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震、海啸、干旱等各类自然灾害频发以及人类经济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加剧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极易引发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冲突。无论“政策沟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抑或“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均不能忽视所在国家的生态风险。
本报拟刊登两篇文章，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生态风险，并提出合作建议。此为上篇，作者选取了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大的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的9个国家，对其生态风险进行重点研究评估。
■辛方坤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涉及东南亚、南亚、中东3个地区，关系着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的顺利布局，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总体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生态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先天地理条件。由于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三大板块相互挤压，沿线地区是世界上地震、火山爆发最多的地区，尤其马来群岛，是东南亚地震、火山活跃的区域，中东地区则是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沿线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长期存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森林砍伐等问题加剧了区域的生态脆弱性。
东南亚地区生态风险评估
东南亚地区不仅与中国邻近，而且有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心所在。无论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还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的打造，都是举足轻重的区域与重要“示范点”。
水是东南亚地区最丰富的资源，也是最具价值的战略资源。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各个国家在水资源共享过程中出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国家间水资源纷争不断。在一些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策划下，西方大肆鼓吹“中国水威胁论”和“中国大坝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水资源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上游修建水坝意在制衡相关国家。湄公河流域已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地区，也是美、日等国家借机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重要地带。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湄公河地区事务的参与程度显著提高，主导提供了包括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的合作机制等跨界水公共产品。在2015年的第七次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日本表示在今后3年内将向该区域提供约合人民币379亿元的政府开发援助。
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低端、密集型发展方式。该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普遍较高，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破坏了东南亚人民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原始森林的滥砍滥伐最突出，由此导致相关国家的资源削弱、退化，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例如，缅甸的原始森林遭到乱砍滥伐，红木等热带木材的采伐导致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难以恢复。中国是缅甸最大的外国投资方，但缅甸民众常在民间环保机构的策划下，以环境保护为由，对中国正当的投资行为进行阻挠，导致密松电站、莱比塘铜矿、中缅油气管道等项目进展不顺。如何维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展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东南亚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威胁。该地区是火山最密集的地区，容易发生地震、台风、海啸、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比例较高。2004年~2013年间，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和菲律宾受到527起灾害事件的严重影响，死亡人数超过35万人。印尼、菲律宾长期遭受地震、海啸的侵袭。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投资印尼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2015年中国企业对印尼的投资存量为81.25亿美元，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排名第三，但中国企业无法逃避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中国投资55亿美元与印尼共同建设的雅万高铁项目为例，该区域所在的爪哇岛位于巽他大陆板块最南部的前缘，地质情况复杂，俯冲作用造成的地震和火山频繁，对中国的高铁技术是较大的挑战。此外，柬埔寨的自然灾害风险也较为严重，特殊的地理形态导致柬埔寨洪涝灾害频发。2016年中国对柬埔寨投资5.11亿美元，是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投资领域涵盖纺织业、农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柬埔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自然灾害抵御能力较差，中国企业所投资的领域也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需引起高度重视。
正是看到湄公河地区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2009年美国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发起“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通过减灾援助、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加深了与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关系。2016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美国表现出对东盟一定程度的忽视。但从2017年3月开始，特朗普政府与东盟国家频繁接触，美方也承诺继续推动奥巴马时期的“连接美国与东盟”计划，支持互联互通建设，而且随着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推进，美国也意识到必须强化与东南亚的关系。因此，该地区是中国与美国竞争博弈的焦点区域，需要中国谨慎应对。
南亚地区生态风险评估
南亚地区涉及“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两大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是六大经济走廊中优先推进的，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发生紧密联系的大通道。
南亚国家历来受到水资源短缺问题困扰，并造成了国家间的对抗、冲突。一些西方学者甚至预言“亚洲最容易发生水战争的是南亚”。印度2/3的城市面临日常水短缺问题。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市，电力和水短缺曾引发抗议和全市的骚乱。而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水资源对于印度非常重要，印度尤为重视这一争议地区水权的稳定性。印度与中国水资源均短缺，伴随着各自国家影响力的上升，雅鲁藏布江水资源方面的矛盾可能更加尖锐。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一直持保留态度。巴基斯坦是该地区缺水最严重的国家，人均可再生水资源从1962年的1167立方米降低到2014年的297立方米。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印度河及其支流附近，巴基斯坦完全依赖于印度河水域供应所有的农业、工业和国内生活用水。印巴两国都主张对印度河流域的水资源拥有管理权，但印度拥有印度河源头的控制权，其建成的一系列水坝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自2014年12月以来，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对固化的水资源使用规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双方争议不断。2017年5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水利合作备忘录，修建涉及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巴沙、邦基在内的5座水电站。印度从生态环境保护、领土争议等层面公开反对中国介入印巴水资源问题。
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区。随着大型制造区的发展，工业设施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土地利用需求也呈现显著增长。为此，必须通过开垦城市外围地区的林地和耕地来满足这些需求。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不安全地区是南亚，大约3亿人营养不良。南亚地区的土地退化是“由于土地利用(如农业、建筑)和土地污染造成的，主要是人为活动造成地球表面和土壤的退化，最终导致土地枯竭。
南亚地区的大气环境亦呈逐年恶化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无序的城市化。2014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南亚及2015年后发展议程》，指出南亚地区占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40%，区域内5.7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生活消费的水平线上，60%的人口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印度的空气质量极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世界空气最差的20个城市排名中，印度占了11个，印度已成为空气污染最大受害国。而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外交项目的重要关卡，也是日本、中国、印度角力焦点的斯里兰卡，2013年空气污染造成的福利损失占GDP的比重为7.75%，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曾因新执政党以损害环境为由被叫停，为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投资埋下隐患。斯里兰卡是日本通往非洲航路的印度洋停泊地，是海上航路的要冲。日本一直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援助国，但2009年被中国赶超。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联合发表“在印度洋周边地区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声明；2016年7月，日本又给予斯里兰卡100亿日元的软贷款用于预算中的发展项目建设。
南亚不仅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抵御风险能力最差的地区。2000年~2009年间自然灾害共导致南亚8个国家192177人死亡，占全球因灾死亡人数的23%。洪水、地震、飓风、干旱等自然灾害随季节变化而交替发生。由于靠近亚欧板块南缘和印度洋板块的交汇处，印度、巴基斯坦地震活动十分活跃。巴基斯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洪涝灾害。近年来的大规模森林采伐、气候异常、基础设施维护不善等问题，在“木材黑手党”势力强大的地区，森林砍伐严重，极易引发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
中东地区生态风险评估
中东地区一直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价值，不仅是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枢纽，而且是陆上和海上连接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捷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产能合作等已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虽然学者们普遍关注中东地区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及经济风险，但生态风险也不能被忽视。
中东地区每人每年能得到的淡水量普遍较低，仅有伊朗、土耳其高于1000立方米，在全球水压力最大国家的前10名中，中东就占了8名。低于每人每年1000立方米淡水，意味着对食物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的严重制约，需要花费昂贵的技术来减少对水的消费和淡化海水。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围绕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及约旦河三大流域的水资源争夺成为中东地区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根源。常年的战争、混乱、恐怖主义、无政府、经济不发达等原因，中东地区的水资源设施极其落后，水问题已经上升为社会问题，引发连锁反应的系统性风险激增。
此外，该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普遍较少，气候恶劣、经济落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社会动荡、战争、腐败、恐怖袭击等导致该地区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危及国家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2015年发布的《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有30多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形势恶化，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和非洲地区。
中东地区的自然资源损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均较高。由于缺乏城市废弃物的处理设施，城市垃圾被随意填埋或倾倒入河，严重污染环境。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健康统计报告显示，以PM2.5和PM10来衡量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是沙特，年平均值为127.1。2017年中国与沙特签署价值65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涉及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多领域。但长期受欧美文化的影响，沙特在项目质量上一般参照欧美标准，对中国企业的污染控制、排放等提出极高的要求。2012年东方电气集团承建的拉比格电厂燃气锅炉多次发生剧烈振动，虽最终对锅炉进行多次改造解决了问题，也大大增加了项目成本。中国对中东地区主要投资是矿产资源，但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直接影响环境，容易引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西方媒体经常以环境污染为由对中国的资源开发行为进行指责。
中东地区处于亚热带地区，干旱是该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导致的荒漠化使该地区频繁遭受沙尘暴的威胁。此外，该地区位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沿线分布着一些年轻的活火山，火山、地震等灾害活动常见。该地区自然灾害风险最严重的国家非伊朗莫属，1996年~2015年伊朗因灾死亡人数为32181，居全球第8位。每次地震，都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设施安全的担忧。2016年中国宣布与伊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企业在伊朗承包了许多大型建设项目，截至2016年7月，中资企业在伊朗已完工和在建的项目共计136个，涉及水利、交通、能源、钢铁、石化等领域，因此在伊朗投资的自然灾害风险必须予以重点关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普遍面临生态风险。东南亚地区有着雄厚的市场开发潜力，不仅是“一带”与“一路”的交汇点，也是美、日等大国角逐的着力点，其人为活动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均较为严重，需要重点关注。南亚地区则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限制风险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中东地区的生态风险虽不及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传统风险，但严重的资源限制风险和人为活动风险易引发政治、社会、军事等系统性风险，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作者单位系上海政法学院，本文首次刊登于《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7期，此为部分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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