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东亚会不会永远是一盘散沙？答案已经越来越明晰。今天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以及先前三国对“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一致认同，都在对“东亚散沙论”做出强有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亚洲崛起这一历史命题的响亮回答。
如果说，过去东亚一体化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国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特别是中国的贫弱，那么今天，当中国崛起已成定局，当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已接近世界的1/5，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就走到了新突破的门槛。
这几年，东亚意识伴随着中国崛起已经在中国民众中兴起。据环球网调查，67%的中国网民支持中日共建东亚共同体，62%认为亚洲需要一个领导国家。调查还表明，57%认为日本在东亚影响力比中国强，而91.7%的人认为，中国应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区域合作的经验表明，区域合作离不开该区域大国的黏合作用。只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间，通过扎实的合作，建立起应有的机制，并让所有国家尝到区域合作带来的甜头，一体化才会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可以说，亚洲崛起的速度，与中日韩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合作的深度是成正比的。
战后60多年来，亚洲一直没有出现促进各国走向融合的中坚力量，一个缺少中坚力量的亚洲也是一个无法团结的亚洲，它必然要受区域外大国的左右。这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亚洲国家在冷战后的崛起中，仍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的逐步建立互信的过程。
现在，有人怀疑，鸠山由纪夫首相一上台，就高调将“东亚共同体”列为外交重要支柱，是意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人猜测，中日必然会展开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之争；也有人担心，历史恩怨、文化差异将是东亚各国很难迈过去的坎；更有人谈及，美国因素将会拖住东亚一体化的“后腿”。
的确，要打破东亚各国之间在商务、旅游、金融、能源、环境、救援、疾病防控和人员往来等诸多方面的壁垒，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远比想象的更困难、更复杂。
尤其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国之间还缺乏互信。任何一方提出的新设想，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猜忌，进而影响到设想的实施和合作的深入。而受互信影响，摆脱“三国离华盛顿的距离要大大近于三国之间的距离”的现实，也还需要时间。
可以说，中日韩的合作在考验着三国的胸襟。最需要提防的，就是各种人为的障碍。三国需要在寻找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把手”的同时，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这也是避免重回摩擦，甚至重回冲突老路的关键所在。
我们理应记住“亚洲崛起”的呐喊者、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话：“21世纪将对亚洲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在过去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一直落后于欧洲社会，它们有追赶西方的强烈愿望。当亚洲为此行动时，‘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就必须得到回应。”
中日韩三国又唱一出“好戏”
十月北京，金秋送爽。引人瞩目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这里举行。本次会议时间虽短，成果丰硕，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达成十项合作倡议，总结了过去十年三国合作的成果和经验，并就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凝聚了新共识，指明了新方向，增加了新动力，标志着中日韩合作又迈出新步伐，将登上新台阶。
这次会议与去年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相比，背景有所不同，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这次会议是在日本民主党首次获得执政地位的背景下举行的。鸠山由纪夫在竞选时便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上任后强调在外交方面也要发扬“友爱”精神，在历史问题上明确表示民主党政府将勇于正视历史，继承村山富市前首相讲话的精神。这些赢得了中韩两国媒体的正面评价，也为日本改善和加强同中、韩两国的关系，增进政治互信创造了条件。
鸠山首相表示：日本以往过于依赖美国，今后将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基础上，作为亚洲的一员制定更多重视亚洲的政策。鸠山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设想，意在加深同中韩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这与小泉内阁刻意拉拢东盟、冷淡中韩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设想明显不同。鸠山首相认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关键在于首先要从强化中日韩经济合作开始。尽管目前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具体内容尚不清晰，也远非近期可以实现，但其与原自民党政府某些领导人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战略似乎有着本质区别。其重要背景之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日本也不例外，而中国经济则保持了稳定发展，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大陆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海外出口市场也是大势所趋。民主党政府正是在这一世界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在日本选民普遍支持下上台的。故此，鸠山首相把中国视为合作共赢的伙伴，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
其次，这次会议前夕，温家宝总理成功访问了朝鲜。他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即，朝鲜仍将坚持无核化目标，并会视朝美对话情况恢复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多边对话。这为有关各方通过双边对话重启六方会谈营造了难得机遇，奠定了重要基础。韩国总统李明博前不久也部分调整了对朝政策，在恢复金刚山旅游和开城开发区及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做法。通过这次会议，中日韩三国进一步达成共识：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三国将与其他各方共同努力，争取早日重启六方会谈。这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建设和平、和谐、开放、繁荣的新亚洲。
毋庸否认，无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实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还会遇到许多困难或障碍，甚至还会出现反复。但是，这次会议表明，中日韩三国政府将不畏艰难，坚定信心，共同努力，通过科技创新、携手并进，争取确保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合作，努力实现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日本外相提议中日韩合编历史教科书
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是其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反省程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10月10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刚刚落下了帷幕，外界就三国将构建更为紧密关系的话题议论纷纷。然而，三国共同面临的历史问题，却将是构建更为紧密关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鸿沟之一。
10月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抛出了试探性建议，他表示，“日中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是解决历史纠葛的最理想办法。”尽管此前三国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上已经展开了合作，但这也是迄今为止日本官方对此话题作出的最为积极的表态。
此言一出，中韩两国学者备受鼓舞，但也引起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诋毁和反扑。
冈田主张具有试探色彩
“我们能够理解战争受害者的感情不会轻易化解。”冈田克也在当天的演讲中表现出了他一贯开明的历史观，出身于工商世家的冈田曾指责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冈田克也选择在小规模外国记者非正式聚会上提出“合编历史教科书”的主张，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吴怀中对《国际先驱导报》指出，这在外交战略上与执政的民主党“重返亚洲”的步调是一致的，在策略上也具有试探性色彩。“冈田此举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要实现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愿望，仅仅有中日韩三国经济利益上的契合是不够的，更需要文化观念上的共识，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将是三国增强互信、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步骤。”
日本文部省此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人占70%以上，40岁至60岁的人大多是从上一辈人的口述中获得对二战的感性认识，而青少年则很难从父母的口中获得任何感性认识。因此，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塑造日本年轻人历史观的主要途径。
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书早有先例。2002年，为了批驳日本扶桑出版社2001年编纂的右翼教科书，参加东亚和平论坛的三国学者历时两年时间共同完成了《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一书。该书编写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三国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是促进亚洲和平的积极行动，对促进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观具有积极意义。
教科书成日本右翼最后阵地
冈田克也的建议得到了韩国政府的积极回应。10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官表示，“三国合撰历史教科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但这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便着手合撰，也将是长期课题。”
据了解，韩国学术界正在讨论“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技术事宜。韩联社10月9日引述一名外交人士的话称，“（韩国）民间已开始研究韩中日合编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编写的过程中要考虑各国特殊的历史情况，但这将是一次艰难而积极的尝试。”
然而，冈田克也的建议在日本国内却引起了争议。右翼军事评论家佐藤守打响了反驳第一枪。日本《产经新闻》10月9日引述佐藤守的话称，“他（冈田克也）面对外国记者说出这样的话将造成怎样的误解？说什么日中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真是疯了。”此外，还有大批日本右翼分子在东京和名古屋等地聚会，大骂冈田是“卖国贼”。
对于日本国内的争议，吴怀中认为，目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逐渐淡出了东亚政治的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因此成了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放弃的最后阵地。
前景取决于日本历史态度
10月10日下午，本报记者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媒体吹风会上获悉，作为中日韩文化教育合作的主要项目之一，东京将在11月份承办学术交流会议，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问题有望在会议上加以讨论。
不过，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反省程度。右翼势力对此的剧烈反弹，令人对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前景难以乐观。
2008年4月，德国与法国合编历史教科书进入两国中小学课堂。当时，代表德国政府出席发布仪式的柏林市长克洛斯·沃瑞特曾表示，但愿中国和日本能够仿效德国与法国的经验。
吴怀中认为，法德合编历史教科书确实为中日韩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范例。但他强调，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对东亚来说，是个难题，主要障碍还是在于日本方面。尽管2002年中日韩三国合编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是一个突破，但由于当时日本知名的大出版社不敢接手，实际上日本方面是由一家仅有6名员工的“高文研”出版社负责的，出版发行遭受了冷遇。当时，日本主流社会缺乏反思和解决历史问题的勇气。
吴怀中分析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日本国内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和反思，还远没有达到德国的程度，日本右翼团体不断骚扰阻挠，执政的民主党内部来自不同的阶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这也是冈田小心谨慎发出试探性言论的原因。此外，日本教科书实行严格的审定制度，日本右翼势力肯定会以此为手段加以阻扰。
日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东亚共同体很难统一关税
“也许东亚共同体成立的时候，实现统一关税是非常难的，这将是个不得不讨论的难题。这一点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也将会花费很多时间。”
尽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致力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但建立“亚洲版欧盟”说易行难。
在从事多年东亚共同体概念研究的有政府背景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理事长
东方早报：经济界人士对东亚共同体概念有分歧吗？
林康夫：东亚成为世界性的成长中心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认识。虽然东亚共同体不会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还会涉及政治、文化层面等，但我认为至少东亚各国在经济层面的团结将给各国带来利益，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但迄今为止，东盟和日、中、韩之间分别缔结了FTA（自由贸易协定）或EPA（经济伙伴协定），但日中韩之间却还没建立这样的关系，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日中韩三国的研究机构每年都举行基于建立经济共同体、缔结EPA为目标的研讨会。JETRO也参与在其中，并曾经提交过以“应包含日中韩在内的共同体的远景”为主题的报告。
东方早报：东亚共同体建立可能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林康夫：现阶段要说出确切时间表很困难，这需要首脑级别的政治决断。在这之前，我觉得各国首脑应当首先认识到必须得跨越哪些难题。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通过三国研究机构的研讨会，讨论如果克服什么困难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举例说，要使国际贸易更加顺畅，不光是取消关税这么简单，还包括通关手续等。虽然通关手续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如果足够通畅，将会产生巨大的效应。一个研究机构曾给出这样的结论：与降低关税相比，顺利的通关产生的效应将更为巨大。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能做些什么是值得思考的。此外，关于相互投资，这个区域能够建立怎样的框架也是值得思考的。
不过，和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唯一的不同点是，也许东亚共同体成立的时候，实现统一关税是非常难的，这将是个不得不讨论的难题。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在加入各自组织后，其各自原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税、协定等都一并废除，统一使用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定。但这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将会很难。这一点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也将会花费很多时间。
东方早报：日本首相鸠山承诺，日本到2020年将在1990年基准上减排25%。胡锦涛主席也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时就减排问题有积极表态。两国领导人的上述姿态，对于两国在节能减排上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林康夫：在这一领域，中国和日本合作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还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企业之间通过建立牢固的信赖关系，达成某种协议完全没有问题，中日之间也有这样成功的实例。但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成果很难。
其次，可能和语言沟通有关，我们虽然拥有很好的技术，并且进行了充分的市场活动，但是总是没有后话。可能因为是专业领域，所以一些沟通不到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总之，进行广泛的接触很重要。
迄今为止，中国在减排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说，目前的数字依然不容乐观。不过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中国是有可以迅速减少排放量的余地的——如果能够引入新的技术和设备的话。在节能环保领域，JETRO已率先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设立节能环保咨询窗口，为中日环保节能合作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此外，我们组织日本企业参加中国工业博览会也为中日企业接触创造了极佳的机会。
东方早报：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近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林康夫：日本制造业在中国曾经的投资重点是出口，但最近越来越难。相反，中国经济显示出强劲增长势头，因此，日本制造业的工厂正面对中国的内需做出调整。
其次，金融、不动产等服务业在中国的展开非常显著。当然，这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有关，即逐渐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最近，日企对华投资从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转移是一个特征。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本的服务业单独进军中国市场是很难的，大多要和中国企业合作。
此外，中国IT企业等正进入日本。这也是两国合作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这些变化对中日经贸关系都是非常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