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我觉得我们有两个限制：一是理论依据上没有支持，二是实践上缺乏具体操作。经历了海上山东和科技兴海、一体两翼战略之后，半岛蓝色经济区应该从实践上有大的突破。”

“蓝色经济区现在应该按照要素发展，要支撑这个战略，哪些是主导要素？哪些是次要要素？哪些是现在要用的？哪些是未来要用的？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资金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

“从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国际生态的问题？在国际生态建设方面，我们要承担什么东西？比如黄海生态问题，当然包括山东、上海、浙江等地，但是山东从区域、资源、科技等条件上更适合担当治理黄海生态问题的主力。所以说，中日韩次区域合作应该成为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一个抓手。”

“海洋经济等同于世界经济”

“国家的繁荣来源于贸易，而贸易要依靠海上运输，海上运输又是传统海洋经济的主要部分。因此，传统海洋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国际贸易建立起来的。在20世纪中叶现代海洋经济兴起之前，海洋经济通过国际贸易间接地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海洋经济就等同于世界经济！”2009年冬日的一个上午，在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戴桂林教授的办公室，记者聆听他关于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阔论。

戴教授介绍，现代海洋经济与世界经济具有极大的耦合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海洋经济就等同于世界经济。世界上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集中在距海岸线60公里以内的沿海，全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都集中在沿海地区。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海洋产业总产值约1100亿美元，1980年增至3400亿美元，1990年达到6700亿美元，2001年达13000亿美元。而据海洋产业和全球市场分析报告预测，2009年世界海洋产业总产值将达4.5万亿美元。

由此，大海洋生态系视域下的次区域国际合作成为戴教授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他介绍，自1984年被誉为“大海洋生态系之父”的美国生物学家肯尼斯•谢尔曼和海洋地理学家L.亚历山大提出之后，“大海洋生态系”这一概念便被广泛接受。世界上64个大海洋生态系总面积不到世界大洋面积的10%，但其渔业产量却超过世界总产量的95%。此外，全世界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大都发生在大海洋生态系的水域中。山东省海洋界18位院士之一、山东省科协主席唐启升院士是我国大海洋生态系研究的奠基人。

戴教授认为，在当前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背景下，结合全球治理推进大海洋生态系规划行动框架，以可持续发展观的理性态度审视山东省在国内及国际区域发展的“极化”境地，立足山东省突向中日韩战略伙伴发展的嵌入视角，着重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性地调整山东半岛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加快次区域国际化，即环黄海国际生态发展与经贸、陆桥物流联运合作，强化“一体两翼”战略下山东半岛蓝色海洋经济的优势态效应，构筑山东半岛符合国际生态规范的创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将是我们“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必然选择。

围绕“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环境压力”于2005年正式启动的中韩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目前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2009年11月下旬，中韩双边政府正式签署了黄海大海洋生态系战略行动计划。戴教授介绍，在2015年之前，相关各国将各自在此项目上投入上百亿美金。

在戴桂林教授的眼中，中日韩次区域合作不仅仅是治理黄渤海生态问题的需要，更应该是山东尤其是山东蓝色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日韩次区域合作是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一个抓手”

20世纪80年代，还在当时的青岛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数学系就读的戴桂林被学校送往复旦大学管理专业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知名国际形势学者的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如果说王沪宁是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发展战略的话，那我们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补充。”

1997年8月，戴桂林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回首“海上山东”——论可持续发展意义下的“海上山东”建设》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认为， 1991年山东提出“海上山东”战略之后，理论上是先行了，但是实践上落后了。“当时也提出渔业产业化、制造业现代化等，但是我们省内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总体战略布局不明晰。”

2007年8月，山东又提出“一体两翼”和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戴桂林教授很快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嵌入“一体两翼”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体两翼战略、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用这个‘和’字不好，应该将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嵌入到一体两翼战略中，两者应该是一体化的东西。”

“现在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我觉得我们有两个限制：一是理论依据上没有支持，二是实践上缺乏具体操作。经历了海上山东和科技兴海、一体两翼战略之后，半岛蓝色经济区应该从实践上有大的突破。”数学出身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戴桂林善于用“模型”来建立自己关于蓝色经济区的构想。“现在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战略布局的研究，那只是在概念层面。蓝色经济区现在应该按照要素发展，要支撑这个战略，哪些是主导要素？哪些是次要要素？哪些是现在要用的？哪些是未来要用的？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资金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

戴桂林教授认为，从大海洋生态系理论出发的中日韩次区域合作将是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一个抓手。“发展海洋经济，应该抓海岸带经济，但是这个辽宁、河北、天津、福建、广西等都提了，山东不能再提，我们必须提出一个代表国家层面的战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国际生态的问题？在国际生态建设方面，我们要承担什么东西？比如黄海生态问题，当然包括山东、上海、浙江等地，但是山东从区域、资源、科技等条件上更适合担当治理黄海生态问题的主力。所以说，中日韩次区域合作应该成为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一个抓手。”

在戴桂林教授看来，“东进”是山东在海洋世纪实现大发展的唯一途径，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指示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结论——国家战略之所趋。“往西，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往北，东北老工业基地、天津滨海新区；往南，长三角、珠三角、浦东新区早就发展起来了。滨州、东营提出北接，但是青岛、烟台、威海就不提，枣庄、菏泽提出南融，青岛、烟台、威海也不提，事实上很难融进去、很难接上人家。尽管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黄三角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它不是运河，辐射作用十分有限。那么山东怎么办？东进！”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迎来了大机遇！”

2003年5月，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第一次载入国务院文件中。戴桂林教授认为，这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标志我国海洋经济由此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此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分别明确:“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东部率先发展”和“壮大海洋经济规模，优化海洋产业布局，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东部怎么率先发展？潜力就在海洋，优势也在海洋。现在，总书记又提出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可以说，沿海区域发展战略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机遇！”

戴教授向记者回顾了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历次实验模式。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和浦东，这6个经济特区是倾斜式的，原则是又快又好，注重外向型效应。此后，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天津滨海新区、深圳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和成都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7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协调式的，原则是又好又快，注重国家发展中心效应。”

“我们再来看总书记的四句批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是战略导向；科学开发海洋资源，是讲战略资源与环境；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是讲战略产业与布局；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就是战略模式！”

在戴教授看来，“半岛蓝色经济区”这一次新型战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是次区域国际生态合作发展试验区。新型试验区是国际性的，遵循“又好又快、更高更优”的原则，注重国际示范效应。

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戴桂林教授认为，生态保护应该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他将我国自1985年以来对于治理生态环境的投入数据进行模型化处理，并初步得出结论：当初的生态投入，现在已经见效，生态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