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关海洋气象知识的书籍很多，仅 《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西汉时 “海中占验书”就有136卷，其中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有18卷。到元、明两代，人们把水手和渔民的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明代张燮的 《东西洋考》中记有 “乌云接日，雨即倾滴” “迎云对风行，风雨转时辰” “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
在海事活动中，风是至关重要的天气要素，所以我国古代对风的认识较为深刻。我国古代水手、渔民知道用各种方法预测海洋风暴。他们把一年中海上常有风暴的日期记下来，称为“暴日”或“飓日”，并总结出暴风季节发生的规律和暴日在不同时节的频率，从而找出海上活动的危险期和安全期。
我国很早就以风作动力，用帆助航。东汉时，利用季风航海已有文字记载，当时把每年梅雨后出现的东南季风称为“舶抖风”。唐末以后，利用季风航海十分广泛。明代郑和七次出海，多在冬季、春季利用东北季风起航，又多在夏季、秋季利用西南季风返航，说明他们已经较充分地认识和利用了亚洲南部、北印度洋风向和海流季节性变化的规律。在航行途中，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出没和位移、风向、天色、云状、霾雾、气温及洋面波涛的变化，预测海洋气象、水文潮汐的变化趋势，保证了航行的安全。
我国殷商时代已出现“涛”字，这个字后来被解释为“潮”字的同义词。现存最早对海洋潮汐现象作出科学解释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书虚》篇中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对潮汐和月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西晋杨泉，唐朝窦叔蒙、封演，宋代张君房、燕肃、余靖、沈括，元末明初史伯睿等丰富发展了王充的理论。东晋葛洪和唐代卢肇还论述了太阳在潮汐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古代对喇叭形河口涌潮的成因也有深刻的认识。王充在批驳关于伍子胥冤魂驱水形成涌潮的迷信说法后，指出潮汐在大海中只是“漾驰而已”，进入浅狭的河口后，才激起涌潮。葛洪则提出潮汐的 “力”和“势”。卢肇提出江水和海潮在狭窄的河道相遇，激而为斗，形成涌潮。燕肃则更确切地提出钱塘江涌潮是由于河口存在拦门沙坎所致。清代周春注意到钱塘江潮有南潮、北潮之分，两潮交叉重叠处正好在海宁塘靠岸，因此海宁成为观潮的胜地。
实测潮汐表在我国的发展也很早。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边建有 “潮信碑”；北宋吕昌明在1056年编制的 “浙江四时潮候图”曾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供渡江用，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 “伦敦桥涨潮时间表”要早得多；其后，明清还出现了许多潮汐实测表。
由于古代潮汐研究的论述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也较多，仅专论就不下数十种。其中，清代俞思谦编辑的 《海潮辑说》、翟均廉所著 《海塘录》等都收录保存了不少古代潮汐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