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的海洋严肃小说中，大海往往呈现出一副狰狞的面目。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水仙花号上的黑鬼》（1898）中，大海喜怒无常、暴虐、冷漠、对人类充满敌意。然而康拉德却钟情海洋，他在青年时代为海洋所吸引，从遥远的波兰来到马赛，开始他八年的航海生涯，后来成为一名船长，因健康原因放弃航海生涯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的航海小说。在康拉德那里，大海是个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一座心理学与人性的实验室，它除去了一切不必要的芜杂，只剩下暴虐与美德和意志进行较量，人类的道德信念和品质在此面临无情的考验，安全平稳的陆地和文明社会的虚伪、做作都要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被剥去。这与海明威之钟情于狩猎猛兽、深海垂钓、钟情于拳击台、斗牛场有着同样的奥妙。在《水仙花号上的黑鬼》里，远洋航行中的疾病、飓风、死亡的威胁等，使水手们的忠诚、团结、患难与共等信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稍后的《吉姆爷》（1900）以狂暴的大海和凶险四伏的海滨部落为背景，表现吉姆的心灵的历程。吉姆在一次海难中随其他水手弃船逃命后，一直试图追寻自我，证明自我，最后在巴多森部落因错误地估计盗贼的诚信而主动饮弹谢罪。面对狰狞的大海，康拉德和他的人物都经受了考验，证实了自己存在，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在稍后发表的《青春》（1902）中，他写出了一群年轻水手与大海搏斗时的豪迈，写出了他们青春的活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与作者一样热爱海洋，因为它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康拉德海洋小说的精神基调，与前文论及的十九世纪其他海洋文学作品一样，都是乐观主义的。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的《白鲸》差不多是个例外。
在《白鲸》中，那只庞大的抹香鲸是一股与人类为敌又难以征服的、邪恶的力量，而孕育白鲸的大海（据学者们分析，它象征整个大自然），也是杀机四伏，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船长亚哈试图反抗和征服白鲸，也就是征服大海，却宿命式地一步步接近恶运，终至毁灭。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使它成为十九世纪海洋文学中少见的一曲悲歌。尽管如此，在亚哈船长的身上，仍透着一股悲壮的豪气，他代表着人类征服环境的不屈的意志。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又与康德有着相通之处。悲剧中的崇高仍给人以感奋力量。称得上悲观主义海洋文学作品的当属爱尔兰象征主义剧作家约翰·沁的《骑马下海的人》（1903），这部剧作具有典型的世纪末情绪。在剧中，大海有着吞噬一切的无比威力，它夺去了耄里亚一家三代男人的生命，人类在它的面前是如此地无能、无助。明知海上凶险四伏，明知自己兄弟的尸体尚未打捞上来，但为了生存，巴特里“没有时间多耽搁”，又立刻上路赶船，结果也被淹死在海里⑥。剧本平淡的风格中蕴藏着巨大的震撼力。
海洋文学的发展似乎也与国力的兴衰有一定的关系。二十世纪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头号海上强国，二十世纪的海洋文学名作也大都诞生在美国。杰克·伦敦是位血性男子，创作中也追求阳刚之气。他曾在访问一所美国小学时，讥讽教科书上的文学作品毫无男子气概。他在长篇小说《海狼》（1904）中，塑造了赖生这样一个信奉“强权就是真理，懦弱就是错误”的“海上超人”形象。海狼赖生粗野、残暴、刚强、率直，显然，他是杰克·伦敦所理解的海洋精神的化身。海洋一如丛林，是达尔文式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普通人的法律”，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但将弱肉强食的法则用于人类社会就会让善良的人们难以接受。所以杰克·伦敦在稍后发表的《白牙》（1906）中塑造了一个有野性又有人性的强者形象；在《马丁·伊登》（1909）中，他让马丁·伊登去接受文明社会的教养。杰克·伦敦有意无意地将大海与陆上两个世界对立起来。海洋文学中的这一传统可能始于查理·金斯莱的《水孩子》。但在《水孩子》中，海上世界是美化了的想象世界。而到了二十世纪，海洋文学中海洋形象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杰克·伦敦在大海与陆上两个世界之间徘徊，结果，既失去了前者，又不能融入后者，于是与马丁一起自杀。后来的奥尼尔和海明威就超越了这种徘徊。
奥尼尔象康拉德一样钟情大海。青年时代他在伦敦和康拉德的影响下在海上漂泊了六年。奥尼尔在创作初期曾构思一组自传性的系列剧，并给它们加了一个总的标题：《大海母亲的儿子》。“ 大海母亲的儿子”，这正是奥尼尔的精神写照。在剧本《天边外》（1920）中，他借罗伯特这个人物表达自己童年时代对大海的向往：……那时，在我想来，那个遥远的海，无奇不有……它当时叫唤我，正象它现在叫唤我一样。
罗伯特因对露丝的爱情而放弃远航，此后郁郁而终。奥尼尔创作了一大批海洋戏剧作品：著名的有《东航卡迪夫》（1916）、《归途迢迢》（1917）、《加勒比人的月亮》（1918）、《安娜·克里斯蒂》（1921）等。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他借埃德蒙之口抒发了自己对大海的陶醉：……天上正满月当空，贸易风迎面吹来，……脚下海水翻滚着泡沫四下飞溅，头上桅杆高高地扬着风帆，在月光下一片洁白。我陶醉在眼前美景和帆船悦耳的节奏中，一时竟悠悠然魂弛神外。……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我的整个身心都溶进海水里，和白帆、飞溅的浪花、眼前的美景、悦耳的节奏，和帆船、星空融为一体！
在奥尼尔那里，大海已不再是用以认识自己力量的场所，而是他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归属、理想的寄托。大海也不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一种象征性的审美形象，一道风景，奥尼尔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大海中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生命的意义。美国评论家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写道：“在他[奥尼尔]看来，大海呈现出神话般的浩淼，正是在大海里，他为自己漫无目标的生活找到了归属，并看清了他在剧作中体现的那种神秘的生命背后的动力。他沉湎于大海之中，而大海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有人认为人类生命起源于海洋，也将回归海洋，奥尼尔完成了心灵的回归。这成为二十世纪海洋文学的主调。这也是在经过十九世纪下半期“斗海”主题之后，对十九世纪前期“亲海”主题的回归。英国作家毛姆在他的那部以画家高庚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1919）中，也将远离文明的太平洋小岛塔希提作为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精神家园。岛上的一切原始而纯朴，优美而热烈，它们不断地激发他的艺术灵感，与庸俗琐碎、按部就班、无所事事的文明世界形成对比。但与奥尼尔和海明威不同的是，毛姆这部作品的主题是逃避，而奥尼尔、海明威和他们的主人公则是在大海中寻求积极的生命体验。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逃避却是一种奢望。与毛姆同时代的苏联作家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创作过一部在本国引起极大争议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个》（1926）。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无意识地将大海表现为一个与政治化的陆上世界相对照的自然世界，在它激情的风暴与动人的蔚蓝中，两个来自不同阶级阵营（红军与白匪军）的青年男女身上的政治外壳和阶级意识隐去了，袒露出烂漫的人性。大海萌发和容纳了他们叛逆的爱情，但来自陆地的召唤使这一海之浪漫曲立时弦断音绝，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的结局。当白军中尉见到自己一方的船并拼命奔跑过去时，马柳特卡举枪射击，中尉成了被她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敌人。
在《老人与海》（1952）中，海明威把他的“硬汉形象”置于大海之上，塑造了一个“打不败的英雄”老人桑地亚哥的形象。小说集中地表现了老人意志的坚韧和在失败面前保持尊严的“硬汉”性格。在小说中，老人桑地亚哥与大海的关系是息息相通的朋友：老人总是把海当作一个女性， 当作一个给人或者不愿给人以恩惠的女人，要是她干出什么鲁莽或顽皮的事儿，那是因为她由不得自己。月亮对她有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
老人在海上捕鱼，不是什么敌对行为，也不是要夺取什么，而是一种友好关系的表现。那条他追捕了一天一夜的大马林鱼，他敬佩它，喜欢它，为它的死而悲叹。他和它都有自己的生命理由和意义。这种人与海的关系，是二十世纪的海洋文学新理念，并将成为人类新世纪的海洋精神。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经历了由惧海（以远古神话为代表）到赞海（以十九世纪前期的海洋诗歌为代表），又到斗海、乐海（以十九世纪的海洋小说为代表）和探海（以海洋科幻小说为代表），最后到亲海（以奥尼尔和海明威为代表）的过程。由惧海到斗海、乐海，表现了人类的勇气和自信；由惧海到探海，揭示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决心和能力；由斗海到亲海，则反映了人类一种全新的宇宙观。海洋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亲和”是我们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唯一选择。在未来的世纪，探海这一主题将持续下去，而亲海将是海洋文学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