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1941年秋参加八路军，1942年初在鲁西抗属工厂当童工，1943年6月被保送抗属学校学习。1945年至1949年在鲁西南第三抗日中学从事战勤工作，冀鲁豫朝城县一区土改工作组组长兼区长，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总会计，赣东北行署财政处总会计。1949年至1953年任贵州省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贵阳人民革命大学班主任，贵州省财政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53年至1969年任贵州省财政厅秘书科副科长、科长，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省财政厅计划科科长、预算处处长，省财政厅副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财金处副处长。1969年至1981年任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经营管理组副组长，省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之一。”
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79年秋季的一天，四川省省委组织部管干部的王天生处长通知我 (时任省财政厅长) ，说中央组织部有一位负责同志要找我了解四川经济工作情况。当天下午3时我来到该负责同志的住地——成都锦江饭店西楼的一个套房里。这时我才知道，找我谈话的人是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萍同志。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陈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你对四川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对四川今后经济发展有什么想法?对省委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当时我是怎样回答的，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在谈到对省委工作看法时,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肯定的。这次谈话后不到半年，即1980年3月，省委组织部通知我，中央组织部决定要我下半年去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为一年。1980年8月27日，我带着行李到北京中央党校报到。这一期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共分两个班，每班50人左右， 设两个党支部，我被编到十七支部，另一个班为十八支部。学校指定十七支部由来自中联部的王炎堂、我和来自福建省的郭全忠3人为临时支委，王任书记，我负责学习，郭负责生活。一个月后举行了正式选举，还是我们3人当选。与我同期同班到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还有尉健行、谭绍文、高德占、关广富、马忠臣、徐青等同志。1980年9月23日，接替赵紫阳任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来到中央党校，看望四川来党校学习的同志。他当众告诉我, 中央已决定调你到国务院工作, 中央已下令, 并说, 不征求你们 (指省委) 的意见了, 是紫阳同志点名调的。刚听到时我感到有点吃惊, 没有思想准备。又过了几天的一个星期天, 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 要他的秘书李保国接我到他家作客, 他告诉我, 我的工作调动是中组部推荐, 征得赵紫阳同意, 万里拍板定的, 准备要我来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协助国务院领导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同时, 他还告诉我, 现在事情很多, 他忙得焦头烂额, 已与党校交涉, 要我早一点到职。春节与家人团聚后, 2月18日我就收拾行囊离开成都赴京, 2月20日到中南海报到。首先拜会了秘书长杜星垣。在与杜星垣简短交谈之后, 他要秘书带我去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坐落在建于清朝的四合院, 奇花异草, 绿树成荫。它的北房是当年周恩来主政国务院时开会的地方, 叫“老会议厅”, 与周总理当年的住宅“西花厅”一墙之隔, 并有一小门相通。西厢房是当年李富春和陈毅等曾经办过公的地方。我的办公室就安排在西厢房。一共4大间, 南头是秘书办公的地方, 中间两间是客厅, 北头是我的办公室。会议厅也早就被冷落了, 很少有人在这里开会。那时我的家属尚未来京, 所以晚上我就住在办公室。整个院子只有我一人办公, 其他房子都紧闭着, 没有人住。我的秘书晚上也回家住, 可以说, 我是这个院子的唯一主人。我来国务院报到时给赵紫阳同志带了两样礼物:一包茶叶 (大约有半斤吧) , 两瓶五粮液酒 (当时3元一瓶) 。我想通过他的秘书白美清转交紫阳同志。白美清说, 算了吧, 他不会收, 留着你自己喝吧。就这样, 茶、酒都进了我自己肚子。我到国务院报到后, 先是说让我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 但正式通知任命时却改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秘书长分工我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当时在国务院设有一个经济协调办公室, 张百发、赵维臣、李朋、李锡铭等都是这个办公室的成员。还有一个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是李智盛。我也分工联系这些方面的工作。1982年, 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 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 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 由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 我的任职, 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 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 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 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 我仍留国务院工作, 不去经委了。
1982年9月, 在中共十二大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6月, 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我能够很快升任副总理, 进入中央政治局, 首先得益于邓小平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的大环境。胡耀邦对不少人说过:“田纪云是自学成才, 不走门子, 不靠码头, 是自己干出来的。”万里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田纪云是独立大队, 没有后台。”赵紫阳对我很了解, 更是放手让我工作。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 对我也很器重。1984年, 陈云为我写过两幅字, 一幅是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一幅是李商隐的名句:“桐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 我在省里当财政厅长, 他是我的老上级, 对我非常亲近, 1984年他出访亚欧4国, 指定要我陪同。1985年出访美国也提出要我陪同, 因国内工作原因未能如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 更是给我以具体帮助。我对他们十分敬重, 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可以说, 他们对我的培养和支持, 是我在国务院的工作能够顺利展开的基本条件。我初次个别接触小平同志是1984年春。3月13日, 四川省驻京办事处主任孟薇打电话给我, 要我约小平同志和曾在四川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到北京的四川饭店聚一聚, 品尝一下川味, 我同意为他约请。我首先给小平同志办公室王瑞林打电话, 他请示小平同志后表示同意, 我又约请其他人。这些人有:王震、杨尚昆、段君毅、陈野萍、李一氓、李伯钊 (杨尚昆的夫人) 、罗青长, 还有当时的商业部部长刘毅、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 唯万里我忽略了邀请。3月15日上午11时许, 大家都先后来到饭店客厅, 11时3刻, 小平同志在邓楠和毛毛的搀扶下来到饭店, 大家争相与他握手、问好。当他端起酒杯与大家干杯时, 突然发问, 怎么万里没有来?我马上回答:呀, 是我忘了通知他。他诙谐地说:吃川菜不能没有万里。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与万里有至交，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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