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成: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来源:王诗成   发布时间:2019-09-17 14: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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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率领的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航程之长,都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郑和航海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但现存记载郑和海洋思想方面的资料很少,国内外的几十种专著和数百篇论文多以专门研究郑和航海活动为主,系统深入地研究郑和航海思想的不多。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海洋与国家富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伟人,从这一角度来看,郑和既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在此,仅就郑和海洋战略思想作一家之言,以期引起对郑和航海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郑和海洋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郑一钧先生在《论郑和下西洋》①一书中两次引用了法国学者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记载的郑和为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的一段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的话语虽不多,但字字千钧,句句精辟。他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海洋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鲜明地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海军船队、控制海洋对国家安全和贸易的极端重要性。这是郑和积一生航海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其海洋思想升华的结晶。这段话对于研究郑和的海洋战略思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纵观郑和的海洋战略思想可概括为:海洋开放意识,海洋财富意识,海洋主权意识和海洋忧患意识。其核心是海权思想。

其一,海洋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郑和走向海洋的强烈愿望,不怕冒风险的征服意识和自强不息、不辱使命的奋斗精神。从1405年到l433年的29年间,郑和以“造大船、驰骋海洋、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泱泱大国雄风和“耀兵异域和示国家富强”的政治使命感,作为永乐皇帝的使臣,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宝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9载,遍访了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活跃在从今东南亚诸国到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直至非洲东海岸的广阔海域上。“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弛,涉彼狂澜,若历通衢”的壮观景象是郑和热爱航海和征服海洋的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洋,情系航海,关心宝船队的命运和祖国海疆的安危。l4337月,郑和结束最后一次航海,横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回到祖国。郑和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的航海事业,在人类走向海洋的庄严史诗中谱写了空前辉煌的篇章。

其二,海洋财富意识。郑和的海洋财富意识就是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扩大经商和对外开放,繁荣贸易,使国家走上繁荣昌盛之路。郑和通过几十年的航悔生涯,认识到海洋是联系世界各国的交通大道,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一个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海外贸易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明政府为了维持自己对这种贸易的垄断,排斥竞争,禁止移民和私人贸易。朝贡贸易有它的局限性,但毕竟通过这一贸易形式,使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与海外的经济贸易往来。随着所有国家和贸易次数的增加,由此诱发公平贸易也就不可避免。郑和把“扩大经商”、实行开放贸易作为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始终在海外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并逐步将以纳贡和皇帝赏赐为主要内容的朝贡贸易转变成持久均衡的贸易往来,与所到国公平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获得了巨大利润②。“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诏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计希,充溢库市,贫民承先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自此记载不难看出,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既适应统治阶层对“舶来品”的追求,又满足下西洋官兵赢利的欲望,还使一部分百姓富足起来,对沿海地区的市场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郑和晚年才有了“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其三,海洋主权意识。郑和通过航海实践,其海洋主权意识逐渐增强,海洋思想也日趋成熟。郑和进一步认识到了海洋与国家昌盛和国家安危息息相关。要实现耀兵示富、威制四夷的政治目的,必须凭借实力,“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巡弋异域,“慑服”敢与中国抗衡者,“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这样外邦诸国才能听从诏谕,俯首臣服③。当时中国作为东方头号海上强国大约历时30年,这尽管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富强,但直接是依仗了当时海军船队的强大。正是由于郑和带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宝船队西征,许多外交使节随行,宣扬中国的富强,才确保了中国在东方的权威地位,才有20多个国家的使节和7位国王,携带贡品前来向明朝皇帝表示敬意。郑和在几十年的异域战争和外交生涯中,看到海洋的重要战略地位,南洋局势对国家安危影响甚大。当明仁宗朱高炽要拆散宝船队时,郑和站在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疾呼保留宝船队,重视南洋海权。“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那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呐喊清楚地告诉当时的统治者:海军船队是海权的基础,是海洋商贸的保障,谁拥有强大的海军船队,谁就能控制海洋,发展经商,安民兴邦;丧失海军船队就会失去海洋控制权,不但海洋经商无保障,国家也面临危险。

其四,海洋忧患意识。几十年的航海实践和伴随其间的对异域的斗争使郑和对海洋的特殊地位有一种超出常人的理解,他既看到海洋在经商、扩大外交方面的作用,更看到海洋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当明政府决定解散宝船队、停止航海活动时,郑和以极富洞察力的目光和忧心忡忡的心情向明皇陈述了放弃海洋将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堪想像的严重后果。“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这里郑和讲的国家富强,不但包括国家经济强大,也包括国家军事的强大、海权的强大。郑和居安思危,告诫明仁宗,也是告诫后人,谁想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谁就必须控制海洋通道,海洋既可给国家带来财富,同时海洋也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失去海洋控制权,将给国家带来灾难。可惜的是郑和的呐喊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否则的话中国的海洋史将会重新书写。

综上所述,正是郑和在实践中形成的海权思想,建立了“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总和”的无敌舰队,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控制之下,使明帝国的旗帜飘扬在南洋和西洋各处,将航海事业推向鼎盛,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以郑和的海洋开放意识、海洋财富意识、海洋主权意识利海洋忧患意识的基本形成为标志,奠定了郑和是我国早期的海洋战略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郑和有关海权方面的论述要比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海权论述早480多年,比世界著名海权论者美国的马汉早近500年。今天,在当年郑和船队航经之地,人们可随处寻觅到这位伟人的足迹,感受到伟人无声的巨大影响。在西沙群岛中,有取名永乐群岛、宣德群岛的岛屿。南沙群岛也有称为郑和群岛、景弘岛、尹庆岛、马欢岛、费信岛等岛屿。出土于这些岛上的写着洪武或永乐年号的瓷器碎片,陈列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已成为历史上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最有力的佐证。《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郑和船队的远航,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87年,早于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92年,早于麦哲伦环球航行1 14年,郑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郑和航海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外国优秀经济文化成果的学习引进。郑和的随员编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真实地记录了海外各国的社会概貌、风物人情、山川道路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情况。郑和还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外交家和和平友好使者。他开通并建立了亚洲海上交通网,把中国文明教化和尊严传播到西洋各国,并推动了华侨在南洋的发展。总之,把郑和航海活动和航海思想上升到海洋战略思想的高度来定位,冠以海洋战略家,是对郑和的最好纪念,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郑和海洋战略思想形成溯源

郑和于1371(明太祖洪武四年)出生在云南省的昆阳县(今昆明市晋宁县)。郑和家姓马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父母给他取名马和,小字叫三保。郑和家族渊源和先世为西域民族中的王族,西域普化力国王所非尔是其远祖,他们向往中国,在唐代时移居中国云南昆阳。由于伊斯兰教徒绝大部分从海上进人中国,又有朝觐圣地麦加的传统,往返海上,从不间断,所以他们熟悉海洋,了解航海,保持着航海习性,具有征服海洋的优秀品质。伊斯兰教中将不惧风吹浪打,不怕挫折失败,不怕冒险牺牲,越洋涉海,实现朝觐功课,尊为“哈只”。在祖、父两代“哈只精神”的影响下,郑和“自幼有材志”④,受其父辈“义方之训”。聆听祖辈传颂其家史,世系王族裔门,哈只门庭显赫在郑和记忆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祖辈海上航行的千辛万苦和神奇传闻激发了郑和浓厚的航海兴趣,他憧憬海洋生活,盼望长大后能够周游世界,到伊斯兰教的圣地天方(麦加)去朝圣。郑和从小就怀着与海洋割舍不去,成就大业的远大抱负。

少年郑和很不幸,他才十几岁就被抓送到明朝燕王朱棣府中当了一名小太监⑤。在那艰难的生活中,郑和仍然没有忘记将来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因此,他始终坚持利用各种机会发愤读书。后来,朱棣夺取了皇位,史称明成祖。在战争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显示了非凡的才智,受到明成祖的赏识和提拔。明成祖赐他姓郑名和。青年时期的郑和,在参与政务和领兵打仗中增长了才干,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机敏干练的人才。l405年,明成祖“锐意通四夷”,拒海禁,行开放,抱负临御之年建树“四海安宁,万邦来朝”的国政,决定派人出使西洋。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使命,要完成它不但需要精通文事武功,具有外交才干,而且要勇敢果断,富于冒险牺牲精神。日本人寺田隆信所著《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一书中有一段记述:明成祖召近旁的袁忠彻问:朕意用郑和为船队指挥,此议如何?充分理解明成祖旨意的袁忠彻对日:“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明成祖最终选中了“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有智略,知兵习战”、“博辩机敏”集于一身的郑和任“钦差总兵太监”,统率有27 000多人的庞大船队出使西洋。郑和多年的愿望终成现实。1405年冬,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向辽阔的海洋进发。郑和的宝船912帆,最大排水量达l4 800吨,可载重7 000吨。郑和船队的每艘船上都装有当时最先进的罗盘导航系统。船队在大海上劈波斩浪,不到l0天就到了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占城国的国王听说明朝的使者到了,非常高兴,亲自主持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国王派人跟随中国商船队到各地进行友好访问并开展贸易。离开占城国,郑和船队又访问了爪哇、苏门答腊等国,于1407年胜利返回祖国。紧接着,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郑和又连续两次远航,访问了满刺加、锡兰等国,并在满刺加建立了一个仓库基地,用于存放金钱、货物和粮食。1411年,郑和率领船队从满刺加基地出发,向西北航行,经过锡兰、柯枝等国来到叫“西洋大国”的古里国(在今印度境内)1417年,船队第五次航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1421年第六次航行到达了非洲,访问了那里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竹苛国等地。14311月,年过六旬的郑和率领船队开始了第七次远航。他们遍访南海和北印度洋沿岸地区,到达了圣地天方(麦加)14337月,郑和结束了最后一次航海回国。1435年,郑和逝世,享年64岁。

郑和在漫长而复杂的航海实践中,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深化,海洋意识不断升华。最初喜欢航海是出于家族征服海洋的民族习性的一种本能反映,在郑和眼中,覆盖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海上航路是天赐之物,海洋航行、此地到彼地,无须耗费巨资建设和维修道路,船舶可以运输各种商品,是“国家通往海外财富的伟大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航海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郑和认识到了航海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航海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既要和恶劣的海况做斗争,也要和野蛮的海盗进行战斗。正像马克思在《十八世纪的秘密外交》中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眼看自己的海和河岸被夺走。郑和的航海目的在于宣扬国威,不着重去发展贸易和对外殖民,但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宝船队,外邦诸国也不会听从诏谕,俯首称巨。郑和在几十年航海生涯中,切身体会到海洋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南洋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丢了南洋的控制权,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郑和一方面加强中国与南洋各国问的友好往来,扩大中国在南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呼吁明朝政府重视南洋,保留海军舰队,牢牢掌握制海权,保卫国家安全。郑和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把航海活动持久地发展下去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他悉心绘制《郑和航海图》,不断提高航海技术,改进航行设备。郑和十分重视基地和转运站的建设,在占城设立舰队大本营,在“据诸番要冲”,“乃西洋要会”之地苏门答腊等地设置“官厂”,并以此为“外府”,储存贸易物资和船队用品,保证航海活动持续发展。郑和几十年处心积虑、呕心沥血经营航海事业,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中国舰队的控制之下,建立“四夷顺,中国宁”和“万邦来朝,威振四海”的明帝国一统天下。郑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航海经验,海洋思想不断升华,逐步由一个职业航海家成长为一个海洋战略家。

综观郑和的一生,家族的教诲,伊斯兰教所特有的航海习性和征服海洋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为郑和矢志海洋并成就伟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上长达3个世纪的航海活动高潮以及地理知识的扩大,造船工艺和航海业的大发展为郑和完成航海大业创造了客观条件。明朝初期的民富国强,海军船队强大以及明成祖的海外扩展政策和知人善任,使郑和实现航海抱负成为可能。而郑和自身的才华,热爱追求海洋的坚强信念,征服海洋的冒险开拓献身精神和不辱使命、忧国忧民的优秀品质是其成长为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和海洋战略思想家的重要保证。海洋选择了郑和,郑和创造了航海奇迹。

三、郑和海洋忧患意识的历史印证

15世纪最初的30年,长达3个世纪的航海活动达到鼎盛时期。“中国向海洋挺进始

于南宋时期,当时的船队控制了中国海东部;元朝时期,进而取得在南中国海的优势。明初,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战船进入并巡航于印度洋,以显示其海上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短暂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海上军事影响力波及从日本至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⑥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开了锁国禁海的先河。朱元璋从登基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当时重点是禁止民间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运。洪武四年(1371)规定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禁民间番香番货,严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中期以后,中国的禁海达到巅峰,及至片板不许人海。嘉靖年间(1522--1566),明世宗下令,一切未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沿海地方政府也下令,对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双桅者,即捕之。中国沿海的水师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海禁政策。

明朝海军的衰落是从1425年明仁宗登基开始的。伴随着禁海,明仁宗曾一度停止派遣郑和统率的海军远征,l431--1433年,明宣宗允许郑和进行最后一次远航。l436年明英宗即位时,即颁布诏令,不仅禁止建造远洋海船,而且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每个海军单位都受到裁减。浙江省海军船队由700多艘裁减到300多艘。海军运输船的状况更糟,山东省登州卫的l00艘船只剩下18艘,到1503年仅保留l0艘,其中4艘被派往湖广省,3艘去浙江和福建,只有3艘留在登州。l524年朝廷敕令,停止登州制造远洋船只。随着船队的大规模削减,船舶制造也衰落了。大型的、吃水深的运输船逐渐被小型的平底驳船所取代。在官办船舶制造厂造出的小型船,建造质量比私人造的商船还要低劣。因朝廷不重视海防,海军军饷一减再减,致使兵员逃亡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到16世纪初,当日本倭寇加剧劫掠时,明政府不得不依靠商船和武装的居民来抵抗。原来扬威异域的海军,现在仅能勉强地守在本国水域内,抵抗海盗的袭击。中国保持了3个世纪的海上权威地位,就此迅速动摇了。

清王朝紧步明朝海禁的后尘,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1=05千米),越界立斩。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厉行禁海,停止与南洋贸易,严禁将船卖给外国人,严禁运粮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将康熙二十四年开放的4个港口撤销3个,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l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战船一律改小;l806年,则下令严禁民间违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禁令导致中国造船工业严重萎缩、海防废弛,使中国水师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

明清统治者实行海禁,导致了闭关锁国,国力日渐式微。而西方列强大肆向海外扩张、掠夺。他们凭借着坚船利炮逐渐轰开了中国的海上大门。l637年,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出了以威代为首的5艘武装商船,闯进南中国海,进行了第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对华贸易行动。1840716日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海门大开,西方殖民主义者肆无忌惮地进犯中国海疆。1856--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出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海军黄海海战,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5年后,八国联军又一次兵至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强,对中国的频繁入侵、掠夺几乎都是从海上来的。海上入侵高达84次之多,入侵舰艇l 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一步步坠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大量割地,赔款额高达1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6年收入的总和。1937年日本侵略者再一次借助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制海制空权发动对中国长达8年之久的侵略战争。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进一步印证了郑和的“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的伟大预言。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辉煌时代大多是向海洋拓展的时代,而落后屈辱的时代则与丧失海权密切相关。旧中国屡屡战败,都是失之海权、败之海权。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列强对待海洋问题比我们精明、深刻而且超前,侵略者每次得手之后,首先要求的就是我们的海权,即要求割让我国沿海岛屿,致使我国的舟山、香港、澳门、台湾和澎湖列岛都曾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历史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印证了郑和预言的正确性,它用铁的事实一再告诉国人,海洋问题,绝不是一个区域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富强和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海洋者,安天下,得富强。

四、郑和之后关闭海门的原因分析

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汉使节便已经历访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南部)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了。当时,汉的商船队是在徐闻和合浦做好准备后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经越南、泰国、马来半岛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再北上到达邑卢没国,然后继续沿海岸航行,赴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中国沿海一带地方,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的沿海居民,从事农业并兼营渔业者很多。在远古时候他们便与海洋发生了联系,而且经常接触海上来航的外国人,不断地丰富了有关海外知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渡海外者逐渐增加,他们扮演了海上航路的主要角色,被称为天生的航海者。自唐末,特别是8世纪以来,陆上的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海上交通日趋兴盛起来。唐末以后,以广州和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干线,海上运输蓬勃地发展起来。唐王朝积极鼓励海上交通贸易,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已经有了市舶司的设置,以掌管有关海外贸易的一切事务。其中心地在广州,伊斯兰商人从波斯湾诸港扬帆,渡过印度洋,绕马来半岛来到广州。

宋王朝承袭唐代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设立提举市舶司,管理以征收关税为主的贸易事务。来港的印度商人和伊斯兰商人居住在规定的居留地,其区域称为“蕃坊”,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受到特别的优遇。进入元代,泉州作为贸易港,其繁荣程度超过了广州,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马可·波罗所著《东方见闻录》对泉州作了如下的介绍:“在刺桐(泉州)海港城市,满载着奢侈商品、高价宝石、精美的大粒真珠等的印度海船不断来到此港。自此周边的蛮子各地来的商人们也麇集于这个海港。总之,在这个海港,各种商品、宝石、真珠的交易盛况,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叹的了。聚积于这个海港城市的商品,从这里搬运到蛮子各地贩卖。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给基督教诸国而装载着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及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百艘船来到刺桐港,就此种贸易额来说,无疑可以断言,刺桐港市确实是世界最大的二大港之一。”南宋初期,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占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元朝不但保持了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盛况,而且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经由海路,以东方之高丽和日本、南方之印度尼西亚诸岛、西方之印度洋沿岸二十几个国家为对象展开的。尽管海外贸易是通过官商、寺院、官僚等进行的,但成为主流的则是民间商人,涌现了许多民间大商家。这些通过经营贸易而发了财的商人们,过着豪华的日子。直到元朝末年,泉州仍然保持着繁荣的局面。从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由于自由贸易被禁止了,作为国际贸易港的泉州,从此走向衰落。

明太祖即位的翌年至第三年(1369--1370),太祖便遣使向海外诸国诏告新王朝的建立,招诱入贡,把对外关系纳入朝贡制度之下。把贸易只限定于朝贡贸易形式的明太祖,采用严厉的海禁政策,全面禁止私人贸易。据《大明律》规定:私带货物出海交易者杖一百,把军器和人口等运往海外者绞首刑,走泄国情者斩首刑。二桅以上的大船,也被禁止建造。以航海为业的沿海居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祖辈传下来的职业,躲避国禁而往来于海外者不绝。尽管如此,唐、宋、元朝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还是从此衰落了。太祖以后,这种方针被作为“祖法”沿袭了下来。明王朝并不像元朝那样开放,连派遣郑和统领船队下西洋的明成祖也没有例外。中国人的私营贸易和航渡海外,依然被禁止。

明太祖之所以施行海禁政策,从客观原因分析是与当时的形势相关联的。从国内来看,当时“由于海盗亦商活动可获洋利的巨大吸引力,东南沿海商民舍生忘死,趋之若鹜,成千上万人出海参加海盗亦商活动,有些地方出现‘连村’、‘满海’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盛况。海盗的亦盗活动也随着亦商活动的开展而更加活跃起来。这时期海盗的武装活动比过去次数更多、规模更大……⑦从国外来看,13世纪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日本对中国贸易越来越活跃。到了元代末期,日本人的海外活动更加频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一面从事贸易,一面伺机而为盗贼,出没于自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南部、浙江至福建一带,四处劫掠。为此,太祖一边敦请足利幕府取缔倭寇,一边以在海外的民间贸易船难与海贼区别开来为由,禁止私人贸易。

明王朝实行海禁,笔者认为,还有其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对于明朝封建统治阶级来讲,提倡还是禁止航海只能有一个标准,一旦航海活动将会损害甚至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时,禁海和停止航海就在所难免。即使是提倡航海,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明初曾一度提倡航海,其目的是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奇珍俱至的奢侈以及显示国力的强盛与稳定。当航海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带来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使封建统治者无法驾驭人们的思想而危及封建统治时,则坚决地被禁止。尤其是航海活动及其他工商业的发展只能以不损害小农经济的秩序为限度,一旦它的发展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则必然要予以取缔。由此可见,明太祖禁海,郑和下西洋被停止,明朝初年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的节奏突然中断,只是一个表象。究其实质,农民领袖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感受到了航海者和其他工商业者对封建政权的潜在威胁。由于商业活动,尤其是海上贸易,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被固定于一地,“实难控制”。从商者不是分散地从事劳动,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生产活动,容易“啸聚生叛”。他们没有固定于土地的农业生产者那样易于驾驭,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蛮夷相通,危及教化”。再者,在我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重农而抑商,几乎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老子提倡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反对商品经济,反对商业所带来的经济剥削的思想;儒家学说中的农本思想和耻于言利的观念,都为后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商鞅则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苟子把农业当成财富的本源,韩非子把商人列为危害国家、社会的“五蠹”之一。“重农抑商”这种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已植根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循的信条,所以,明政权颁布禁海令、郑和的航海最终被禁止是必然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中国明朝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尚未失去所有血色”时还可以以高压手段促使生产力发展,但它的末日已不远。当时,在明朝的封建统治之下,社会矛盾日渐加剧。贵族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在各地建立大量皇庄和农田。农民们失去土地,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被迫起义;而另一些没有参加起义的破产农民,则流于市井,转而投入到手工业中。明代冶铁、制瓷、纺织业发展较快,工商业城镇增多,尤其是江南、东南沿海一带和运河沿岸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南方大量的手工业产品除内销之外,就是由“濒海居民和载海船,交通外国”,进行民间的对外贸易。航海业和其他工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封建经济所能承受、允许的限度,严重地威胁着封建政权的巩固和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冲击着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封建统治者必然要加以禁止。

从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看,郑和并非没有成为“哥伦布”的机遇,也并非因为中国的航海技术到达不了美洲大陆,而是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开辟新海外殖民拓土时代所必备的海权意识。明成祖朱棣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倡导了郑和下西洋,但只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厚往而薄来,即纯粹是服务于天朝帝国的所谓扬威政策,不是为了开辟向海外开放的海上航线。尽管郑和在屡下西洋的对外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呼吁明政府重视航海、重视海权,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最下,既不可能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也不可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明朝的禁海,严重束缚了华夏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进取精神,隔断了同国外的交往,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限制了自明朝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使国家的发展处于僵化、停滞状态。从此中国与世界蓝色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中国被前进的世界性海洋大潮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五、弘扬郑和海洋思想的时代意义

综合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形势,可以认为,20世纪的海洋不太平,21世纪围绕海洋而展开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第一,从国际上看,20世纪海洋战争频繁发生,21世纪海洋将再一次成为矛盾和斗争的聚焦点。

20世纪海上争夺空前激烈,海洋战事频繁发生。20世纪前50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的50多年里,海上战争几乎从未间断。l950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有l/2的兵力参与了战争,组织实施了包括仁川登陆战役在内的许多以海空军为突击力量的战役、战斗。19648月,美国军舰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被越海军驱逐,美国却编造谎言,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动鱼雷艇,在公海上袭击美国第七舰队的舰只,即所谓的“北部湾事件”。85日美军悍然出动64架飞机空袭越南北方,公开武装入侵越南,拉开了长达l0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的序幕。l9711121日,为了割裂和肢解巴基斯坦,南亚军事大国印度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凭借其海军实力,以“维兰特”号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和导弹艇组成的海上编队,向巴基斯坦的海军基地和卡拉奇、吉大港等城市发起多次突袭,占领了整个东巴和360平方千米的西巴地区。l98242日,阿根廷军队出兵占领了英阿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以下简称马岛)3天后,英国一支特混舰队长途跋涉13000千米杀向马岛。424日,英国特混舰队攻下了距马岛761海里的南乔治亚岛,426日对马岛周围200海里海区实行了立体封锁,切断了马岛与阿根廷本土的联系。5月下旬,英军开始强行两栖登陆,将马岛上的万余名阿军包围。614日,阿军向英军投降,英国重新占领了远离自己本土1万余千米的马岛。l973年,利比亚宣布锡德拉海湾为其领海,但美国只承认12海里的领海权。1986126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重申了利比亚对锡德拉海湾的立场,并宣布北纬30°21’为“死亡线”。而美国倚仗自己强大的海军实力,根本不理会卡扎菲的警告。323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锡德拉海湾,举行代号为“自由通航”的军事演习,当美国作战飞机飞抵利比亚近海时,受到利比亚地对空导弹的攻击,美军当即对利比亚展开代号为“草原烈火”的军事行动,击沉利比亚导弹艇l艘,重创护卫舰l艘,摧毁了一批利比亚陆地目标。414日,美国又出动驻英国的24F111战斗轰炸机和5EF111电子干扰机,向利比亚的军营、卡扎菲住所、军事设施等5个目标投下数百枚激光制导炸弹,卡扎菲总统本人侥幸保住了性命。l991117日,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引发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52万兵力,动用海空作战飞机l 560架、舰艇l41艘,对伊拉克进行了持续42天的空袭,投下各类炸弹141 921吨,耗资50亿美元,最终使伊拉克全面接受联合国的l2项决议。1999324日,美国又把战火燃烧到万里之外的巴尔干半岛,在美国的直接参与下,北约持续对南斯拉夫进行了78天的狂轰滥炸,给南斯拉夫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世纪之交,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海洋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新高地。当前,世界各国围绕海洋权益的激烈争夺,已由过去的争夺军事目标、战略要地和海峡通道为主变为以争夺经济利益、岛屿、海洋资源为主;由过去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的争夺,变为广大沿海国家竞相参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及划界谈判,世界性瓜分陆地将告结束,争夺权益的斗争已经转向海洋。沿海国家管辖水域的大幅度扩展,公海面积的缩小,既是各国对海洋权益争夺与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对海洋权益的争夺,海洋斗争日益尖锐。全球性的“圈海”运动此起彼伏,在21世纪必将形成新的高潮。

总之,“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国试图把世界变成由它说了算的单极世界,世界多极化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导致海上局部战争的因素远远没有消除。21世纪,海洋将再次成为聚焦点,海上热点地区有增无减,如英阿马岛之争、希土岛屿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以及众多的同岛屿和沿海相连的水域纷争,随时可能引发国际问冲突和战争。可以设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21世纪军事强国的海军作战能力将数倍于今天的海军舰队,这是未来海上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第二,从国内看,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状况分析,21世纪的中国,危险依然来自海上。21世纪的中国将面临三大棘手问题。

一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这里既有主权和民族感情问题,又有复杂的国际背景。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台湾问题已上升到事关一个主权国家安危的重大战略问题。台湾是中国走向大洋最重要的通道,被称为中国海洋生命穴位,台湾问题隐含着中国未来海上安全和生存空间。台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624年,荷兰人强占台湾。l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此后,长期鏖战海上的靖海将军施琅指出:“台湾一隅虽属外岛,实关四省(江、浙、闽、粤)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尤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运,亦断断乎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另外,西洋人的夹板船,“粗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他们暂时还没有危害中国大陆,是缺乏海军基地,即“未有土地可以依托”。如台湾不守,荷兰人卷土重来,4“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施琅作为能够较早地清醒认识中国海洋、海岛、海防重要地位的清朝官员,又从战略高度提出了“盖天下东南之势,在海而不在陆”的思想,他说:“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历代以来,备防外国,甚为严密,今虽与其贸易,亦须有制,不可过纵”;“苟视为安已治,无事防范,窃恐前此海疆之患,复见不远。”1696年,施琅死后,康熙皇帝才逐渐意识到台湾在捍卫东南海疆上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只有控制台湾海峡水域,才能永绝外国边海之患。公元l717年,当有人主张东南重在防守沿海边界时,康熙明言:“台湾、南澳,人以为孤悬海外,无关紧要,自得其地,福建、广东之贼便无容身之地,所系非轻”,“海防为要”,中国“近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⑧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再次告诉我们,对当代的海洋霸权主义,不应存有任何幻想,美国把中国视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将不择手段地制造事端,遏制中国。要达此目的,美国少数的反华势力就要不遗余力地做台湾问题的文章。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也将展开一系列斗争。、

二是南沙问题。世纪之交,南沙形势日趋严峻。目前南沙已有40个岛礁被3个国家占有,80多万平方千米海域正在被5个国家瓜分。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沙战略目标趋向务实,表面主权之争已转为实际的经济掠夺。南沙面临着岛礁占领多元化、海域瓜分合法化、资源开发国际化、军事斗争复杂化的严峻形势。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南海周边国家纷纷与世界大国联合,大量抢夺、瓜分南沙矿产、油气、渔业等资源。20世纪末,越南已与英、法等18个国家近30家油气公司签订了28个开发油气资源的合同;菲律宾也与荷、澳等国的国有油气公司签订了82个勘探开发合同;马来西亚将总面积4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进行对外招租,并与英、法、日、荷等33个国家的油气公司签订了300多个油气勘探开发合同,出租面积高达20多万平方千米。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在我传统海疆范围内油气开采已获巨额利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积极渗透、介入南沙问题。南沙地区在军事上是美西太平洋基地的咽喉要道,美一方面拉近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美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合作和军事渗透。日本,则将南海视为其“海上生命线”,紧步美国后尘插手南沙问题。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美日等筹划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均将南海涵盖在内。

三是海域疆界争议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使得人类对海洋的管理开发更加规范化、程序化,世界从盲目的、以武力威胁式的占领、开发和利用海洋,转向适当地合作与妥协,按照法律和规则取得和维护各自的海洋权益。在世界海洋有秩序地被“瓜分”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沿海国家之间的争端和纠纷,加上还有部分国家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公约对这些国家尚不具备约束力,使得有关问题复杂化。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划归我国管辖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当前,黄海、东海、南海面临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划界问题,有争议的海域面积为ll0多万平方千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21世纪的海洋斗争将更加尖锐复杂,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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