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海洋牧场建设的文化逻辑

海洋牧场本质上是在全球生态思潮推动下的可持续性渔业发展理念，是海洋学界为解决海产需求不断增加而自然增量无法维系的矛盾所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海洋科技理念“绿化”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没有西方兴起的生态思潮，现代海洋渔业将止步于人工鱼礁，不会升级到海洋牧场。生态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时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激增的人口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学界不得不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究环境恶化背后人类的思想根源。

海洋水产的发展，最终诞生了初期的海洋养殖业，据贝类学家考证，迟至秦汉我国已有牡蛎养殖业，宋代已有珍珠贝和江珧的养殖，明代已有蚶和蛏的养殖，明清时期海洋软体动物的人工养殖已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有了所谓蚝田和蛏田之说。鉴于技术难度，鱼类的养殖业迟至明代出现。这些海养殖业是一大创举，远远早于西方沿海国家，其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今天的欧美国家。

摘要：海洋牧场建设如今已成为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与重要战略。从文化逻辑来看，海洋牧场在我国的推广和建设首先缘于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日渐枯竭，契合了二战后全球兴起的生态整体主义文化思潮，另一方面又顺应中国传统“以海为田”的农业型海洋观，二者合力推动海洋牧场成为我国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关键词：海洋牧场；生态整体主义；农业型海洋文化；蓝色粮仓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海洋牧场已经从概念逐渐变成现实，成为众多沿海国家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型生态伦理，在我国也已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2013年国务院提出《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发展海洋牧场，加强人工鱼礁投放；《2016年全国渔业渔政工作要点》的第九条特别提出加快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研究编制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但在技术与政策层面之外，学界对于海洋牧场的概念域、文化内涵、国别传统、生态伦理等重要方面，仍缺乏一些历史性研究，不利于宏观的民生层面把握。

“海洋牧场”概念引入国内之后，其内涵一直与国家的海洋开发思路以及海洋技术的发展互动，不断调整着。徐绍斌先生早在1987年就指出，海洋牧场概念的实质是利用海洋技术，由人工主宰海洋生物资源的生产，使之大幅度增产，如同在陆地发展农牧业一样，使传统的“采捕型”渔业，向着人工控制管理的“增殖型”渔业转变。这里，海洋牧场的核心是技术。在近海生物资源枯竭问题尚未得到普遍重视的1980年代提出如此见解，的确高瞻远瞩。杨金龙等学者对海洋牧场的理解与徐先生基本一致，都将海洋牧场看作新技术基础上的海洋渔业转型。随着海洋牧场建设的扩大，于会娟等学者开始关注海洋牧场的功能化和差异化发展，提出5个基本分类：渔业增养殖型、生态修复型、休闲观光型、种质保护型、综合型（前述4种功能的两个或以上功能的组合）。甚至有学者的“海洋牧场”理念已经和当下西方富有阶层将传统生产型牧场“休闲化”转型观接轨，强调在适当的增养殖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包括度假、旅游、疗养、会务论坛等为一体的立体式、多功能的海洋空间区域，提升经济回报率。这已超出当下中国海洋牧场建设刚刚起步的艰难现实。近来，有学者展望了“智慧型海洋牧场”的辉煌未来，这是以物流网、大数据、管理技术为核心的未来发展愿景。这几乎是徐绍斌先生海洋牧场观念的数字化版本。通过历史梳理可以看出，“海洋牧场”概念的变化是伴随着海洋技术、生态理念和各国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技术层面或者资源维护的必要性。

早期人类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当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中的陆生猎物和植物资源逐渐耗竭时，人类发现将野生的谷类植物按自然规律种植在居住地附近的土地上，将食草性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可以更稳定更便捷更丰饶地获取食物资源，经过数千年的演化，人类如今有了十分发达的农牧场体系，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对于近海的先民来说，海洋也提供了类似的狩猎与采集的场所，只是由于人类的海洋知识与技术发展较慢，人类并没有像对待陆生动植物那样迅速建立有序的农牧场式管理体系，但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

人类对海洋的了解与掌控技术有了长足发展。欧美国家出于经商与海上殖民的目的，对洋流、测绘、海洋生物、海底地形地质等建立了成熟而系统的知识体系，对于近海生物资源、食物链、生物习性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海洋牧场的建设打下了理论与技术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全球人口数量激增，食品结构发生改变，开始有了“蓝色粮仓”的概念。FAO统计显示，水产品在过去半个世纪为43亿人口提供了近15%的动物蛋白摄入。基于此，将占地球表面积3/4的海洋建设成为“蓝色粮仓”成为重要课题。

正是这种“蓝色粮仓”发展的急迫性，以及生物与工业技术的发展，使美国科学家早在1935年就开始在新泽西州的近海建立鱼礁区实验，以观察这种人工干预是否改变了局部小区域的渔业环境，是否新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个试验为20世纪后期的海洋牧场建设积累了必要的工程与项目管理参数，1968年美国在之前近海鱼礁区实验的基础上首次正式提出海洋牧场的概念；日本也在先前内海中开展的海水养殖经验基础上于1971年提出海洋牧场的构想，197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综合型海洋牧场——日本黑潮牧场，之后开始全国性海洋牧场建设；韩国于1998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的长期发展计划，2007年在统营市建成了首个海洋牧场，渔业资源恢复效果明显。在中国，尽管曾呈奎院士在1971年就提出了“海洋农牧化”，但受各种因素制约，一直发展缓慢，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只有大连的獐子岛等个别海洋牧场。作为一种挑战既定生产方式的新理念，海洋牧场要想获得地方政府与渔业从业人员的认可和支持，必然要处于国际大环境和国内渔业生产传统正向交汇的优势点上，否则要么因迎合国内渔业传统，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放弃；要么因迎合国际大环境，受到国内渔业从业者的抵抗而无法推进。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是政府决策的基础，缺一不可，因此学界有必要在技术与经济层面之外，从文化角度探讨海洋牧场在我国建设所需要的国际语境与国内传统。

海洋牧场本质上是在全球生态思潮推动下的可持续性渔业发展理念，是海洋学界为解决海产需求不断增加而自然增量无法维系的矛盾所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海洋科技理念“绿化”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没有西方兴起的生态思潮，现代海洋渔业将止步于人工鱼礁，不会升级到海洋牧场。生态思潮兴起于20 世纪60 年代，此时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激增的人口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学界不得不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究环境恶化背后人类的思想根源。

生态思潮的核心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历史的反思。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应该算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批判的第一人。她指出，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教义数千年来把人当作自然的中心，将动物、植物和矿物等地球上的一切都看作是上帝专门为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服务的，这是生态危机的最主要根源。在卡森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阵营。约翰·帕斯默在其专著《人对自然肩负的责任：生态问题和西方传统》中指出，《创世纪》是人类对待自然的狂妄态度的起点，在基督教兴起后的西方世界里一直延续，自然被当作可以随意摆布的俘获物，而不是值得爱护的合作者。美国史学家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这篇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里，在肯定卡森观点的同时，更进一步指出犹太—基督教所定调的人类对待自然的统治者式态度，指导着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怀特的观点已超越思想史层面的批评，进而直面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化身——科学技术的滥用。生态思想家对一些科技工作者缺乏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提出了严厉批评。埃德加·莫兰认为许多科学家缺乏生态责任的原因在于，科学奉行事实与价值伦理分离的原则，试图将戒律、禁忌和责任排除在外。这种分离原则的意义仅存在于科学受到宗教迫害的时代，当科学在后工业时代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时，这一原则就值得质疑了。因此对科学技术进行必要的伦理化制约，是对人类、对所有生物、对整个地球负责。伦理化的生态的科技应当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致力于认识和运用而不是对抗自然规律，致力于寻找替代资源和可循环利用资源以保护生态。作为生态思潮的一部分，1988年近百名一流科学家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庄严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干扰和破坏生态的科技活动，并呼吁科技的绿化。

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进而又推演出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工业的合理化、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最高化等发展理念已经异化了发展的真正目的所在，演变为“为了发展而发展”的“发展至上论”。人性之理和自然之理的丧失必然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人类要想持续生存和发展，必然首先要保证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存在，因此必须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首先必须是“生态可持续”，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生态对发展的制约也是动态与相对的，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不断松弛。因此，上文提及的科学技术的“绿化”，在可持续发展、生态恢复与保护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王诺等中外学者认为，要真正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推动生态整体主义的生存理念，即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高于人类的利益，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和平衡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人类作为地球上智能水平最高，同时破坏性最大的物种，必须对所有生物的生存和地球的未来承担责任。人类必须将自己置于整个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顺乎系统自身的运作规律，维持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和谐与平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态思潮实际上发轫于海洋生态研究，其引导者瑞切尔·卡森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生态作家。她最主要的作品有4部：《海风下》、《我们周围的大海》、《海的边缘》和《寂静的春天》，其中《我们周围的大海》获得1951年国家图书奖，《寂静的春天》被公认为生态思潮的导火索，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的修正，推动了经久不衰的环境革命。生态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说：“在引导美国人去思考所面对的浩瀚无边的海洋环境方面，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多。”

她曾指出过：“我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性，人类以数千种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海洋，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随着陆地的破坏，我相信，人类对海洋的依赖性将更强。”贯穿其海洋作品始终的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和人类的生态责任：在自然这个大系统中，任何一种生物都与某些特定的其它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唇齿相依，任何一个关系节点的破坏，必将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整个系统的紊乱。

作为渔业和海洋生物保护机构的科研人员，卡森并不排斥科学技术的应用。真正令卡森深感不安的是，当各国政府支持开发沿海200n mile 大陆架时，各种渔业雷达、拖网等被运用于捕捞作业，人类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疯狂掠夺海洋资源，对海洋物种和海洋生态造成灾难性影响。所幸在她身后海洋科技研究者已经建立起生态保护的意识框架，1970年代美国建立了人类第一个实验性海洋牧场，算是对卡森在天之灵的一种慰藉。

因国土毗邻大海而形成的海洋文化传统在历史上主要有2 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古希腊、西班牙、英国等为代表的商贸型海洋文化，在国家发展与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该国的核心文化；另一种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农业型海洋文化，受内陆强大的农业文化制约，经济和人口的流动性都不强，靠海吃海，难以作为独立的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当然，对中国农业型海洋文化的强调，并不是否认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发达的航海技术这一史实。只是中国古代的海航多属于沿海农业区之间的交往，远赴海外不多；郑和等人代表的远洋航行虽然在世界航海史上灿烂一时，但推动这种官方行为的是政治目的，而非经贸，突发性与不连贯性非常明显，对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影响都有限，所以郑和之后，也就是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之时，中国突然闭关锁国，实行严厉的海禁。尽管海上丝绸之路曾经辉煌一时，但中国官方只接受外国商人来华，绝不允许中国百姓去海外贸易。即便是恩准外国商人上岸贸易也不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而是展示皇恩浩荡的天国之威，倒贴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免关税的“朝贡体系”。

对于商贸型海洋文化的国家，即使其海洋技术达到了足够高的水准，海洋牧场也难以开展，或者进展缓慢（当然这些国家因人口少，尚未面临资源枯竭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原因），但对于人口总量大，密度大，海洋采养殖业一直在近海区域的国民经济中担负重要作用的东亚国家来说，只要技术能力达到，就会立刻借助全球环境保护的舆论声势，通过政策扶持和官方融资渠道建设海洋牧场。

中国沿海自先秦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将大海作为粮食来源的“吃海”传统，有鲜明的农业性，完全不同于政府提倡，民间推动，以经商、殖民甚至海盗为目的的欧美海洋文化传统。中国自然史家宋正海等学者认为，中国优越的农业自然环境和古代相对封闭的地域造成了大陆内聚型的农业文明，重农抑商。尽管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就已经开通，甚至后来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船只远航到南亚、非洲和美洲，但这些以天子“怀柔”为目的的交流从来只是大陆内聚型农业经济的有限外溢，甚至在江南的农业经济发达到足以支撑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劳动力和技术之时，政府却加强“海禁”，以至于“片板不准下海”。

悠久发达的农业文明促使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老百姓安土重迁，努力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不仰赖国外。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主宰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的认知与开发方式，食品生产永远是终极目标，探索海洋无异于开荒，只是其“耕作”对象从“农田”变成“海田”。徐晓望认为，唐宋以降，中国东南沿海区域逐渐成为汉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仍然沿袭中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修筑水利，开垦农田，以经营农业为第一要务，海上营生限于鱼盐。

傍海的农业型经济活动可以历史地分为2个部分，最早的是采集经济。原始的采集行为直至今天，在某些沿海地区仍然作为“赶海”活动起着重要作用，当然有些因变成旅游项目而使性质发生变化。沿海居民的“赶海”对象主要是静态的贝类和滩涂生物，《中国海洋渔业简史》中提及中国自辽东半岛至广东海岸广泛分布有原始社会的贝丘遗址，说明这种采集活动的历史悠久。

随着我国先民对潮汐、天气、地文导航、造船、航海等海洋知识的增加，人们除了在潮间带采集之外，也开始海上的渔业活动。春秋时期管子就在论证其经济学观点时提及“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止，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沿海渔业已经十分发达，以至于有了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的最早思想。

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的水产专著，在列朝列代都有出现，如春秋时期师旷的《禽经》、范蠡的《养鱼经》、汉代朱仲的《相贝经》、唐代陆龟蒙的《蟹志》、宋代付肱的《蟹谱》和高似孙的《蟹略》、明代黄省曾的《鱼经》、杨慎的《异鱼图赞》、郑鸿图的《蛎蜅考》、清代孙子禄的《晴川蟹录》等；明清时期发展起专门的海洋生物志“海错”，如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清代郝懿行的《记海错》和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等。这些学术专著根本上是为捕捞和养殖服务，是当时的渔业生产的经验总结。

此外，最能体现农业型海洋开发的是“潮田”的推广。当欧洲国家利用潮汐知识发展航海的时候，具有根深蒂固的农业型思维的中国却发展出系统精密的仰赖海潮上涨进行灌溉的“潮田”。中国先民们很早就知道海水比重大，涨潮时海水沿着河床底部上溯而形成楔形层，比重小的内河淡水被抬升，从而可以被引入沟渠，用闸控制，灌溉农田，这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潮田”在中国古代沿海各地区均有分布，尤其集中在河口三角洲的感潮河段，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潮田”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古代的水利设施建设，将大量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提升了农业产量。正如乾隆年间《乐亭县志》的《濒海潮田议》所记：“凡濒海之区概为潮田。盖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其法，临河开渠，下与潮通，潮来渠满，则闸而留之，以供车戽，中沟塍地埂，宛转交通，四面筑围，以防水涝。凡属废坏皆成膏田。”由此可见古代从官府到民间对潮田的重视，可以说“潮田”直接将海洋驯化为农业经济的服务者。

农业型海洋观的内驱力是对食品的不懈追求，将海作田，精耕细作，属于一种内卷式发展，不同于欧美那种将海作路，以此向外去寻找本国所需的资源。以海为路者，致力于开发航海技术，发展出经纬仪、天文导航系统、蒸汽发动机等；以海为田者，致力于发展针对海洋的播收技术，因为千余年来技术一直达不到对“海田”进行人工播种增殖，基本靠天吃饭，于是只能在收获工具上下功夫，中国捕捞工具的类型与精致，网眼的细密，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种以饥饿焦虑的群体心理推动的海洋开发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生态后果。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来看，对食品的追求属于最低一层的“生存需求”。如果一个人或社会的视野无法超越这个层次，就意味着无法获得生存的安全感，就不会谋求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竭泽而渔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面对任何一种海洋生物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能吃吗？”

然而海洋开发，尤其是近海捕捞业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枯竭，但人们对海洋食品的需求并不因为生态宣传而下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口号。实际上，对特种水产品的消费，如海参、鱼翅、鲍鱼等，已成为一种中国人文化心理，而文化心理的代际传承性绝不是一则生态公益广告，甚至一场战争就可以消灭的。出于现实的考虑，只有通过人工增养殖，以当下先进的生物行为控制、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大力发展海洋牧场，尤其是以某一特定水产品如海参、黄鱼等为代表的特色型海洋牧场，才能在可持续性海洋开发与传统文化心理之间走出一个中间道路，解除阻挡中国跨越式发展的生态障碍。

中国传统的海产品采集、捕捞、养殖以及潮田开发，是陆地农业向海洋农业的延伸，而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外向型海洋经济类型。这种农业型海洋文化在21世纪的当下遭遇海产资源枯竭，海产需求增加的复合矛盾；另一方面，国际性生态思潮对毁灭性捕捞的传统渔业提出严正抗议。因此，采捕型渔业必然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求转型。当前海洋生物行为控制、人工投饵、环境监测、资源管理、物联网与云计算等相关的新兴技术，为传统渔业经济向海洋牧场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也实现了国际生态思潮所要求的现代科技的“绿化”愿景。可以说，海洋牧场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生态主义、技术进步和农业型海洋经济多方博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