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关系向何处走？---专访日本外务省日中经济室室长松本盛雄
□本报驻东京记者 蓝建中 钟沈军
日本外务省4月1日正式设立了日中经济室，作为专门负责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问题磋商以及制定对华经济战略的常设机构。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日中经济室室长松本盛雄。
日中经济室酝酿已久
《参考消息》：最近日本外务省在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内专门设立了日中经济室，引起了中日两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日中经济室成立的过程。
松本
盛雄：日中经济室的成立实际上已酝酿3年了，机构审批和人员审批是同时进行的。日中经济室的室长由我担任，室员由中国课的人员兼任，但具体人员还未确定。外务省设立新的机构，要由外务省总务部门提交总务省批准。这个过程花了3年时间，所以并不是一时的想法。
设立日中经济室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向何处走？有多大潜力和发展的余地？关于这些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以前都是由日本各个部门和相关单位分别进行，像经产省、财务省、农林水产省都有关于中国的部门。但是，它们往往只从本部门角度考虑问题，不一定全面考虑日中关系。例如，经产省只考虑贸易和投资，财务省只考虑人民币和财政问题等。我们需要一个综合分析日中关系的机构，这是设立日中经济室的第一个重要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比较中立的，而且要考虑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第二，根据搜集的材料，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对华政策。我们主要考虑经济政策。经济政策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因为涉及的面很广，而且内容也很多。我们不是要做统一的窗口，而是要做一个协调的窗口。经产省、财务省有自己的对华渠道，这个我们不会妨碍。我们尽可能地从它们那里搜集一些信息，加以综合分析，然后从外交考虑制定一个经济战略。
第三，我个人认为，日中政治关系比较冷淡，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交流增进理解，这非常必要。我们将尽可能地请中国有关人士到日本访问，日本的有关人士也到中国访问。
《参考消息》：日中经济室最早是由中国课创立的，那么日中经济室在中国课内占有多大比重呢？
松本盛雄：现在中国课有30多个人，其中划出4个人来进入经济室，因为中国经济问题占日本外交的分量很大，将来还可能增加，增加人员也可能要从外边调入。日中经济室的长远目标是升格为课。就像北美局有第一课和第二课，分别负责政治文化和经济，我们也考虑日中经济室将来成为课，主管经济问题，跟北美局差不多。因为中国经济问题占日本外交的分量很大，比如我今天刚从国会回来，国会每天都要讨论跟中国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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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中国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您能不能和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呢？
松本盛雄：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目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有1900亿美元左右，中国是1800多亿美元，但是很快就要超过这个数额，如果包括香港在内，中国两三年前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政治对经济影响没想像大
《参考消息》：中日政治关系的波折对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松本盛
雄：如果把2005年4月至6月的数字和年底的数字比较，就会发现后半年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很快。很多人在中国发生反日游行风波时担心会影响投资的情绪或者投资战略，他们的依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在投资决策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表明政治的因素很小，还是经济的因素大。政治风波过去后，人们开始从经济角度重新评价中国市场，觉得中国市场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前途的，所以实际上没有多少企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因此，政治影响没有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我今年3月底访问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日本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也反映有些具体项目已受到政治影响。
《参考消息》：如果政治关系更好的话，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会更上一个台阶？
松本盛雄：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国内报道得很少，而且决策者知道得也很少。更多的日本人和决策者应该知道真情。特别是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担心这些动向，可能是因为它们搜集信息的能力差一些，容易受到舆论特别是网上激烈言论的影响，但是大企业看得全面一些，所以判断也比较准确一些。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参考消息》：日本经产省去年发表的白皮书中警告日本企业注意中国的投资风险，您如何理解？
松本盛雄：那是针对反日游行吧。它们每年发表一份白皮书，白皮书的内容很不一样，去年和前一年很不一样，不过总的来说经济界的反应对去年白皮书有一些批评，认为操之过急。
日中经济对立程度尚小
《参考消息》：有分析认为建立日中经济室是为了应对中国的经济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应对日中经济之间的摩擦，您觉得在应对变化和摩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松本盛雄：中国越来越开放，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过渡期的矛盾，比如说某一个服务行业要开放，但是开放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全开放。有的人不太清楚，这样我们需要搜集信息，提供给有关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我们要参与协调解决，并提出建议。现在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过去是由经产省主管处理，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了，美国和欧洲都要求和中国谈判，这样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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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中国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您能不能和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呢？
松本盛雄：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目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有1900亿美元左右，中国是1800多亿美元，但是很快就要超过这个数额，如果包括香港在内，中国两三年前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政治对经济影响没想像大
《参考消息》：中日政治关系的波折对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松本盛
雄：如果把2005年4月至6月的数字和年底的数字比较，就会发现后半年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很快。很多人在中国发生反日游行风波时担心会影响投资的情绪或者投资战略，他们的依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在投资决策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表明政治的因素很小，还是经济的因素大。政治风波过去后，人们开始从经济角度重新评价中国市场，觉得中国市场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前途的，所以实际上没有多少企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因此，政治影响没有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我今年3月底访问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日本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也反映有些具体项目已受到政治影响。
《参考消息》：如果政治关系更好的话，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会更上一个台阶？
松本盛雄：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国内报道得很少，而且决策者知道得也很少。更多的日本人和决策者应该知道真情。特别是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担心这些动向，可能是因为它们搜集信息的能力差一些，容易受到舆论特别是网上激烈言论的影响，但是大企业看得全面一些，所以判断也比较准确一些。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参考消息》：日本经产省去年发表的白皮书中警告日本企业注意中国的投资风险，您如何理解？
松本盛雄：那是针对反日游行吧。它们每年发表一份白皮书，白皮书的内容很不一样，去年和前一年很不一样，不过总的来说经济界的反应对去年白皮书有一些批评，认为操之过急。
日中经济对立程度尚小
《参考消息》：有分析认为建立日中经济室是为了应对中国的经济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应对日中经济之间的摩擦，您觉得在应对变化和摩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松本盛雄：中国越来越开放，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过渡期的矛盾，比如说某一个服务行业要开放，但是开放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全开放。有的人不太清楚，这样我们需要搜集信息，提供给有关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我们要参与协调解决，并提出建议。现在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过去是由经产省主管处理，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了，美国和欧洲都要求和中国谈判，这样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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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中国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您能不能和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呢？
松本盛雄：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目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有1900亿美元左右，中国是1800多亿美元，但是很快就要超过这个数额，如果包括香港在内，中国两三年前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政治对经济影响没想像大
《参考消息》：中日政治关系的波折对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松本盛
雄：如果把2005年4月至6月的数字和年底的数字比较，就会发现后半年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很快。很多人在中国发生反日游行风波时担心会影响投资的情绪或者投资战略，他们的依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在投资决策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表明政治的因素很小，还是经济的因素大。政治风波过去后，人们开始从经济角度重新评价中国市场，觉得中国市场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前途的，所以实际上没有多少企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因此，政治影响没有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我今年3月底访问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日本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也反映有些具体项目已受到政治影响。
《参考消息》：如果政治关系更好的话，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会更上一个台阶？
松本盛雄：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国内报道得很少，而且决策者知道得也很少。更多的日本人和决策者应该知道真情。特别是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担心这些动向，可能是因为它们搜集信息的能力差一些，容易受到舆论特别是网上激烈言论的影响，但是大企业看得全面一些，所以判断也比较准确一些。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参考消息》：日本经产省去年发表的白皮书中警告日本企业注意中国的投资风险，您如何理解？
松本盛雄：那是针对反日游行吧。它们每年发表一份白皮书，白皮书的内容很不一样，去年和前一年很不一样，不过总的来说经济界的反应对去年白皮书有一些批评，认为操之过急。
日中经济对立程度尚小
《参考消息》：有分析认为建立日中经济室是为了应对中国的经济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应对日中经济之间的摩擦，您觉得在应对变化和摩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松本盛雄：中国越来越开放，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过渡期的矛盾，比如说某一个服务行业要开放，但是开放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全开放。有的人不太清楚，这样我们需要搜集信息，提供给有关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我们要参与协调解决，并提出建议。现在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过去是由经产省主管处理，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了，美国和欧洲都要求和中国谈判，这样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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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中国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您能不能和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呢？
松本盛雄：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目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有1900亿美元左右，中国是1800多亿美元，但是很快就要超过这个数额，如果包括香港在内，中国两三年前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政治对经济影响没想像大
《参考消息》：中日政治关系的波折对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松本盛
雄：如果把2005年4月至6月的数字和年底的数字比较，就会发现后半年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很快。很多人在中国发生反日游行风波时担心会影响投资的情绪或者投资战略，他们的依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在投资决策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表明政治的因素很小，还是经济的因素大。政治风波过去后，人们开始从经济角度重新评价中国市场，觉得中国市场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前途的，所以实际上没有多少企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因此，政治影响没有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我今年3月底访问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日本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也反映有些具体项目已受到政治影响。
《参考消息》：如果政治关系更好的话，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会更上一个台阶？
松本盛雄：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国内报道得很少，而且决策者知道得也很少。更多的日本人和决策者应该知道真情。特别是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担心这些动向，可能是因为它们搜集信息的能力差一些，容易受到舆论特别是网上激烈言论的影响，但是大企业看得全面一些，所以判断也比较准确一些。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参考消息》：日本经产省去年发表的白皮书中警告日本企业注意中国的投资风险，您如何理解？
松本盛雄：那是针对反日游行吧。它们每年发表一份白皮书，白皮书的内容很不一样，去年和前一年很不一样，不过总的来说经济界的反应对去年白皮书有一些批评，认为操之过急。
日中经济对立程度尚小
《参考消息》：有分析认为建立日中经济室是为了应对中国的经济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应对日中经济之间的摩擦，您觉得在应对变化和摩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松本盛雄：中国越来越开放，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过渡期的矛盾，比如说某一个服务行业要开放，但是开放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全开放。有的人不太清楚，这样我们需要搜集信息，提供给有关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我们要参与协调解决，并提出建议。现在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过去是由经产省主管处理，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了，美国和欧洲都要求和中国谈判，这样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参考消息》：您认为中日经济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产权问题吗？
松本盛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化问题，即中国的市场化不充分而发生的一些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是成熟的市场，消费者就不会用假冒产品。市场化过程中会发生这种问题。日本也经过这样的阶段。日本上世纪6 0年代前假冒产品特别多，5 0年代还曾发生工业酒精做的假酒致人死亡的事件。那时日本市场也不完善。
《参考消息》：您是否觉得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前互补性非常大，而现在出现了一些竞争，甚至对立的层面在上升？
松本盛雄：我认为对立的因素不会扩大得那么快。我认同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关志雄的观点。他分析发现日中两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只有1 0%相互冲突，而且冲突的部分还不全是一个档次的，例如日本电视机和中国电视机档次不一样。从这个观点来说，目前日中两国的冲突还很小。他也同时对比了其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甚至包括台湾，它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和日本重叠的部分相当大，有的甚至达到40%-50%，这些国家和地区才是竞争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产业发展到那种情况可能还需要10年-20年时间。
《参考消息》：日本有人提出，日本产业需要保持和中国拉开15年距离，以维持对中国的优势，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松本盛雄：竞争关系可以促进技术的开发。过去很多人批评日本企业对技术转让很消极，但现在看来它们并不消极，它们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比欧洲还要高。如钢铁业，首钢、宝钢都有日本的技术，有些技术还是很先进的。
《参考消息》：有媒体说日本当年经济起飞的时候是在尚未和中国建交的时候实现的，因此中国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根本不用理会中国。
松本盛雄：当年是那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经济影响日本经济的分量远远比当年大得多。
东亚经济一体化还需时间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今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尤其是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一体化问题？
松本盛雄：日本和韩国问题不大，如果加上中国，市场规模很大，但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是三方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真正打成一片，还需要很长时间。
《参考消息》：这就是说，日韩两国市场比较接近，所以一体化问题不大，但是中国市场差距比较大？
松本盛雄：实际上日本和中国两国的产业互补性很强，韩国和日本竞争性比较强，因此日本和韩国之间的障碍也很大。
《参考消息》：日本和中国经济存在互补性，这不正好是推动一体化的动力？
松本盛雄：总的方向是一体化，但是需要很长时间。从哪里开始着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日方提倡中国先把投资环境搞好，要实现三方的投资自由化，为此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完善有关的投资制度，中国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而中国希望三方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先搞货物流通。
《参考消息》：现在美国的专家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您觉得21世纪会是谁的世纪？
松本盛雄：我觉得两种说法都太片面。应该说是分工吧，是世界分工的世纪。分工有多种多样，美国人喜欢提日本世纪，亚洲世纪，都没有说中。前一段时间说“日本第一”，过一段时间日本就萧条了，后来又说亚洲的世纪，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一发生，就没人说了。
日印合作并非针对中国
《参考消息》：日本外务省新近决定设立一个“南亚部”，有日本媒体认为是为了牵制中国？
松本盛雄：媒体尤其是日本的媒体喜欢对立的观点，比如国民感情的对立、政府之间领导人的对立，甚至领土上的对立，还有与其他国家的问题，例如中国提出FTA，就是自由贸易区，是针对日本的，或者日本提出一些经济合作协议，也是针对中国的，总是把一些问题作为对立关系来看待。
《参考消息》：日本去年和印度有一系列的合作，似乎确实有牵制中国的意图？
松本盛雄：当然从政治层面来说，对我们的外交来说，中国与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都要搞好关系。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过去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主管印度事务的官员建议提高印度的档次，可以理解。应该说，重视印度并不是根据日中关系提出来的，而是根据印度在日本的外交的重要性提出来的。这并不是认为中国已经不重要了。此外，关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问题，因为中国已经发展了，所以有些经济援助不需要了，中国可以自己筹措资金。因此有些援助转移到印度去，那是有可能的。
松本盛雄其人
松本盛雄，1952年生于日本东京，197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翌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外语。回国后任职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其后到日本驻纽约总领馆以及北京日本大使馆工作，1 9 8 9年返回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1997年出任北京日 本大使馆领事部部长。2001年担任香港日本总领事馆经济部长。2006年4月1日起担任新设立的外务省日中经济室室长。日本外务省2006年4月1日正式设立了日中经济室。据悉，日中经济室是在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经济班的基础上扩建的，由熟悉中国经济问题的松本盛雄出任负责人，初期以5个人的编制展开工作，以后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和增加工作人员，最终将升格为专门负责处理日中经济问题的课。目前，日本外务省亚洲
大洋洲局中国课约有30名职员，主要负责日中之间的政治问题。
2006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