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芳让世界感受科技力量
庞国芳，一个听起来很普通的中国名字，却有着享誉世界的名声。庞国芳，一个看上去很平凡的中国学者，却用自己的执著追求赢得了世界同行的尊敬。
最先见到庞国芳的时候，他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拿着厚厚的实验数据，大步走进办公室。年届66岁的他，精神抖擞，处处透露着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
亲切随和、睿智果敢，这就是庞国芳留给我最直观的印象。
这个生长在燕赵大地普通人家的后代，从读书到工作，从成家到立业，在他人生履历的每一步，都刻画着中国传统百姓生活的印记。
庞国芳从一个普通的检验检疫人员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科院的首席科学家，当选为国际官方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中国分部主席，与美国FDA并驾研究AOAC先进标准，揭开了我国学者领导AOAC先进标准研究的序幕。
他站在科学攻关的最前沿，坚持解决国家急需就是最大的创新，解决了出口禽肉遭遇的技术瓶颈，15年农药残留监控，促使秦皇岛正大跻身外资企业500强；研究出世界常用1000种农药多残留高通量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使我国农药多残留检测技术标准与国际先进技术标准接轨；破解了我国蜂产品世界三大主销市场技术贸易措施，构建我国蜂产品质量评价技术标准体系，提升了全国30个省市400多家蜂产品企业产品质量……为推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1998年的合作研究奖和副仲裁奖，到2002年的研究导师奖，再到2007年的资深专家奖，如今，庞国芳已是第5次将自己的名字写进AOAC的荣誉史册……
当庞国芳从AOAC主席Beljaars博士手中接过这两项奖牌时，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顿时，一种民族创新的自豪感，在庞国芳心中油然而生。
随着会议的进行，令人瞩目的颁奖仪式开始了。当会议执行主席Devries博士宣布：“在同时测定农产品中拟除虫菊酯多残留气相色谱法的研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国芳先生领导的课题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从方法的室内研究、国际协同研究方案的设计，到组织领导世界6个国家和地区15个实验室参加的国际协同研究的实施，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他们为AOAC标准方法的研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经AOAC残留方法委员会提名，AOAC董事会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将1998年度AOAC合作研究奖和1998年度AOAC杰出副仲裁员奖授予庞国芳先生领导的课题组。”会场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们研究的这个方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建立的第一个AOAC标准方法。从此在AOAC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在AOAC已建立的2400多个标准方法中，结束了没有中国建立这类标准方法的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时光荏苒，这一幕尽管已经过去10多年，但只要回想起来，庞国芳仍会激情澎湃。
这一幕，是庞国芳科研路上的瑰丽风景。
这一幕，是中国科技史上无法磨灭的辉煌印记。
但为了这一幕，庞国芳却付出了少有人知的艰辛和汗水。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在工作中，善于观察、更善于发现的庞国芳在出口农产品的外贸合同中，多次发现对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庞国芳清楚，这样的规定对出口企业来说就是一道难越的门槛。于是，他决定把精力用在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研究上。通过大量文献检索，他发现这类农药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有趣的历史：世界上第一个合成的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品种丙烯菊酯是1947年由美国科学家完成的。但因这种农药对光的稳定性没有解决，使它在田间农作物的使用一直没有用武之地。一直到1972年也就是从实验室合成出第一个丙烯菊酯的25年后，才由英国科学家合成出对光稳定的二氯苯醚菊酯。由于对光稳定性的重大突破，这类农药在田间的使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庞国芳潜心研究这类农药多残留方法的十几年间，世界上就已开发出了十几个农药新品种，在近百个国家几十种农作物上广泛使用，而且发展势头迅猛，销量大增，瞬间成为一类新崛起的农药。为了使中国出口农产品能够达到进口国农残限量标准，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要求，当时中国商检部门迫切需要建立这类农药残留的分析方法。奉行“解决国家急需就是最大创新”的庞国芳，在这类农药发展迅猛之际，大胆选择了这个研究课题。
从检索近20年这类农药残留分析的文献中，庞国芳了解到，当时国际上对这类农药残留分析的研究很活跃，但是研究重点仍处在单一农药品种、单一农产品的残留分析方法上，多残留方法的研究很少。庞国芳决定从人们还没重视多残留方法研究这一点作为突破口，对这类农药残留分析进行一次系统研究，力争建立一个通用于所有水果、蔬菜、粮谷等千差万别的各种农产品、也通用于这类农药多品种同时测定的方法。
也就是说，这一方法可以代替若干个单一残留分析方法，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庞国芳要做这一科研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万事开头难。庞国芳意识到，要走通这条路，首先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就是必须探索出一个能把这类农药的不同品种从千差万别的水果、蔬菜、粮谷等各种农产品中完全提取出来，同时又能把随农药一起萃取的大量各种各样的干扰物分离掉的通用方法。
但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对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来说难度非常很大。因为这类农药是亲酯性化合物，与共萃取的酯类分离困难。此外，拟除虫菊酯虽属同一类农药，但各品种之间极性相差比较大，突出表现在它们在有机溶剂中分配系数的差别和在弗洛里硅土层析柱中吸附性的差别，从而使多残留同时测定的萃取分离过程复杂化，由于这类农药异构体多，在色谱分离时会造成品种之间，甚至同一个品种不同异构体之间产生交互干扰，也加大了色谱分离的难度。
难题一个接一个出现，但庞国芳从立题之初就没有采取急功近利、照搬别人的研究方式。相反，他在检索的数百篇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对如何把五花八门的萃取溶剂、吸附剂、洗脱溶剂排列组合，把最佳的方案优选出来这方面下工夫。虽然程序复杂，工作量巨大，但通过对这些文献分门别类的研究比较，他们初步设计了5种不同的萃取分配体系和7种层析净化技术，用于这个课题的初始研究阶段。从而，在实验室开始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在30多种水果、蔬菜、粮谷中残留分析的特点，探求这类农药残留分析的一般规律。同时，用40多种气相色谱柱和高效液相色谱柱评价了15种拟除虫菊酯的气相色谱行为和液相色谱行为，摸清这类农药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色谱特点。
改进、完善、验证、确认……经过4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对比实验，最终奇迹般的找到了4种方法，基本解决了把亿分之几的多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从千差万别的农产品中完全提取出来，同时又能把各种各样的共萃取干扰物净化掉的技术难题，也解决了多种拟除虫菊酯同时定量时，因其自身异构体多而产生的交互干扰的技术难题，建立了4种多残留分析方法，可应用于不同的分析目的和分析对象。
庞国芳凭借“解决国家急需就是最大创新”这一简单而朴素的信念，用自己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行为，赢得了当年国家商检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年，庞国芳果断接受了AOAC的委任，作为这个领域的副仲裁员，真正踏上了建立一个AOAC标准方法的征程。
经过4年的努力，他们已开发建立了4种这类农药的多残留分析方法。但经过反复思考，庞国芳决定扬4种多残留方法之长，避4种方法之短，再开发第5种方法，使这个新开发的方法在各方面的研究都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尽最大努力满足AOAC标准方法要求的条件。
但这种方法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为了彻底消除这种疑虑，庞国芳对这种方法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经久耐用性实验。也就是对小麦、大麦、玉米3种样品以喷雾方式模拟施加这类农药，制成均匀样品存放起来，每周分析10个样品，一周一次，历经半年时间。然后对测试数据进行统计，来考查半年内方法的波动性。与此同时，庞国芳从全国各地找了6个实验室，对这个方法进行试用，看看在不同实验室使用过程中还会暴露出什么问题。两方面考查实验证明，第5种多残留分析方法的经久耐用性相当好。因此，他们决定将这种方法作为AOAC标准方法，组织国际协同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评价这个方法的效率。
标准要经得起现实考验、历史考验，一句话要经得住实践考验。
1995年，庞国芳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109次AOAC年会，会上他用3篇论文介绍了这个方法的研究过程。庞国芳用完美的科研成果，让他在AOAC方法的研究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经过6年的研究，建立了5种多残留分析方法，构成了一个宝塔型科研成果。其中，第5种方法又经受了半年的稳定性考验。这些工作都是在一个实验室完成的，对于建立一个AOAC标准方法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一个实验室建立的方法，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8个实验室参加的国际协同研究中获得成功，才能被批准采纳为AOAC标准方法。
庞国芳就是在这样容不得出现半点差错的科研之路上，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以近乎“走钢丝”的状态，曾两次领导组织了12个国家和地区、33个实验室进行AOAC联合研究，建立了两项AOAC标准，展示了中国学者组织各国专家进行联合研究的能力，扩大了我国残留分析的国际影响。直到今天，这两项国家标准都在没有任何异议中沿用。
1998年，时任AOAC多残留方法首席仲裁员、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Parfitt博士，对庞国芳院士主持研究的第一项AOAC标准评价时，不仅对创新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对其学风道德给予了赞扬：“你在该课题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超人的毅力令人钦佩。可以说没有对事业成功的执著追求，取得今天的杰出成就是不可能的！”
2003年，时任AOAC兽药残留检测技术首席评审专家、加拿大食品检验局MacNeil博士，对庞国芳院士主持研究第二项AOAC标准评价时，同样对学术道德、科学素养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说研究出这个新方法等于运动员赢得一场百米赛跑的胜利，那么，成功地组织这项国际协同研究就等于赢得了一场马拉松赛跑的胜利！完成此项研究需要研发人员具备完善的计划、良好的科学素养、勇于奉献精神及持之以恒的毅力。你作为这项研究的技术导师，许多国家的科学家踊跃参加，热情支持，最终大功告成。”
……
技术无国界，知己天下有。对于世界同行给予的溢美之词，庞国芳最大的感受是：“只要技术过硬，人家就佩服你。”
在庞国芳心中，每当科研攻关出现困难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就是8个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995年，在给各国协同研究参加者准备样品和实验材料时，需要封装500支安瓿瓶，技术条件要求非常严格，每支安瓿瓶要加1.00毫升的标准溶液，误差不能大于0.01毫升。
当时，市售加液器经检测发现其重现性达不到这个要求。这就意味着，用这种加液器向安瓿瓶中加入1.00毫升的标准溶液，盲样还没进行测试，仅向安瓿瓶中加标准溶液所造成的误差就已经使这个方法不能被AOAC接受了。国产加液器的重现性达不到技术要求，这是封装安瓿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如果各国参加者在盲样测试时，开启安瓿瓶发生不规则断裂或有液体溅出，又会加大实验误差，甚至导致实验失败。可市售国产安瓿瓶尚达不到规则断裂的质量要求，这是封装安瓿瓶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在安瓿瓶里加入1.00毫升标准溶液后，用高温火焰密封时，极易造成农药挥发、分解或溶剂在安瓿瓶口碳化，从而导致样品测定结果不准或超差，这是封装安瓿瓶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国际协同研究刻不容缓，可这三个问题就像三座大山一样横亘在庞国芳的面前，该怎么爬过去？
封装安瓿瓶看似很简单的工作，一时却成了不好解决的问题。紧急之下，庞国芳决策，火速跑到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国家标准机构、计量科研单位及有关工厂调研。其中，广州国家标准机构建议他们引进美国不粘液安瓿瓶和重现性符合要求的半自动加液器，来解决安瓿瓶的质量问题和加液器的精度问题。
这项建议瞬间拨开了头顶的乌云。在广州一家科学器材公司的密切配合下，一个月内就从美国购进了不粘液安瓿瓶和半自动加液器，解决了前两个难题。但第三个难题仍然困扰着他们。庞国芳他们又走访了医药、试剂行业、标准计量等多家单位。最后，在天津某试剂厂一位有多年封安瓿瓶经验的技师指导下，经反复实验摸索出一种特殊技术，解决了在高温火焰密封安瓿瓶时，农药不挥发、不分解，溶剂不碳化的问题。从而彻底解决了向一支安瓿瓶中加1.00毫升标准溶液，误差不大于0.01毫升的技术要求。
这样看似细小却事关全局的难题，在庞国芳30余年的科研经历中可谓不胜枚举。但每一次出现困难，庞国芳都能一一化解。而庞国芳化解困难的武器就是一种不变的信念：“科学研究需要不断培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离开母校尽管已经20余载，但给予过庞国芳深厚营养的河北大学从来没有忘记他。同样，对母校心怀眷恋的庞国芳也没有忘记河北大学。
2009年金秋时节，庞国芳从美国载誉归来。河北大学依旧以最快的速度分享着这位昔日学子的成就，将这一喜讯上网发布，传递四方。
现在，庞国芳每年都接受河北大学的学生，让他们来到自己身边，言传身教，传道授业，一起开展科学研究。
1968年夏天，就读于河北大学化学系的庞国芳即将毕业。因其优异的学习成绩，尤其是上学期间表现出来的出色动手能力，最后被校方确定为留校生。很多同学都向往外面的世界，留校当老师意味着从此要与枯燥单调的做实验、搞科研结缘。但“危言耸听”没有吓退庞国芳。“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来。”但让庞国芳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人生选择，让自己在母校一呆就是15年。
岁月流转，韶华绽放。这15年，对庞国芳从事科研而言是艰辛的，但留在心里的记忆却是温暖而难忘的。庞国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今天的成功，归结于那15年任教生涯的点滴积累。
“1968年毕业后，实验设备简陋，条件艰苦，和今天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有时候想做一些实验，可连一些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有的还常常是不能用的。当时想要查点资料就更难了，我就趁休息时间坐火车跑天津、奔北京，到能找到资料的各个图书馆查找科研资料。”过去的点点滴滴尽管充满苦涩，但在庞国芳看来，科研工作是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中，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人的认识也会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使原来的认识发生跃迁，创新思路就会产生。而这样的“跃迁”，在母校任教的15年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
这15年中，庞国芳就是凭借超常的毅力和信念锻造着自己的科研能力；
这15年中，庞国芳为自己后来的研究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今天的科研攻关积累了丰厚的养料。
小课题也能做成大产业、小课题也会闪现大课题光芒。10多年来，庞国芳与蜂蜜结下了不解之缘，蜂蜜检测早已成为他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以至于庞国芳向其麾下的弟子倡导起新的科研精神：“发扬蜂蜜精神，惠及三农服务。”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蜂大国，养蜂历史悠久。但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蜂蜜因生产方式等原因造成内外销品质要求不一，使得我国蜂蜜产品屡屡成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目标，退货索赔时有发生。由于国内缺乏先进检测技术，样品时常需要“漂洋过海”接受检测，高额的检验费用，漫长的检验时间，等拿到检测结果，再组织货源出口，商机早已错过。
蜂蜜本该成为我国的“拳头”产品，却一度陷入出口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出口商忧虑，养蜂人困惑……“甜蜜事业”的阳光之路到底在哪？
这时候，庞国芳身在既不是养蜂大省，也没有港口出口的河北，主动担当起扭转蜂蜜出口被动局面的重任。
1998年，面对蜂蜜掺杂使假严重、抗生素超标、检测方法落后，300多项技术壁垒难以应对的重重危机，庞国芳向当时的国家商检局主动请缨，并承诺一年内破解这些技术壁垒。
此后，从1998年到2001年，庞国芳用了整整3年时间普查了中国蜂蜜碳同位素比值分布规律，经过对我国27种纯正单花蜂蜜和来自全国25个省130多家蜂蜜企业的12990个商品蜂蜜样品稳定碳同位素比值的普查，发现中国蜂蜜碳同位素比值范围在-21.5至-28.0。根据这项研究的成果，其关键技术建成了国家标准，对识别蜂蜜真伪有了“火眼金睛”的武器，规范了市场秩序，提升了产品质量。同时，对我国蜂产品在欧洲、美洲和日本，世界3大主销市场遭遇的300多项农用化学品技术壁垒开展了系统研究，最后建立了31项检测技术标准，初步构建了检测技术标准体系，改写了我国蜂产品先进检测技术空白的历史，达到了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的水平。
庞国芳用超乎想象的速度，让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初战告捷。
为了使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