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一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让清乾隆皇帝的重臣刘墉成了家喻户晓的戏说人物。其实，
历史上的刘墉能够让自己青史留名的真实身份，是大书家：他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清代帖学的集大成者。
□刘墉的书法在当时拥有很大的名气，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贤之大成也。”
从乾隆十七年刘墉考中进士到担任湖南巡抚，除了在乾隆四十一年回京担任过一年内阁学士外，他就一直在地方上任职，从学政、知府进而攀升到了一省的方面大员，从山西、陕西再到江苏、湖南，20多年的时间过去，刘墉已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但他并不甘心长期被排除在京城之外只做个方面大员。这除了对权力的欲望外，还因为他有个赫赫有名的父亲，父亲就是他仕途生涯的坐标。
曾经在屏幕上热播的电视剧《天下粮仓》，说的就是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故事。刘统勋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备受乾隆皇帝信赖，以至于乾隆赞叹刘统勋不愧为真宰相。在刘统勋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既是内阁首辅同时又兼任军机处的首席大臣。作为臣子，这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最高点了。
乾隆三十八年，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刘统勋奉旨入宫议事，他冒着寒冷的夜风走进轿子，当他乘坐的轿子抵达东华门前，轿夫打开轿帘却发现刘统勋已昏迷不醒，尽管乾隆立即派御医赶来抢救，但这位操劳了近半个世纪的老臣却始终再没有苏醒过来。谁也不会料到刘统勋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的奉旨入宫。对于这位股肱之臣的去世，乾隆皇帝非常悲痛，亲临其丧。乾隆对刘统勋一生的评价是神敏刚正，终生不失其正，并把对臣子的最高谥号“文正”赐给了刘统勋。
1782年对刘墉来说是个好年份。这年11月，回到京城不久的刘墉在升任吏部尚书后又被奉派在上书房，也就是皇子们读书之处的最高行政官员。以后刘墉长期兼任此职，这成为他一生中兼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职务。
刘墉知道入主上书房责任重大，担任这一职务意味着往往能受到皇帝的宠信和抬爱。当然刘墉也知道，自己能够和皇上宠信的满洲贵族大学士三宝、嵇璜共同掌管上书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他那一笔出神入化的好字。
刘墉书法的风格和明代以来帖学传统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他不追求一般学帖者习惯的流畅婉丽或纵肆跳宕，而是以丰腴浑厚的点画、率意松散的结字和浓重的墨色，成功地营造出一种雍容、静谧甚至还带有一些慵怠落拓之相的美感。
□尽管刘墉博览群集，书名远播，又是名臣刘统勋的儿子，但他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是一个迟到者，直到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刘墉才考中进士，那一年，他已经32岁了。
历史上的刘墉是否有驼背的残疾，史书上并无记载，问题是民间传说中的刘罗锅是个机敏绝伦、敢于讽刺皇帝、鞭笞佞臣的化身，而现实中的那个刘墉，在历经了20多年的宦海沉浮，终于回到了皇帝身边以后，他的作为是否和民间传说中的一致呢？
据《栖霞阁野乘》卷下《刘文清轶事》条中对刘墉的记载：“刘墉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黄霸入相，声名顿减。时和珅方炙手可热，刘墉惟以滑稽悦容其间。”也就是说，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直声闻天下，而进入宫廷之后，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世故起来。
1782年，刘墉回到京城时已经64岁了，此时，比他小30岁的和珅因为机敏年轻而备受皇帝的赏识，在政坛上迅速崛起。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是不是就像民间传说中的那么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呢？我们仔细查阅了清朝的相关资料，在与和珅同殿称臣的20多年里，刘墉并未利用左督御史所享有的稽查之特权，以及担任吏部尚书主持京察大计的有利条件，对和珅及其朋党进行有效地监督和弹劾。
史书中曾经记载刘墉当吏部尚书的时候，乾隆征询他对人事任免的态度，刘墉均以“也可”来回答乾隆，致使乾隆非常恼火，指责“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意思是说刘墉平时在人事任免的时候并没有留心，都以模棱两可的词来搪塞，并不能胜任他的职务。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敢于伸张正义的化身，刘罗锅已经同他的原型刘墉分道扬镳了。虚构的形象活跃在舞台上，而真实的历史人物留给后人的则是充满矛盾与苦涩的回味。
当时刘墉的这种处世方式在官场并非个别，由于封建专制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极端强化，统治者并不希望他的臣属追求好的名声，因为在他看来，臣属获取好名的努力既有碍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然而，士大夫要追求流芳百世的愿望自古就是一种传统，乾隆帝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他解释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因为“乾刚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这也是国家社稷之福。”乾隆的“本朝无名臣”之说，固然说明了乾隆皇帝独裁天下的专制心态，但皇帝的这种说法也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刘墉，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求名之心。
这也许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宠爱的奥妙。“伴君如伴虎”，君臣之间的相处是需要技巧的，刘墉可谓是深谙此道之人。
乾隆二十年，远在西北边陲的刘统勋因一纸疏奏而遭灾祸，刘墉及其家人均被株连，家产也被查抄一空。一个多月以后，获释出狱的刘墉即在自己的日记中提醒自己今后为官为事要切记“敏于行，讷于言”的圣训，三思而后行。
那一年，刘墉36岁，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墉的为官之道发生变化了。
□刘墉的一生除了为数不多的诗词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学作品，这可能就与他慎守“讷于言”有很大关系，这种性格在他的书法中也有所流露。《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评价他的字是“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
连写字都不露棱角的刘墉，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的书法乍一看笨拙软弱，全无法度，但若细细品味，则点画转折全由古人法度而来，而且举重若轻，转化巧妙而不留痕迹，丰富肥厚中藏遒媚之趣，平淡舒缓外露雍容志向，似乎在简练的外表下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丰富内涵。
清代嘉庆朝非常有名气的书法鉴赏家包世臣和刘墉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在他的著作《艺舟双楫》中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刘墉每每对客挥毫作书时，所用的执笔法是大拇指与食指成圆圈状，也就是所谓“龙睛之法”，以向人显示自己纯运腕力，而当他自己闭门作书的时候，则又是另一番情景，“笔如舞滚龙，左右盘旋，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会掉到地上”，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能随心所欲。
刘墉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嗟我学书岁云久，笑我小技如九九。东涂西抹日以多，人或爱而忘其丑。病嗜士炭不自禁，况遇刍笋更醉酒。是中有味不可名，体痛浑忘肘生柳。”这也许是刘墉在官场之中身不由己，太过于劳心，也只有在醉意中挥毫起笔，才能感受出人生乐趣。
刘墉的书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少年
的时候他学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个是当时受时代和皇帝的影响，所以说他当时的字是珠圆玉润，像美女簪花一样；中年以后刘墉受苏东坡的影响，那时候就造成了他的笔力雄健，举势堂皇；到了晚年，刘墉的书法渐趋平淡而入炉火纯青之境，论者比喻它为黄钟大吕之音。
古人评价刘墉的书法，50岁时“书精湛圆，美中有璞”，70岁以后造诣达到了高峰。相传刘墉的家乡山东诸城名儒臧启谟“书体瘦金，苍劲有力”，他对刘墉的书法历来不以为然，臧启谟认为刘墉的书法“肥而无神，柔而无力”，刘墉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两人争执不下，于是便各选自己的得意之书，呈送乾隆皇帝品评。乾隆皇帝历来就很赞赏刘墉的字，当他看到臧启谟的书作之后，不禁哑然失笑，用带有嘲讽的口吻说臧启谟的书法是“竖如枯枝，横似干蛇，浑然一体，枯枝挂干蛇”，气得臧启谟从此便再也不写字了。
明末清初，一种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的官场书体大行其道，这种书体被称为“馆阁体”。由于帝王的喜欢，而且由于帝王朝廷当时出于对思想禁锢的要求，馆阁体的风浪愈刮愈烈，以至于到了后来，学子们如果写不出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在科举考试中成绩都会受到影响。而刘墉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胆魄，首先突破了“馆阁体”的束缚，创作出了新的书法面貌。
到刘墉70岁以后，又开始潜心于碑派书法的学习。碑派书法，是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的碑版石刻的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晚年的刘墉崇尚佛老，对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字融合佛道，生平洒脱之心性浸透字里行间，因此朝野内外渴求刘墉墨迹之人多如牛毛，可是刘墉却极少以字酬人，甚至当朝同僚也很难得到刘墉的真迹。
因为刘墉书写笔墨浓重，后人戏称他为浓墨宰相。
刘墉几乎一生都在暗流汹涌的官场左右逢源，谨慎务实，历史上的他既不像电视剧所描写的那个刚直不阿、毕生和贪官污吏水火不容的刘罗锅，也不像他的父亲刘统勋铮铮铁骨，豁出身家性命也要为黎民百姓构建起“天下粮仓”。
作为官僚，刘墉既无大功，也无大过，他以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平安地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作为气贯古今的大书法家，刘墉却实实在在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嘉庆九年，即1804年12月25日，刘墉以86岁高龄在京城去世。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2005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