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重要证据

　　■ 刘延华

　　2016年7月12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指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捕鱼权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历史性权利，《更路簿》是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重要证据。

　　据学者欧阳宗书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滩涂养殖与远洋渔业取得较大发展，《更路簿》应运而生，成为海南渔民赴南海诸岛开展渔业生产，以及往返海南岛、前往广东沿海省市及东南亚国家的航行指南。

　　《更路簿》直接体现了渔业生产贸易要素。首先，《更路簿》中收录的部分岛礁名称是以渔民在南海诸岛渔获的特产命名。如赤瓜礁，渔民习惯称之为“赤瓜线”，是因为该处盛产赤瓜参而得名。南屏礁，渔民称为“墨瓜线”，因盛产墨瓜参而得名。其次，《更路簿》记载的中国渔民穿梭于海南岛、南海诸岛、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有关国家间的航线，织就了一张完整的海南渔民开展渔业生产、贸易的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渔民开展渔业生产的以西南沙岛礁为核心的南海深海区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南海周边其他国家渔民的身影。中国渔民受惠于春、秋两季的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再加上造船和航海技术相对发达，因此能在上述海域活动。《更路簿》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出现的，而且只有中国渔民才有这一在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的有力证据，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并无类似物证。

　　其实，《更路簿》并非孤证。

　　《更路簿》与建国后我国研究人员的实地调查可以相互印证。1977年，厦门大学韩振华先生等人对海南渔民调查访问，渔民蒙全洲口述：“我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一带捕鱼几十年，从未见过外国渔船或者遇难的渔船。越南渔船用竹子编制，船小，出不了远海。而且，越南渔船迎风驶帆时，也跟我们的渔船不同。风力一大，帆往上卷，拉在帆顶。”

　　《更路簿》与西方文献对中国渔民进行渔业生产的记载也可以相互印证。1933年刊载于日本《南支那及南洋情报》第5卷第1期的《新南群岛和安南渔夫问题》也排除了越南渔民前往南海诸岛海域作业的可能：“安南渔民无法前往远离本国海岸八到十海里以上的海域，他们只有极为简陋的小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及其他航海知识……他们不会远离近海，将中国渔民独占远洋渔业视为理所当然，自古以来就将商业及产业所有权等海上权益让渡与中国人。”

　　1933年九小岛事件爆发以后，中国驻马尼拉总领馆于8月11日回复外交部：“据美国驻菲海岸测量所当事人称，该处小岛不止九数。附近海产颇丰，有中国海南岛渔夫前往采捕玳瑁及鱼类，该处有一岛有淡水可取。” 1868年 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1933年法国出版的《殖民地世界》杂志、1940年日本小仓卯之助的《暴风之岛》等西方文献都只记录了海南渔民在西南沙群岛上居住生活、捕鱼作业的情景，并无对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在南海诸岛活动的记载。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外交部即称：“菲律宾与安南间珊瑚岛，仅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间确认为中国领土。”

　　文字与口述相印证，汉籍与外籍相印证，由此证明，《更路簿》是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海域开展渔业生产贸易的重要见证，是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