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几近失落的安丘历史一起重温安丘的灿烂文化

从2015年3月3日开始，《潍坊日报•今日安丘》在第960期、961期、962期、964期、965期的大型乡土人文专栏“发现安丘”中，刊载了《山东安丘景芝镇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山东安丘峒峪、胡峪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两份发表于50年前的关于安丘上古（中国上古时代一般指夏以前）历史的考古发掘报告。这两份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我从2012年初起，工作之余查寻了三年。现在终于完完整整地奉献给全市读者，旨在共同重温、共同领略我们安丘祖先在上古时代曾经创造的灿烂文化。
在中华文明发展繁衍的历史长河和主体脉络中，安丘是重要的支流支脉部分，这里是古老的东夷人的重要活动区域，是一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华之地。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安丘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栖息劳作，创造了有五六千年之久的古代文化。而能够对这一论点提供强力支持的重要论据，就是安丘的这三处古文化遗存：景芝遗存、峒峪遗存和胡峪遗存。
接触三处遗存信息和查寻资料过程
           对于景芝古文化遗存，我知道得较早。1996年，我到景芝酒厂采访时，看过关于景芝酒的历史资料，得知中国目前最早的酒器——蛋壳黑陶高柄杯，就出自我们安丘景芝，有5000年历史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10年，景芝酒业公司“酒之城”博物馆建成以后，景酒公司又将1957年山东省文物处在景芝进行考古发掘的现场照片制成版面，挂在了墙上。每次去采访，都禁不住驻足观看，感慨景芝酒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安丘先民曾经创造的灿烂文化。有时也会遇到参观者详细询问此事，可是无论是解说员还是跟随采访的自己，都是一知半解，不能让参观者满意。后来我也几度试着从本市的一些书籍资料中找一找，可找到的皆是一些零散的引用性资料。
        对于峒峪遗存的接触，是在2000年左右通过报社同事的介绍，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有好多外地的文物贩子曾经到雹泉镇老峒峪村大量收购过地下出土的黑陶罐子，当时村民都不重视，后来才知道那都是文物，是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于是就对这一遗存的相关信息开始留意了。
对于胡峪遗存，则是离得最近——就在我老家北边4公里处，可是又知道得最晚。确切地说是在2009年9月份，石埠子镇党委委托我撰写有关材料时，我才偶然发现老家附近就有个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上的胡峪遗存”，顿时有“数典忘祖”之感。
         就是从2009年得知还有个胡峪遗存这一刻起，为了不再“忘祖”，我决定要把这三处古文化遗存的完整详细的资料一一找全。于是查寻这些史料就成了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也是作为一个安丘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心愿。到了2012年，这个心愿，也算是一种“使命”，驱使着自己要有所行动，必须把安丘这三大古文化遗存的情况弄清楚。完完全全地奉献给安丘的读者，让每位读者都真正了解安丘的历史到底悠久在哪里，安丘的文化到底灿烂在哪里。即让这代表安丘古代灿烂文化的三大遗存的全部资料完全公开在读者面前，实现大众化、普及化，而不再是只能被相互转摘使用的比较稀罕的零星资料。
        从2012年起，我利用采访之便，到相关部门、单位和部分文史专业人员那里进行过查访，可是没有人能够提供确切的信息和完整的线索，也或许是知道却又有所保留。我还到景芝镇区、辉渠镇老峒峪村、石埠子镇胡峪村实地调查过，也没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在寻查过程中，发现不少人其实也同我一样，对这事一知半解甚至浑然不知。直到2014年，才有了实质性突破。2014年6月里一天，我在市博物馆馆长刘冠军的帮助下，到诸城市博物馆查找一九五几年到一九七几年出土于石埠子、现存于诸城市博物馆的文物，其中有战国莒公孙朝子大型铭文编钟编镈、鹰首壶和青铜鼎豆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向诸城博物馆资深馆员韩岗等同志请教时，他向我介绍了关于考古界的《文物》、《考古》等几种国家级学术刊物，和查寻考古资料的途径方法等。
        回来后，我首先于2014年8月份自费找到了关于峒峪和胡峪两处遗址当时发掘的考古报告资料，没想到这两处古文化遗存的发掘报告还是并在一起写的，即我们现在看到的1963年山东省博物馆王思礼等人在国家级刊物《考古》上发表的《山东安丘峒峪、胡峪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可是对于景芝遗址资料的查寻，仍没有结果。到了12月份，安丘老乡、广东省旅游文化协会会长、中国著名旅游作家、中国十大当代徐霞客之一、四川省旅游局原常务副局长李存修，应家乡之邀，回故里小住一段时间。我听说后前去拜访，正遇到景芝酒文化研究会的几名同志也在，就谈起景芝遗址发掘之事。其中一名同志看到我查寻心切，就安慰说在研究会里可能存着1957年省文物管理处来景芝遗址发掘后形成的一份考古材料，可以提供参考。接着，在景芝酒业公司首席文化官冯金玉，以及景芝酒文化研究会李福仁、赵奉祥、逄顺路的帮助下，这份完整的《山东安丘景芝镇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转到了我手中。
         终于，经过努力，到2014年12月底，标志证实着安丘具有古老灿烂文化的三处重要古文化遗址的原始的、完整的考古资料，全部在我手中了。现在来看，省文物部门对安丘三处遗存的考古发掘和形成的结论报告这一事件，当时应该是一件大的新闻，可到今天已过了50多年了，就不好作为新闻报道出现了。而对这些找齐的材料，是及时地、如实地、全部地介绍给安丘的广大市民读者，还是存着以备以后自己写相关文章时摘抄使用？我决定选择前者，一次性全部刊发出来，真正实现与读者资料信息共享；重要的是尽可能让更多的安丘市民了解这三处古遗址，促进各地对这些古文化遗存的保护，更好地促进当地旅游文化资源开发；让更多的安丘人了解安丘古老的灿烂文化，提高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作为安丘人的自豪感。
       完成对这三处遗址资料的寻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做好了传播信息、服务社会与公众的工作，也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一起认知三处遗存的辉煌价值
        这三处古文化遗存，就是安丘历史悠久和灿烂文化的扛鼎性代表。对于这三大古文化遗存的科学的系统性发掘，都是在1957年进行的，而考古报告的正式发表，也分别是在1959年和1963年，距今都已有50多年了。这50年多来，考古界的考古鉴定技术手段大大提高，社会上对历史的认知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丰富，所以，有必要在尊重原始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结合这50多年来考古界新发现，对安丘这三处古遗址的生成原因、具体文化类型和蕴含的价值，进行再认识、再探讨。记者综合请教了相关人员，尝试着对这三处遗址做一下简要梳理。首先要说的综合性感觉就是：这三处遗址，如同一只三足大鼎，屹立在安丘大地上，这“鼎身”上应该镌刻着这么几个大字——安丘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
     （一）景芝遗存。景芝遗址是考古界对安丘先秦文化遗存的第一次科学性系统性考古发掘，所得的材料弥足珍贵。
首先从生成原因上来说，这个文化遗存是大河文化的产物。景芝遗址处于今景芝镇区西南部浯河岸边。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类型中的平原文化和河滨台地文化的体现。浯河，古称浯水，是潍水的一条重要支流，而潍水两岸就直接是中国上古时期即夏代以前东夷部落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区。
其次从文化类型上来说，景芝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王思礼在报告中基本倾向是属龙山文化类型：“葬制以及陶器形制上，多接近于龙山文化……另外也看出了它们之间的互异的地方，景芝镇的鬶和大部分鼎的形制与两城、龙山的有些不同，而稍接近于曲阜夏侯和新沂花厅村；黑陶高柄杯也不见于两城和龙山，而出现于曲阜夏侯、东魏庄及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遗址；三足钵形鼎亦见于花厅村；尖底缸又与南京市北阴阳营同；红陶大口圆底钵形三足鼎则不见于上述各遗址。更重要的还是陶质，景芝镇的陶器以红色陶为主，亦有灰陶和白陶等，两城、龙山则以黑陶为主并有白陶，而红色陶、特别是细泥红陶少见……初步认为景芝镇墓葬的陶器，应该列于龙山文化系统之内。但它都不同于所划分的两城——龙山——辛村各期。”而后来的考古证明，王思礼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我们景芝遗存是属于大汶口文化，只不过是晚期，但也比龙山文化早了一千年，距今在5500年—4500年之间。
           再是从价值上来说，景芝遗存的信息是丰富的，地位是高端的。我们不说出土的10件玉器，我们只说陶器就行了。先从那8件黑陶高柄杯说起，这是在考古界最先发现的最早的中华酒器。王思礼在事后的报告中说：“这种高足杯以往很少发现。1958年我们在曲阜进行复查试点时曾见于东魏庄、大果庄和夏侯村。”而景芝遗址的发掘时间为1957年11月，这说明景芝遗址发掘出的黑陶高柄杯是出土最早的。这黑陶高柄杯后来就成为见证景芝有酒五千年的标志物。同时也就证实了东夷人很可能是我国粮食酿酒的最早发明者。而要酿酒，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这一点就说明当时景芝一带是粮食产出非常丰阜的地方。也就又证实了古浯水下游一段为什么又叫“运粮河”。
            重要的一点，是这黑陶高柄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器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景芝一带，首先粮食充足，先人们利用大量的余粮酿酒，掌握了先进的酿酒技术，还造出了至今都难以完全复制的精美的艺术性饮酒器具。这高柄杯，还有一同出土的3件尖底陶缸、10件陶罐、7件陶鼎、4件鬶类、5件陶豆，以及陶盆、陶碗、陶钵等器物，不仅说明了当时酿酒器具的丰富多样，还说明当时涉及到生活生产各方面的一系列陶器制作工艺的先进和技术的高超。
          据说，当时的考古发掘不是很彻底，从而与一种文化类型的命名失之交臂。王思礼在报告最后也说：“至于它的年代问题，由于材料还感不足，尚有待于将来发掘较多的遗物来解决。”所以当时就将景芝遗址暂定为早已发现的龙山文化类型，而1961年，由于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比较完整，出土器物比较典型，所以考古界就诞生了一个不同于龙山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大汶口文化。其实，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文物，在景芝遗址中已经大量出土，只是没有真正彻底地发掘和系统地整理。若当时的考查发掘再深入一点，再彻底一点，那说不定在考古界就会有一个“景芝文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催生景芝新石器文化的大河水源不是现在的景芝浯河，而是发源于沂山东麓太平山之阳的古浯水。王思礼在报告中说，“浯河发源于镇西南20公里的官庄一带，经镇南和西面绕道流向东北的武家漫，汇潍河奔入渤海。”其实有误，1957年的景芝浯河，上游来水，一是临浯的运粮河，二是洪沟河。运粮河来水是渠河，渠河则源于太平山；洪沟河也不源于官庄，而是源于白芬子羊埠岭北，更长的一个小细支流则是出自白芬子和雹泉交界处的劈雷山和寒登山之间。而从更长远的历史时空来说，这景芝浯河，是古浯水的正式下游部分，浯水源于今天太平山之南的沂水县圈里乡红石峪和二郎峪。也就是说，五千年的景芝先民，饮用的是源自沂山东麓太平山之阳的水。
         （二）峒峪遗存。众所周知，大汶口文化类型多在山前小平原地带和河边台地。如果说景芝遗存是属于平原加河边台地型，那么同样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安丘峒峪遗存就是典型的山前河涧冲积小平原型。“峒峪”二字的本义是“山洞和山谷”。古人类是从山洞中走出来的，沿山间河谷一步步走向平原的。王思礼在当时的报告中也把峒峪遗存初步定为龙山文化类型：“……以上各点都说明了峒峪和胡峪两处遗址与两城镇的龙山文化属于同期，但此次没有发现两城镇常见的半月形双孔石刀。”可是后来的几次考古发掘证明，辉渠镇老峒峪村的古遗址是一处包含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遗存的延续时间较长的遗址，时间跨度有2000年之久。从而说明这一带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并能不断繁衍的地区。当时出土的器物主要是石器(11件斧、14件铲、2件锛、4件凿、9件刀、1件镰、1件镞、1件纺轮等)、蚌器(蚌刀、蚌镞各1件)、骨器(骨锥1件)、角器(角锥2件)、陶器(罐56件、盆20件、碗4件、壶8件、杯4件、觯1件、豆8件、鼎4件、鬶多残件、器盖5件、环1件、纺轮1件、弹丸1件等)。并且后来又在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稻壳，说明这一带有稻作农业，即气候非常湿润，以此为据，可以得知当时还有不少现在在江南一带才有的丰富的动植物。而到了一九八几年又有大量文物贩子到此收购黑陶器来看，这里的文物存量是非常丰富的，峒峪遗存的面貌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
         （三）胡峪遗存。位于石埠子镇胡峪一村西北的胡峪古遗址则是典型的山间小盆地，四周群山环绕。王思礼在报告里说：“东、南、北面为宅子埠山、后埠子山和北山环抱。”其实，他提到的山只是这遗址近处的几个小岭皮子，而向南二百米，就是那以“山水擢秀”而著称的太平冈。胡峪遗址正处在太平冈最东北端之下，源于太平冈怀中的孝廉河从该遗址前面流过。这又是安丘先民依山而居、滨涧而生的代表。孝廉河，古称小浯水，在古代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此处在1957年以前就陆续出土过石斧、锛、刀和黑陶罐、杯、鼎、鬶等遗物。并出土过周代铜剑、镞等物。1957年王思礼等人在此处发掘出石器共六件(石斧1件、长方形石锛1件、残石镰1件、矛头1件、和镞2件)、蚌锯1件、骨锥1件、骨针1件、角锥3件、陶器(罐6件、壶2件、杯2件、盆2件、碗4件、鼎鬶残存、纺轮3件)，其中陶器为泥质黑陶、泥质灰陶、白陶、泥质红陶和央砂红陶等陶系，多为轮制，除素面者外有竹节纹、弦纹、划纹和圆饼以及盲鼻饰等。
据考证，胡峪遗址最早的类型是龙山文化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商代、周代，2000多年绵延不断。特别是从出土的石矛、石镞来看，狩猎已经成为早期胡峪先民的重要生产方式。也说明那时在太平冈一带生态环境非常好，有了丰富的可供狩猎的动物。
         据考证，胡峪遗址最早的类型是龙山文化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商代、周代，2000多年绵绵不断。特别是从出土的石矛、石镞来看，狩猎已经成为早期胡峪先民的重要生产方式。也说明那时在太平冈一带生态环境非常好，有了丰富的可供狩猎的动物。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胡峪遗存中有“石镞”，即石箭头，就说明当时此地的先人们已经熟练地使用弓箭用于生产和生活了。这又是东夷人“从大从弓”特点的直接实物例证。也说明4000多年前的我们的“胡峪先民”是东夷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综合这三处古遗址，分别代表着当时安丘东部和中南部、南部（峒峪与胡峪相距25华里，但有数山相隔）安丘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五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安丘先民，就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不落后于、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华夏其他地区的辉煌的上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