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经历过无数次战役都没有倒下的刚烈汉子齐勇将军，在不堪回首的文革期间却用一种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特殊方式离开了我们。作为新中国海洋管理工作的拓荒者，齐勇将军有很多海洋的梦想，但他想做的事情就这样停了下来。可以告慰将军的是，他的梦想在很多年以后都得以实现。”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十大海洋人物颁奖现场，主持人这样介绍国家海洋局第一任局长齐勇将军。

1964年的夏末，一列北上的特快列车飞奔在京广线上。列车软卧包厢的窗前，一位年近50岁的海军少将，正凝视着窗外，身边是他的妻子和5个儿女。这位少将就是当时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齐勇。眼下，他接到进京的命令，有一项新的使命将由他去完成。

此时的齐勇，心里并不平静。自从他1929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从一名不满15岁的红小鬼，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后，工作岗位不知更换了多少次，他总能从容对应。

长征之前，他在红四方面军时，参加过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长征途中，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营长。由于部队边打边走，战斗减员太多，干部多，士兵少，有的营只有干部，没有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把各营的连排干部统统集中起来，组成师部“敢死队”，齐勇同志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长征途中，许多闯关夺崖、冲锋陷阵的战斗，多由“敢死队”去完成。那时的齐勇，面对敌人，面对死亡，从没退缩过。在战斗中，他多次负伤。

抗日战争期间，齐勇随一二九师战斗在太行山区，担任支队长、团长，在1942年反扫荡战斗中再次负伤。1944年，他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挺进中原，创建中原军区根据地，担任新四军五师四十五团团长兼政委。在中原突围的战斗中，他指挥四十五团，担任主力部队的后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数倍于我的敌军展开狙击战，掩护部队转移。1947年冬，江汉军区组建独立旅，任命齐勇同志担任旅长兼政委。在解放中原的战斗中，独立旅攻城拔寨，解放了大小县城，最终和友邻部队一起，解放了长江上的重镇武汉市。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独立旅扩建为独立师，齐勇继续担任师长兼政委，随二野大部队进军大西南。

全国解放后，齐勇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毕业后，他希望回到他的老部队。当时人民海军刚刚成立，新的军种需要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干部，他二话没说，来到刚刚组建的海军南海舰队，出任万虎要塞司令，守卫珠江外的虎门要塞。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11月升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本来，在革命队伍中，频繁的工作调动、工作角色的不断更换是最普通的“家常便饭”。然而，接到进京领受新的工作任务通知之后，齐勇的内心真有点忐忑不安了。他似乎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人生的一个大转折。虽然他无法预见未来，但他已经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之中，新的工作任重而道远，那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新世界，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齐勇一家刚在招待所住下不久，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就登门看望了。赵启民和齐勇是老相识，在南海舰队时他们一起共事，赵启民是司令员，齐勇是副司令员。后来，赵启民调到北京，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任筹备国家海洋局领导小组组长。齐勇见自己的老上级前来探望，自然知道他不是来叙旧，而是来谈工作的。这就是那个时代老一辈革命家的作风。他们好像有某种默契，谈话很快转入主题。赵启民告诉齐勇，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百二十四次常委会于7月22日正式批准，在国务院下设国家海洋局，海军党委决定调你到北京来，主持筹建国家海洋局。又说，你真是雷厉风行，这么快把家都搬来了。

事实上，齐勇对成立国家海洋局的消息早有耳闻，只是没有想到，这项任务这么快就落到自己的头上。早在一年前，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在青岛召开会议，制定我国海洋10年发展规划草案，与会的海洋界专家们在讨论规划草案时，都有一个共识：要顺利完成我国海洋10年发展规划，应当成立国家海洋局，统一管理我国的海洋工作。

1963年的5月6日，由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组长袁也烈，副组长于笑虹、刘志平和29名国内海洋专家经过充分论证，探讨成立国家海洋局的必要性和具体工作任务，最后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1964年1月4日，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写信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总书记，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并建议由海军代管。2月11日，中共中央做了批复，在国务院下成立国家海洋局，同意新成立的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10月31日，国务院任命齐勇为国家海洋局局长。

成立国家海洋局，不论对海军，还是对齐勇，都是一件新鲜事。此时的齐勇对即将成立的国家海洋局是管什么的？筹建国家海洋局可能遇到哪些困难？未来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并不了解，因为没有先例，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板。但是，他对党交给的工作从不讨价还价，这是长期革命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在齐勇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战争条件下，在敌人的炮火之中，我们都胜利地走过来了，眼前这些困难算不上什么难题，他相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哲学。齐勇坚信，承载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国家海洋局，一定能通过大家的努力很快地筹建起来。

当齐勇从海军首长那里了解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之后，便很快搬出海军招待所，在前门外大街一间并不起眼的永安旅馆，租下几间客房安置下家小，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国家海洋局的筹建工作。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海洋科学技术尚处在起步阶段，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封锁，难以及时获得信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筹建国家海洋局，建立起一整套与国家经济、军事发展相适应的海洋科学技术管理服务系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就像他的名字，齐勇依然保持战争年代的战斗作风，勇往直前，边学边干。在筹建成立国家海洋局最初的日子里，齐勇首先对国家海洋局所在地提出疑问。按照文件规定的任务要求，国家海洋局的办公地点定在天津。那么，放在天津好，还是放在北京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齐勇对此自有看法。

在起草国家海洋局文件时，专家们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考虑，认为将国家海洋局放在天津市比较合适。然而，如果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看，从未来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来看，把机关放在首都北京，可能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他认为，起码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既然是国家海洋局，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放在北京更有利于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二是国家海洋局要承担为国防服务的重任，海军司令部在北京，国家海洋局也应当在北京；三是国家海洋局系统的建立，离不开海军的支持，也离不开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齐勇决定把国家海洋局机关放在北京。

齐勇多次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分别汇报，阐明国家海洋局放在北京的理由，经过不断游说，最终取得了海军党委的理解和支持。之后，他又去找自己的老首长李先念副总理。当年在中原军区时，李先念是司令员，齐勇曾任中原军区的团长、独立旅旅长、独立师师长。可以说，李先念对自己手下的这员虎将是再熟悉不过了。在听完齐勇有说服力的汇报后，李先念认为有道理，最后经过聂荣臻副总理的同意，把国家海洋局机关定在了北京。

在国家海洋局机关办公地点问题解决之后，齐勇又率领筹备办公室的同志，在北京市区内寻找具体的办公地点。这年的秋天，国家民航总局在王府井大街北口新建了办公大楼，将原先的办公楼王府井南口东侧的三层小楼腾了出来。这座并不起眼的欧式小楼，始建于上个世纪初，是德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别看这小楼不起眼，而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可是老北京王府井街上的重要建筑之一。小楼和老北京饭店同在长安街上，坐落在王府井南口，一东一西，一小一大，也是那个时代的豪华饭店之一。当时它的店名叫长安春大饭店，直到北京解放前夕，这个饭店还保留着旧日的辉煌。解放后原是铁道部的招待所，后来民航总局成立又一次易主。齐勇看准时机，亲自出马，几经商讨，民航总局终于放弃原本打算做营业厅的计划，出让给将要成立的国家海洋局。

1964年9月1日，筹建处的朱焕文同志从中南海取回国家海洋局的印章，对外宣布即日启用公章，对外挂牌办公。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31号的这座欧式小楼，就成为国家海洋局最初的办公地点。从那时起，凡是去过王府井的人都知道，在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南口，有一座灰色小楼，那就是国家海洋局。

参加革命前，齐勇家境贫寒，没钱上学读书。参加红军后南征北战，也没时间坐下来学习过，只是利用战斗间隙学了点文化，会看文件、会写笔记了。如今，齐勇负责筹建国家海洋局，不论是海洋专业知识还是文化，他都感到不足。齐勇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走马上任之后，便走访了国内最知名的一些海洋学家，向他们求教，征求专家们对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意见。这使齐勇认识到，海洋工作的基本特点是，牵连面广，涉及部门多，牵连到国家的军事、气象、水产、交通、地质矿产资源、石油、轻工、化工、船舶建造，涉及到海洋水文、物理、化学、地质、地理等众多学科。在不断深入调查中，齐勇形成了最初的构想，那就是：国家海洋局要做中国的“海龙王”，把中国的海管好。其具体思路是，国家海洋局对应海军司令部；下属分局对应舰队；海洋调查大队对应海军基地；海洋研究所对应七院和中科院等。齐勇这个极富创意的构想，得到海军党委和国务院的支持。

1965年，是齐勇担任国家海洋局局长最为繁忙的一年。在能够查到的文件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3月18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局在青岛、宁波、广州设立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在天津成立海洋情报资料中心和海洋仪器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及其所属机构人员编制为1095人。

●4月20日，齐勇局长在北京召开了由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领导出席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三个分局的三项工作任务：负责近海断面调查和海岸调查；负责沿海分站的管理，并发布海洋水文预报工作；代管海洋研究所，抓好船大队建设工作。

●5月5日，海军司令部批准在北京组建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其具体任务是：除为海军海上作战、训练提供水文气象保障外，还要为国家海洋渔业、海上交通、海上石油钻探开采等提供水文气象服务保障。

●5月27日，中央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联合通知，中央气象局所属的海洋水文工作和任务，包括80余个海洋站、点，一艘气象船及有关人员，全部移交给国家海洋局。

●6月5日，广州造船厂建造的4艘登陆艇“海测731”“海测732”“海测733”“海测734”交南海分局第七海洋调查大队。

●6月23日，齐勇局长作出决定，撤消原海军海洋调查大队“海字195部队”代号，更名为“国家海洋局海洋调查第一调查大队”。所辖的“801”“803”“804”“805”调查船，更改船号为“海调401”“海调402”“海调403”“海调404”。

●7月9日，经总参批准，海军东海舰队将“古田”“益昌”两艘扫雷舰，“538”“539”“540”护卫艇等5艘舰只交国家海洋局使用，组成东海分局第四调查大队。

●8月23日，大连建造的4艘50吨级登陆艇，划归北海分局建制，其艇号为“海测529”“海测530”“海测531”和“海测532”。

至此，国家海洋局已基本形成一套与我国当时军事、经济建设相适应的调查服务系统。如今，国家海洋局—海洋分局—调查大队和海洋预报总台—区台—海洋站的预报服务系统的架构基本保留。尽管其工作任务、方式以及船舶号都已改变，但是这一套完整体系和架构仍然在我国海洋管理服务中发挥着作用。

1965年底，在齐勇的主持下，经国家科委和海军司令部批准，对我国的海洋科研调查机构分布作了重大调整：将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由天津塘沽迁往青岛市；将中国科学院浙江海洋工作站组建为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定点宁波市；将原中国科学院东北海洋研究站更名为国家海洋局东北海洋工作站。与此同时，将已组建的一、四、七海洋调查大队正式划归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和南海分局。到1966年初，国家海洋局的海洋调查船可以借用海军沿岸通讯导航设施，开展远海海洋监测，发布近海海洋环境预报。在许多外人看来，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966年上半年，国家海洋局已初步实现了这个工作目标。

在我国海洋调查、科研系统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就成了最为突出的矛盾。齐勇为了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奔走于中央各部委、海军和大专院校之间。一批又一批专业干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被招进国家海洋局的各个单位。

首先是海军对国家海洋局人员方面的支持。不论是海军机关，还是海军三个舰队的领导，他们和齐勇好像已经达成了默契，海洋局要船给船，要码头就提供建设码头的条件，要航海专业人员就给具有丰富航海专业的干部，包括当时最为紧缺的海洋专业研究人员。海军第四研究所原是研究海洋的专业研究所，设在天津塘沽，专业技术队伍较强。在海洋局的要求下，该所全建制划归海洋局，并迁址青岛市，组建成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我国著名海水淡化专家石松是从“海字166部队”调进来的。刘恩兰是我国上世纪30年代留学美国、英国的杰出女科学家，曾获牛津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在国家海洋局刚成立不久，齐勇就将其调入。

其次是国家各部委的全力支持。当时，中央气象局作出决定，移交到国家海洋局的人员，不仅要有从事海洋工作的普通干部，还包括一些原先学习海洋专业的干部。并将一艘新建不久的海洋调查船——“水星”号，以及将要建造的3艘海洋调查船指标一并交给国家海洋局。

也是在这个时候，国家海洋局从各大专院校引进近百名应届毕业生，将他们充实到研究所、调查大队、海洋局机关。这批当年进入国家海洋局的年轻海洋工作者，后来都成为我国海洋事业的骨干。在他们之中，有的是研究所科研成果累累的高级研究人员；有的是各分局、研究所的领导；还有的成为国家海洋局各级领导。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或许没有见过齐勇，但是正是当年国家海洋局的这个决定，为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由高等教育部领导的山东海洋学院，改由国家海洋局和教育部实施双重领导，并以国家海洋局为主。同时，将由山东海洋学院负责建造的“东方红”号海洋调查船划归北海分局建制。

至此，齐勇局长的那个中国“海龙王”的梦想，已在一步步实现。

正当齐勇为我国海洋事业殚精竭虑时，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从首都北京刮向全国，刮向全军。齐勇被非法隔离审查，打成“三反分子”。无休止的交代成为齐勇生活的主要内容。刚正不阿的齐勇再也无法忍受无端野蛮的政治迫害和打击。1968年7月2日凌晨，海军总医院的急救室，一代战将、53岁的齐勇含冤离开了人世。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党委为齐勇局长平反昭雪，对齐勇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定为革命烈士。

从1964年10月31日国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全会正式任命齐勇为国家海洋局局长算起，到1968年1月28日被隔离审查，齐勇将军在国家海洋局局长的岗位上工作仅有3年9个月。3年9个月，不论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还是在一个事业的进程里都不能算长。然而，齐勇局长却在短短的3年9个月中开创了新中国海洋管理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