胶州）陈村河口，西北达胶河，出海仓口，谓之胶莱新河”。（5）据现存康熙《平度州志》里的《胶莱河海运图》（此图当系明末崇祯十五年平度知州杜志攀亲自勘察胶莱河道后所绘，甚为详明）所示，元代的“胶莱工程”主要是开凿了一条从今平度窝铺村附近的“分水岭”东南下，进入胶州湾，长60里的人工河，使这条新开的人工河道在“分水岭”处和从南面来自诸城、高密、胶州的胶河联通，胶河是从“分水岭”旁流向西北，转而北入莱州湾的，于是新开河便把胶州湾和莱州湾沟通起来。为了增大新开河的水量，又开挖了一条从今天的平度南村镇北，引沽河水向西，至吴家口由北岸入新开河长20余里的“助水河”。还在新开河之南，今胶州境内开了一条长渠，逼引南来的胶河分流东下以济新开河。对于“分水岭”以下的胶河则进行了全面疏浚、加深加宽河道，加固堤坝。为了蓄存河水和调节水位以保漕船通行，自南海胶州湾口沿运河建了陈村（今胶州境）、吴家口、窝铺、亭口、周家口、玉皇庙、杨家圈、新河

（以上今平度境）、海仓口（今莱州境）共九座水闸。胶莱海运遂即开通。
元世祖任命阿巴赤为胶莱漕运使，专司漕运事宜。“其水手军人等二万，船千艘”，来自江南成队的漕船，满载粮米，不再涉大洋，绕成山，只需进入胶州湾，便可由麻湾口随海潮入新河逆水西上，过窝铺闸后，转西北顺流而下，北转，出海仓口，入北海莱州湾，西北上，直达直沽。航程大为缩短，也不再有大洋飘溺之险了。史称其时“岁运粮米达60万石”（6），占到江南海运漕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虽然史学界多认为这个数字有夸大成分，可元代的“胶莱海运”曾一度非常兴盛，自是事实。
然而，胶莱海运通航不久，就陆续暴露出许多严重缺陷，最主要的是没能解决运河水量不足的问题。按原来的工程设计，是想利用南北两海口潮水上涨的时机行船，却因中间河段水浅，“船多损毁”，以致“军民苦之”，得不偿失。
此后不久，山东西部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成功，京杭运河漕运开通，很大一部分漕粮勿需再用烦难的“水陆联运”了。同时，远洋航运的技术也有很大改进，元朝以精于航海的江南人张煊、朱清负责海上漕运，岁运粮数百万石。这样一来，新开的“胶莱海运”便被淘汰了。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下诏“罢胶莱海运事”，阿巴赤调京任职，胶莱运船和水手等也都调到济州河等地他用。
元代的胶莱海运，在漕运史上是一种创举，具有开拓性的思路，实践也证明了它的可行。虽然，只如昙花一现，很快地消失了，但它不仅永远是漕运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还改变了早在春秋时代就名载简册的“胶水”的名称：自元代以后，以“分水岭”为界，以上的河段仍称胶河；以下的河段，称北胶莱河或胶莱北河（习惯上仍称胶河）；“分水岭”以东新开的人工河道称南胶莱河或胶莱南河，又俗称“运粮河”。对于平度，它更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当年沿河所设水闸处，以后大都发展成为重要村镇和渡口，亭口、新河尤为有名。而胶莱海运究竟是否可行，以后则成了明清两代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平度文士关心此事而撰文讨论者，代有其人，而且留下了很有价值的专著。
二、明代重开“胶莱海运”的反反复复
明太祖定都南京，“漕运”不成问题。50年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江南漕粮北运又成了头等要事。永乐年间，经过陈 、宋礼等人的筹划治理，疏通了淮（安）扬（州）段运道，重新疏浚并改善了元代的会通河运道，使京杭大运河基本畅通，漕运大致无阻了三四十年。但因黄河夺淮已经三四百年，泥沙淤积日甚一日，自河南开封以下至徐州、淮安间的黄河，决口、改道日渐频繁。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秋，河决新乡“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7）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河复决张秋，冲会通河”，“四年，河复决数道入运河，漕流绝”（8）。明廷不得不动用大量民力，投入巨额帑金，治河“保运”，却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河决淤运”漕舟不通的事不断发生，对北京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开元代的“胶莱海运”，便被重新提了出来。
据《明史·河渠志》，早在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昌邑民王坦上书朝廷，建议“重浚元人新河”。但其时京杭运道漕运尚无明显问题，此议被工部议后否定了。到“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御史方远宜等复议开新河”。也因拟议中的开凿“马家墩数里皆石冈”，工程艰巨，再被否定。（9）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山东巡抚胡缵宗上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唯马壕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余里。”大概因为这次是封疆大员所请，朝廷批准了。具体工程交由力赞其事的莱州海防道副使王献董理。经过深入实地调查勘探后，王献对“开凿马濠”做了周详的论证：“薛岛西有小山曰小竺（按，即今胶南小珠山），西峰夹峙，中有平冈曰马濠，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湾，又稍北，即新河（按，指元代所开的今胶莱南河），又西北，即莱州海仓。由麻湾抵海仓，才330里，元人尝凿此道，遇石而止”。（10）并进而指出：“今凿马濠以趋麻湾，浚新河以出海仓，诚便。”（11）只要开通马家濠一段狭窄的水道，就可以使江南的海船，出长江口，沿着海岸北上，不用再绕行薛家岛以东礁石林立的“淮子口”，径直进入胶州湾，既缩短路程，又可避风涛之险。
王献锐身自任，亲自组织指挥民工，于嘉靖十九年正月开始，从元人“旧所凿地经西七丈许之处开凿，其初土石相半，下则皆石，又下石顽如铁”，王献采用“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的方法，“石烂化为烬”，历时三个月，终于凿通了一条“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的水道，使“海波汇流，麻湾以通，由是江淮之舟达于胶莱。”这在当时，确是一项用科学方法完成的了不起的工程。次年，王献又进而疏浚新河，时值年来多雨，“水泉旁溢，其势深阔”。遂于沿河重设元代的九闸，并“置浮梁，建官署以守”。（12）
正当王献锐意进取之时，却因经费支绌、工程艰巨，未能按期完成“中间分水岭难通者三十余里”。更加王献的成就遭到腐朽官僚们的嫉忌，谣啄丛生，刁难纷至，竟将王献“升任”山西参政而去，（13）无人挑此重担，终致功败垂成。
王献的功劳是埋没不了的。马濠凿通，极大地方便了江淮商船北上胶州湾，并基本上开通了由江淮径胶莱河，北出海仓，以达直沽的河海商路，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域的经济发展。这在嘉靖年间的即墨人蓝田和平度人崔旦的著作中都有具体的描述。蓝田说：“自兹南北商贾舳舻络绎，往来不绝，百货骈集，贸迁有无，远迩获利。”（14）崔旦说：“商贾云集，货物相易，南海胶州有桩木税，北海掖县有船只税，胶州、平度邻境十数郡邑之民，仰给悠赖。”（15）
京杭大运河漕运不断地阻滞，胶莱运道又出现了破外颇为诱人的气象。明廷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是否开胶莱海运便形成了两种对立的主张。嘉靖三十一年九月，“黄河在徐州附近决口，运道淤阻五十里。”（16）给事中李用敬、贺泾、御史何廷钰等又相继建言，要求重开胶莱海运。朝廷派何廷钰来山东，会同抚按行视。何廷钰勇于任事，延聘素来关心和熟悉“胶莱新河”的平度人崔旦为幕宾，积极筹划开工事宜。崔旦先写了《上勘理河道侍御何公书》，（17）从历史到当今，详细论述了胶莱海运的可行，对于历来反对派所持的种种理由，尤其是“分水岭高险，难于开凿”，“麻湾（南海口）、海仓（北海口）潮沙之流动”，“枯水季节之水源缺乏”等关键问题，都逐条分析解答，陈述了完全可行的办法。另外，又写了《泉源考》，提出“东引沽水、西引潍水”以保障胶莱运道水源的详细实施方案；写了《闸坝考》，总结十几年前王献建闸的经验和教训，详述了建造闸坝的改进方法；《船舶考》则对如何建造通过胶莱运道的漕船的每个细节，都一一做了说明。当得知“海运工程”有可能实施时，崔旦又写了《再上何公估计新河书》（18），对于怎样减轻沿河居民的负担，开河民工的组织方式和奖惩条例，施工所需重要材料如石灰的烧制（从采石灰石到建石灰窑的地址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石材的采集，木材的收购，未来管河官署的设立和建造、工地上的医疗设置，直到上述各项所需费用的具体核算，几乎可以说是连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都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周详可行的计划。然而，可惜，终因所谓“估费浩繁”，实则明廷财政困窘，加上各级官员大都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明里暗中进行阻难，即将开工的工程还是被迫作罢。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京杭运道又出现了严重问题，给事中李贵和又请浚“胶莱”，朝廷派给事中胡 前来山东，会同巡抚梁梦龙相议。胡 是不讲理由的反对派，梁梦龙则主张海道运输。两人都以“水源无法保证”而坚决反对，“胶莱海运”结果自然又是“报罢”。胡 还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在沿河立了一些“今后永远不许再议”的石碑（19）。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河决徐州，“粮艘二千余受阻邳州”。南京工部尚书潍县人刘应节和侍郎徐 主张开胶莱工程。其时大政治家张居正主政，朝廷派徐 来山东相视，徐却遇难而退，改变了主张。朝廷再派刘应节前来，刘自幼熟知胶莱事，力主可行，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但以山东巡抚李世达为首的地方官员和以工部尚书郭朝宾为首的中央官员大都因工程浩大、所需繁巨，怕负责任，提出种种理由，百般阻挠反对，最后，连张居正也不得不收起雄心壮图，知难而罢。（20）
自万历十年，明神宗亲政以后，明朝更加腐败。只是由于潘季驯治河成功和以后期开凿了三 河，才勉强维持了京杭运道可通，所以即使有人提及“胶莱”事，朝廷再也无暇认真对待。到崇祯十四年，明朝统治岌岌可危，江淮运道不通，山东巡抚曾樱获准重开胶莱海运，时任平度知州的杜志攀奉命亲自勘察河道，写了《胶莱河舆论》，绘制了《胶莱海运全图》（21）。可是，不久明朝就灭亡了。杜志攀的文和图，被收在康熙《平度州志》里，得以留存，成了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综观明代有关胶莱海运的反复争论与试验，可以看出，如果朝廷下决心，给予全力支持，能让王献、何廷钰那样敢于负责、肯于实心用事的人做下去，开通胶莱运道，并非不能实现。
如果胶莱漕运真的开通了，和京杭大运河漕运相比，无疑会有省时、省事、省费等明显的优点。但是它却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京杭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而一旦改由胶莱运漕粮，便会侵夺那些发“京杭运河财”的官僚豪绅的既得利益；也将使许多久已靠京杭运河为生的“漕军”和沿河民众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同时重开“胶莱工程”也难免要给山东省尤其是莱州府带来暂时的却又是严重的烦扰。于是便注定了重开胶莱海运必然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反对，形成一种很难抗拒的舆论和巨大的压力。正如继王献为海防道的于仕廉所说：“东路若通，西路生意必减，故青（州府）、济（南府）大贾，不爱重贿，啖勘海使者，图寝其事。”（22）又如万历时著名史学家沈德符所记：刘应节力排众议，坚决要开“胶莱”，可“兴工未几，齐鲁缙绅大哗，且詈刘荼毒桑梓，将甘心焉。”（23）（按，即不但大骂刘应节祸害家乡，还声言要杀死他）。致使“刘惴甚，谢役。江陵（指张居正）亦无如之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问题。明自中叶以来，政治腐败日甚。嘉靖年间，北有俺答之患，南有倭寇之扰，加上皇帝昏愦而又刚愎，弄得国帑亏空，民穷财乏。而万历亲政以后，全反张居正之所为，明朝江河日下，就更无力施行这一巨大的水利工程了。
“胶莱海运”和平度关系最为密切，明代的长期争论，自然会吸引平度文士们的关心。嘉靖进士崔廷槐、万历进士杨耿光都写过专著，崔旦的《海运编》尤为重要。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对于包括“胶莱”在内的所有“海运”都取否定态度，所以只在“全书存目”里收录了明朝人论述“海运”的四部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王献的《胶莱新河议》，只作介绍，未加可否；对明漕运总督王宗沐、山东巡抚梁梦龙的主张，都讥之为“书生纸上之经济”；唯于崔旦《海运编》，则评为“旦居海滨，习知利害，所条上工役之法，闸坝之制甚具”。（24）不能不承认崔旦的主张是可行的。到清朝后期，《海运编》被辑入“借月山房丛书”刊印行世，成为中国漕运史、水利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清代胶莱海运的终结
公元1644年，明清易代，满清王朝仍都北京，京杭大运河仍是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社会变乱，黄河决口和漕运阻滞问题，都积累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康熙帝亲政后，即把“河务”和“漕运”列为他治国的头等大事。在治河名臣靳辅和杰出的水利专家陈潢主持下，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治理，总算维持了漕运的基本可通。（25）可是黄河夺淮已经500多年，泥沙层积，河床抬高，“河决毁运”已经到了当时的科技水平难以解决的地步。到康熙末年，江苏淮安以北运道不断阻滞，漕运存在严重隐患。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便又想起了胶莱海运。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大学士朱轼正式提出了重开“胶莱”的建议。
雍正帝委派内阁学士何国宗前来胶东相视可否。何国宗和山东巡抚陈世倌一道，深入实地考察，听取了平度州同温文桂等熟悉“胶莱海运”历史并了解当地民情的地方官员的意见，向朝廷做了全面汇报。他们认为，历来主张开胶莱运道的主要打算是：一方面深挖“分水岭”，以沟通南北海水；一方面沿河建闸，广引水源以蓄水。但是经过实地勘察，分水岭比海口高2丈2尺，即使勉力深挖，使之与麻湾口相平，要想使南北海水贯通，仍不可能，因为最大的海潮，南口不过陈村，北口不逾新河（今新河镇），中间尚有200里河道，水浅难行。何况要挖分水岭，实属不易。至于建闸蓄水，则右岸来自平度境内的落药河、白沙、现河等都是季节性河流，长年大部分时间枯水，可蓄的水量很小；而左岸高密北境，明朝时的百脉湖至此已近干涸，无水可引。更兼海口的流动淤沙不易解决。所以他们建议，今后不再考虑开胶莱运道了。（26）雍正帝鉴于当时的各种因素，全面权衡之后，于雍正四年做了“勿庸再议”的最后结论。
此后，黄河和大运河的情况越来越糟，成为清廷不堪负担的压力，不得不绕道成山，海运部分漕米以补河漕的不足。而此时的远洋航行和海路运输技术也已远胜往昔，海运船队出远海，绕成山，径直在黄海、渤海中行驶，也越来越不再被视为畏途。于是，先前想开胶莱运道以避大洋风险的主要功用也就失却了。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自兰封改道，东北下，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本来就已疾入膏盲的京杭运道更在战乱中遭到彻底毁坏，最终结束了它自元初以来600年间所担负的遭运使命。当然，有关胶莱运道的争议，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话题。
自明代王献治胶莱，疏河身、固堤岸以后的百馀年间，胶莱北河入海畅通，赢得了“铜帮铁底老胶河”的美誉。但长久失修后河身淤浅，堤坝出 险，到清乾隆年间，便屡有水患发生了。到清朝后期，每当夏秋大雨，自大泽山西南而下的大小河流暴涨，全都涌入胶莱河，经常水溢堤决，祸及沿岸，平度西南乡一带直到来春，积水不消，“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秋天一片茅草荒”化为大面积的盐碱涝洼地，粮食产量极低，于是“平度州，十年九不收”的悲惨谚谣也就形成了。
到民国时期，胶莱河几乎年年“大水漫堤，漂没民居庐舍”，成了一条严重为害百姓的害河。由争水、阻水而引发村与村之间的纠纷，以及酿成的械斗死伤悲剧，也就层出不穷。（27）
四、余论
直到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胶莱河才翻开了它的历史的新篇章。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胶莱河右岸的三户山进行了名闻中外的胶河战役。1948年春，战争的硝烟尚未消尽，人民政府便急人民之急，组织沿河民工，以工代赈，首先疏浚了自“分水岭”以下的50里为害严重的河道，减轻了当年的水患。1949年，又对历来严重“滞洪”的杨家圈牛轭形大弯道，做了裁弯取直的大手术，切除了胶莱河道上的一大病害。
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自1953年到1965年，连续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疏浚河道、加固堤坝。1973年——1976年，昌潍地区组织平度、昌邑、高密三县民工，合力疏凿加深加宽了下游河道，并在新河镇以西建立一座高大壮观的蓄水防（海）潮大闸，加上此时平度境内新开泽河完成，源于大泽山的所有胶莱河支流都得到了彻底治理（28）。于是，自清初以来为害200多年的胶莱北河终被治理成为一条兼具泻洪、灌溉和养殖多方之益的利河。
至于胶莱运河是否可通，从技术上讲，历史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且不说苏伊士、马拿马运河，即使和德国的基尔运河、苏联的伏尔加——顿河运河相比，像凿通胶莱分水岭，防止南北海口淤沙这类古代的工程技术难题，早已不成问题。可是要开“胶莱”，毕竟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潍石国防公路，最初的胶河大桥即曾以木桥暂代，据说就和准备开凿运河有关。如果真的开通了现代化的胶莱运河，则平度的交通、经济以至文化，无疑都将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