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三大影响力

来源: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9-09-06 16: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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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与资金是智库运营必须的两大要素,其实,还有一个要素,对于智库的成功运营同样重要,那就是智库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智库能否获得人才的青睐、能否获得研究合同、能否获得社会捐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的影响力。这里,我们把智库的影响力分为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政策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

  1968年4月,在罗马近郊的山猫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来自意大利的著名实业家、学者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Peccei)与来自英国的科学家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组织了一场关于“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如何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的会议,邀请了来自10个欧洲国家的约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参与讨论。会后,两人组建了一个“持续委员会”,并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命名,其宗旨为“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 四年后,该智库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报告,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做出了成功预测,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人类无限制增长将导致地球灾难的担忧,在全球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这份报告成为迄今为止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卖出了3000万册。

  无独有偶,1994年,美国地球观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同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长期讨论。

  这些真实的故事形象地说明,很多时候,智库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要比具体的政策建议长久和深刻得多。

  思想与观点是智库学术影响力形成的第一要素。一个智库如果没有提出独立的思想与理论,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观点没有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那么,即使它的规模再大、经费最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智库。美国智库从20世纪初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四代 ,其中第一代智库被称为“没有学生的研究型大学”,这代智库的典型代表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等。这代智库的创始者们十分强调研究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他们的运作模式更接近于研究型的大学,虽然历经百年沧桑,这些智库在今天仍是最有声望的一批。


社会影响力

  “智库的思想或见解本身不是舆论,但智库的产品之所以不同于大众化的感性认识,就在于它运用一定的概念体系和抽象的推理过程,系统地阐明政策观点,形成某种思想或政策的理论依据。”“当理论充分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回答现实提出的紧迫问题时,理论传播就成为一种舆论形态。”智库的思想产品所坚持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公益能在多大深度与广度上整合社会公众群体,决定了智库所具有的社会民意基础,并最终决定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的大小。简言之,社会公众如果认可智库的观点与主张,智库就能够发挥塑造舆论与引导舆论的作用。在智库与社会舆论的互动中,如果智库的观点是基于专业性、独立性与战略性基础之上,那么就会相对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信任,从而实现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智库产品的传播推广能力是构成智库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根据传播学理论,理论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大小,不仅取决于产品的“品质”,而且还与产品的传播方式与能力密切相关。系统、顺畅的传播渠道与机制能够为智库发挥社会影响力提供广阔的平台,从而有效扩大智库理论产品的传播规模与宣传效应。因此,智库需要积极利用现代传播工具,在立足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注重对产品进行有效的包装,通过多种传播工具进行推广。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利用苹果(Apple)产品的崛起,成为第一个通过iTunes播客(Podcast)发布讲座及讨论的智库。这种对科技发展的有力把握,对于智库的品牌宣传十分关键。

  关系网络是智库可以利用的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资源。这个网络将有助于智库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传播智库研究成果、有助于与关键的个人或团体建立联系。

  当威尔逊中心的墨西哥研究所决定关注美墨边境的未来时,它和三个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北部边境大学(Northern Border College,COLEF)、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北美跨境研究中心(the North 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border Studies,NACTS),以及州政府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对于威尔逊中心而言,COLEF与NACTS为其提供了详细的边境知识和边境地区利益相关者关系网。CSG则为威尔逊中心提供了与美国州政府和州立法机关的紧密关系。威尔逊中心通过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项目,并且对政策产生了影响力。

  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PGV)是一家来自巴西的智库,它致力于通过研究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提升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近十年来,PGV通过建立贯穿整个巴西的伙伴关系网络,使其教育管理项目重新得到加强,也利用伙伴关系网扩展了自身影响力。

  正如莱斯利·菲尔德与希瑟·麦克里奥德·格兰特(Leslie R. Crutchfield / Heather McLeod Grant)在《善的力量》(Forces for Good)一书中所说,“想要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应该寻求建立一个联盟网络,并作为改变的引擎。


政策影响力


     美国进步中心成立于2003年,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进步中心为克林顿政府设计的《变革方案》,对美国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2010年国防预算草案中,要求国会削减“未来作战系统”的经费开支,中止DDG1000多功能驱逐舰项目,停止F—22战机生产,同时加大对情报和人力方面的投入。这些建议早就被写在美国进步中心2007年底发布的报告《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朝着一种新的改良型国防战略迈进》中了。2012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美国创新的战略规划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法案同样能够在美国进步中心关于《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的报告中寻到踪迹。难怪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美国进步中心,“在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当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与其媲美”。

  智库,为影响政策而生。在政策影响力方面,美国智库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究其原因,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艾格特梅尔(Antoine Van Agtmael)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与基金会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很显然,有需求,有人才,有资金,这就是美国智库繁荣发展和产生影响力的原因。”


美国智库政策影响力的推动因素


    独特的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任何政治体系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它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也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个政治角色的功能。美国的政治文化表现为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不信任政府,这为美国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空间。

  开放的政治体制。美国属于两党制国家,两大政党通过总统与议会竞选轮流执政。两党议员以及总统候选人为赢得竞选,需要研究机构来充当智囊,但两党缺乏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机构 ,这就促使他们寻求智库的专业意见。

  雄厚的资金支撑。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影响美国智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库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 雄厚的资金为美国智库实现影响力提供了支撑。

  完善的法律法规。在美国,智库在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后,只需要成立一个以宣传各种政策为内容的教育组织,就可以取得非营利机构的法定资格,并在税收制度上获得免税的优惠待遇。

  便利的“旋转门”机制。“旋转门”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政府人员的之间的双向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在美国,智库和政府的交流方式众多,智库通过派人参加政府的听证会和国会举行的各种活动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同时,智库还举办各种培训会,对政府人员进行培训,或邀请政府人员与智库成员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政府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这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同时也提高了智库自身的影响力,提升了政府人员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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