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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十年的亚洲历史研究领域，“欧洲中心论”宛如变幻莫测的幽灵，成为众多历史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原因何在？诚如台湾学者陈国栋在其著作《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中所提到的，由于欧洲人留有系统的历史文献，并且向善意的读者开放，且在学术界当中，能利用欧洲语文的人比能使用母语之外其它亚洲语文的人多，因此不管是欧洲学者还是亚洲学者，都倾向于利用欧洲文献来重构亚洲的历史图像。书中引用荷兰社会学家梵勒的话提醒研究者：“欧洲文献是一群站在堡垒里面、站在船舱甲板上向外观察者所得到的记录，既不客观，且不周延。如果只凭借这样的记载来重建历史，难免会落入‘以欧洲为中心’的思维。”作者坦言，利用欧洲文献的好处虽然很多，但不在欧洲人观察研究范围内的史实，就无法被找出来加以重建与认知。这或许就是贯穿《东亚海域一千年》全书始终的一根关键的线，亦即作者站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海洋史思维的立场上，旁征博引欧洲人观察范围之外的资料，并结合欧洲文献的相关记录，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

《东亚海域一千年》一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意在较长的时空架构下，寻找中国人参与海事活动的轨迹，探究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本书内容有考证，有分析；在经济、贸易之外，更扩及人员的互访与文化的交流。旧的论题，如郑和下西洋，作者提出新的看法，从追寻苏木、胡椒与长颈鹿来探讨船队成行的动机。新开发的论题，如在讨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指出中文常见的“公司”一词，早在17世纪以后就已成为马来文的字根；再如海参何时开始成为中国人的腹中之物等等，于严肃的学术意义之外，别具一般性的趣味。书中还涉及了中国与东南亚、欧洲地区的交往，特别注重广州与厦门的对外贸易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在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了深入的探讨。

细读此书，可以说，海洋中国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曲线。从历史上看，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海禁政策是明朝内政的海外延伸。1433年，明宣宗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船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这意味着海洋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下坡路。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清朝初期，海禁的实施与废止着实让东南沿海的居民无所适从，也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无法正常开展，更令海洋中国的发展无路可循。因为海禁的一大措施是“罢市舶”，即政府撤销市舶司，封闭从事海外贸易的港口。这样所罢的是民间海外贸易，大量的商人成了农民和渔民，久而久之，生疏了商业技巧，荒废了商业才能，丧失了商人所具有的“扩张性”。这种对民性的影响，养成一味讲理、收敛、求安的习惯，由此导出的困局，后患是巨大的。结果，清朝中后期欧洲殖民者的闯入，使海洋中国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和实力。

作者的老师——世界著名汉学家、中国史专家史景迁教授曾言：“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阅读此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这样的感觉和反应。而以“中国”为中心的海洋史思维，在本书中的充分体现，又可使读者一窥海洋中国发展的真实细节和历史碎片，从而更深切、更全面地认知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演变。2006年12月，本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