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海洋文明

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16-11-11 17:35:28 

 编者按: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我们特别选刊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福州大学主任、福建省海洋文化中心主任苏文菁教授的文章,以示敬意。

  摘

  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是一场在中国主流农耕文化中难以存在的“异类”、却代表着中国海洋文化的特征与气质。自明代以来,朝廷的海禁政策客观上促使了东南沿海的中国海洋族群融入了十六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移民潮中。明清鼎革,中国海洋族群的东南亚乃至其他区域的迁播所保留下来的文化基因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土壤与养料。中国的海洋族群用认同、金钱与生命支撑着孙中山的事业;孙中山的革命代表了明清以来、不断反海禁的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强音。

  一、中国海洋文明的特点与孙中山革命的活动场域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居住在欧亚大陆的东端,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与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有6500多个海岛,1.4万公里的岛岸线。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文明的源头即产生了多样化的文明形态,自古以来就是海、陆文明兼备的民族。[1]但是,自明清以来,主流学术界关注最多的还是以儒家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大陆型文化传统;甚至在很长的时期里成为中华文明的“唯一”。事实上,以中国东南沿海区域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16世纪之后,越来越显现出其文化的生命力。

  我们认为,在水域面积逾70%的地球上,海洋文化指的是人类突破土地的局限、文化制度设置的藩篱,在更广阔的海洋上移民、贸易,并进而产生一系列不同与陆地文化的知识体系、价值与审美。与西方海洋文明相比,中国海洋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起源、特点和谱系特征,“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有其自身的起源、发展的脉络轨迹,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各有其不同的源头,它们共同构成了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2]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海洋价值、利用海洋资源、进行海航交通的民族之一。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史前遗址中有许多贝冢遗址,它们分布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省。河姆渡文化中与航海有关的器具有筏、独木舟、木浆等,说明那时的海洋族群已经具备近距离海洋航行的能力。先秦的齐国就很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利用,“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3],法家代表韩非子就指出齐国“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4]。不仅齐国,先秦的吴、越,秦汉的南越、东瓯、闽越,三国的东吴,五代十国的闽国都是依海立国,海洋在国家的经济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宋、元时期更是中国海外贸易和海洋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从中国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原主流文化对福建文化有着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唐宋元时期,中央政府支持海洋贸易、鼓励开洋裕国,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沿海的海洋性得到了彰显;明清两朝,主流文化从海洋退却、对海洋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阻力,中国漫长的大陆海岸线上唯有闽商:明代在漳州月港、清代在广州的十三行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开放特区,维系着中华文明中海洋文化的基因与血脉;同时,在与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博弈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中国的海权,更展现了闽人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意义——和谐与大同。

  以中国的东南地区为策源地,形成了一个海洋文化繁荣发达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包括我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半岛的陆缘地带、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岛弧及相邻的海域。环中国海文化圈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环节,是先秦两汉时期土著“百越”及其先民“善于用舟”的空间,又是唐宋元明以来东南沿海“汉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的核心区域。[5]

  正是这种空间,构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特定场域。

  二、中国海洋族群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土壤

  中国海洋族群聚集的区域是孙中山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中国之外华人聚集的区域度过,今天,我们应该给“华人华侨”以更加恰当的定位——中国海洋族群的离散群体,宣传、动员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羁留国外的中国海洋族群更是提供了孙中山革命活动、创建革命组织的土壤。在美洲,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后又在美国大陆、夏威夷、加拿大三地的华侨社会中广泛动员革命力量,宣传革命主张。[6]在日本,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曾到过日本15次,前后大约住了9年半,显示出他与日本华侨社会的紧密联系。[7]中国海洋族群迁徙境外,南洋无疑是一个聚集地。南洋,不仅是“环中国海”的重要部分,是中国海洋族群与文化“离散”境外的最重要区域;带着浓郁中国南方口音的中华文明在此与当地人民、欧洲东来的群体相互融合,产生出一种新的峇峇文化(南洋文化)。在南洋,孙中山于1900年首次踏上这块土地之后,先后七下南洋,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地区。孙中山的67次公开演讲、10余篇专文以及无数次小规模的口头宣传,大部分发表于南洋地区。在他发动或主持的10次武装起义中,8次是以南洋为根据地或为依托而发动和组织的。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以后,南洋己成为“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和根据地”[8];而这些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1916年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孙中山提出“华侨是革命之母”,可以说,中国海洋族群用价值认同、金钱与生命支撑着孙中山的事业。

  由于相同的价值认同,在革命组织机构上,兴中会、同盟会在中国境外的成立依靠的是华侨华人——中国在境外的海洋族群。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最初入会的20多人都是华侨。随后,日本、东南亚、美国和南非等地的华侨相继建立了兴中会分会。据统计,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多人,其中华侨就有219人,接近总数的八成。[9]19058月,华兴会、光复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广大华侨热烈响应,各地分会发展十分迅速。1906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园建立同盟会分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的就有五百人左右。同盟会先后去槟榔屿、吉隆坡、荷属东印度、缅甸等地发展组织,都得到了华侨的支持。到1908年,英荷两属同盟会分会已达一百数十个之多。仅缅甸一地,1908年至1911年间,参加同盟会的华侨就达到2343人。[10]19091225日,孙中山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北美随后又相继建立同盟会分会达数十处。正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凡是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11]

  我们知道,在“华人华侨研究”的传统理论中,“华人华侨”是典型的经济动物——出国动机是被迫型的“地瘠人稠”、目的是“赚钱”;信仰、文化、精神、道义等等这些传统精英文化的概念很少与这个群体相关。但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正是这些“经济动物”以身取义,“捐钱”、“捐命”成为历次武装起义的核心力量,从起义的策划、筹备、到参与者大部分是华侨。

  经济上,华侨积极捐款、筹款,是民主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向把筹集革命经费寄望于境外中国海洋族群——华侨。仅辛亥一年、南洋一地,华侨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是檀香山有名的华侨资本家,先后资助革命约70万美元,破产后无力为母亲治丧,不得不靠其他华侨的帮助。1907年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经费大多来自各地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其中潮州籍侨商林受之捐款超过2.3万元,甚至连“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以至于无力使众多儿女完成学业,“只得分散在南洋各地,自食其力,佣工为生”。[12]南洋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的中下阶层,如店员、小贩、种植园和码头工人等,虽然财力有限,仍为革命尽己所能。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挣一分钱,为了革命,将养老的3000元钱毅然捐献出来。越南堤岸华侨黄景南以卖菜为生,听完孙中山演讲后当场捐出3000元,1907年又将积蓄的数千元全部捐作镇南关起义的经费。[13]对此,孙中山认为“倾其一生之积储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14]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各地华侨踊跃捐款,法属殖民地筹到3万多元,荷属殖民地筹到3.2万多元,新马地区4万多元,加拿大6.3万元,美国1.4万元,总共捐出18万元巨款。[15]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华侨仍然积极支援各省光复的起义军。单福建一省,在光复初期共得南洋华侨捐款九十余万元。[16]

  由于日本政府对革命活动的限制,190510月之后,海外策划、指挥武装起义的主要基地从日本迁往南洋。同盟会在沿海和边境各省连续发动了多次起义,每次都有华侨参加。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都是华侨从新加坡回国筹划领导、以华侨为骨干的武装起义。1908年钦州起义主力是由200多名越南华侨组成的短枪队,同年的河口起义也是由越南河内同盟会成员发动的。孙中山在槟城策划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南洋华侨更是作出了巨大牺牲,有名字可查的起义烈士就有29名。[17]除同盟会组织之外,还有许多南洋华侨自发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相继组织为北伐队、炸弹队和总统宪兵队。据记载,当时“自备川资,回国从戎”的华侨“前后相望于道”,[18]在战斗中也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当时黄乃裳曾组织炸弹队参加19111111日光复福州的战斗,泗水华侨王振邦、蒋以麟也在泉州组织敢死队参加了光复泉州、惠安的斗争。[19]此外,南洋也成为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逃亡者的避难所。1907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有数百名革命志士逃往南洋栖身。

  三、民主革命是中国海洋文化“反海禁”的最强音

  自明代以来、朝廷的海禁政策客观上促使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融入了十六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移民潮中。明清鼎革,以郑成功(“国姓爷”)为代表与精神象征的中国海洋族群更是向东南亚乃至其他区域的迁播,他们所保留下来的文化认同共同构成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土壤与养料。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海洋文化的域外形态,也是中国沿海海洋族群在南海的自然延伸与合理结果。

  海禁政策始于明初,终洪武之世,海禁政策一直被严厉执行,朝廷也一再三令五申。如洪武四年“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二十三年,“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洪武三十年,“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洪武年间的海禁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为了防止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以及蒙元残余势力进犯。[20]明成祖即位后,海禁一度松弛,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远洋航行的壮举。但是,海禁作为明朝的基本国策却不断被强化。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才得以有限度的开放。此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件国家海事活动:“通琉球”与“下西洋”都利用了东南沿海、特别是闽人的海洋族群传统以来的海洋文明的结果:木质帆船时代的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对海外航路网络的掌控,以及不可或缺的海神妈祖的信仰支持。可以说,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从区域的文明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代表亚洲之中国继续参与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大循环。同时,中国海商持续、大规模的海洋活动必然造成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迁播。

  明清易代,以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为主体的人民以沿海甚至东南亚为据点展开了顽强的“反清复明”的斗争。为了消除反清势力,清王朝初期实行了禁海和迁海令。清廷的海禁政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对海外势力的警惕,这从雍正皇帝给臣下奏折的批示中即可看出端倪:“朕谓岁远不归之人,既不乐居中国,听其自便。但在外已久,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21]

  雍正皇帝的批示是有所指的。有明一代海禁时禁时开,从事海外贸易的沿海居民不少人移民海外。隆庆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私人贸易随之迅速发展,每年从月港随船出洋的人数估计有数万人。据《(崇祯)海澄县志》记载:“盖舶主而下,多财善贾者无不数人,间有凭子母钱称贷数金,辄附众远行者;又有不持片钱,空手应募得值以行者,岁不下数万人。”由此形成了一股福建移民海外的高潮。[22]

  清朝的海禁与迁海政策对沿海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也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海洋族群流落南洋的命运。如果说,从明代开始的中国海洋族群参与了欧洲人大航海以来的全球化过程,积累下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华人华侨”的中国文化的第一波“离散”;那么,明清鼎革时期的这些海洋族群的迁徙、“离散”——“明遗民”直接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以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中国的明清易代为背景,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海洋的“离散”族群对中华文明的坚守,这种“坚守”本质上是对“海禁”、“专制”的斗争、表达上则是“明遗民”的“反清复明”——“驱除鞑虏”的继承。

  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其实也是中国海洋“离散”族群——华侨重塑中国新文化、培养中国新思想的一次革命。明朝以来,主流的“海禁”政策是一系列的政府工程,包括了对中国海洋族群的文化观念的污名化;这种文化的污名化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判断。除了“国姓爷”(郑成功)领导的有组织的反馈斗争之外,绝大部分的反海禁都以零散、个体的方式出现。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无疑是一次以“世界潮流”的姿态,衔接上中国海洋族群的反海禁、反专制的思想;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思想无疑成为中国海洋族群反专制、反海禁的时代最强音。中国海洋离散族群通过创办报纸、出版书籍、组织书报社等手段,凝聚华侨革命意识、动员华侨支援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从兴中会创立到讨伐袁世凯期间,海外华侨报刊至少有100多种,除部分是同盟会会员开办外,也有部分为受革命思想所影响的一般华侨所自发创设。创办于1904年春的新加坡《图南日报》是南洋各地进行革命的第一个言论机关,停刊后又募集资金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以“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为宗旨,在南洋、欧美等地均设有代理处。在同当时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展开的激烈笔战中,发表了数百篇文章阐述革命思想,为革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版了许多革命报刊,如泗水的《泗滨日报》和《民铎报》,日里的《苏门答腊报》、雅加达的《吧城日报》、暹罗的《华暹日报》和《觉民报》、缅甸的《光华日报》、日本的《民报》和《开智录》等,除了供侨胞阅读之外,有的还直接寄往国内各地分发。大力制造革命舆论,传播革命信息。[23]各地还办了许多书报社,免费提供《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以传播革命思想。当时,在新马两地至少设立了58个鼓吹革命的书报社,如新加坡的星洲书报社、同德书报社、开明演说阅报社和槟城的槟城书报社(又称槟城好学会)等。[24]

  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其所建立的殖民基地组构各自贸易圈,与欧洲和美洲直接贸易,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东西方直接贸易网络的形成激发了对远东商品的大量需求,也带动了远东贸易网络地区的经济开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海外移民的推力。”[25]根据庄国土的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华人已达150万左右。[26]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清廷败于英法联军,被迫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华工出洋。其第五款规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明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27]随后,各列强沿引《北京条约》,获得在中国贩运华工出洋权利。到20世纪前期,先后约500万华工被贩运出国。其中,约有200万华工被送往东南亚,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种植园和以锡矿为主的矿场。[28]

  陆续到来的中国移民构成了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新特色:在传承正统中华文明的同时,还具有海洋性、民间性、草根性、多元性的特点。相对于中华内陆的黄土地的大陆文明而言,这个流落海外的族群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观察,才能得到中华文明的完整图景。 (作者:苏文菁)

  [1].“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划分为两大文化圈,即东南沿海区域和散布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共同构成的海洋文化圈,以及除东南沿海区域之外,广裹的国上上形成的内陆文化圈。”徐晓望《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查看原文:http://www.fj.xinhuanet.com/lilun/2016-11/11/c_1119895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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