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国曾经历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曾体会过甲午战争的溃败。194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海洋发展也从那一刻起，迈向全新的纪元。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特有的远见、智慧和胆识，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创造了海洋事业一个个新的辉煌。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理论体系。

第一章 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

一九四九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积贫积弱。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国人民巩固政权、发展经济过程中，清晰地意识到兼顾海洋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豪情万丈地指出：“我们要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随着建立人民海军、划定中国领海、成立国家海洋局……新中国海洋事业逐步走上正轨。

12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

1975年5月2日深夜，82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握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的手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随即还抬起手晃了晃小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5月23日，毛泽东在加强海军建设的报告上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这也成了他留给海军的最后嘱托。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23日。

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从此诞生。

随着新生海军力量的逐步成长，1950年4月14日，海军机关在北京成立，人民海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提出“帮助”中国海军发展，研制核潜艇，条件则是与中国共建潜艇舰队。这样的提议，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面对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威胁，这位有着强烈民族气节的开国领袖这样回应：“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建立人民海军，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海洋权益。而提到主权和海权，领海的划定则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海洋的“国门”到底应该在哪里？1958年夏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把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的中国法官倪征日奥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请到了距离北京数百公里的北戴河，和他们一起“研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几经讨论，毛泽东等人最终高瞻远瞩地确定了12海里的中国领海宽度。

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其中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作为我国首部海洋方面的规定，半个多世纪来，领海声明保卫了我国领海安全、维护了海洋权益、发展了海上交通，同时也对维系周边地区和海域的和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有了专门的海洋工作管理部门

1964年9月1日，王府井大街，也许过往的行人并没有留意，处于这条北京乃至整个中国最繁华热闹的街道南口那栋灰色欧式小楼，与往日有何不同。但在新中国的海洋事业发展史上，这一天、连同东长安街31号的这栋小楼，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巩固国防被放在优先位置，因此我国的海洋事业也是从建立人民海军开始的。

随着国家政权的进一步稳固，党中央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考虑和认识，各项工作得以恢复和开展，海洋事业亦是如此。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年年初，国家开始着手绘制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

仅用了半年，《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编写完成。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邓小平、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参加规划编制的科学家。

这份规划提出了国家亟需发展、具有全局意义的12项重点科技任务，“中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案”被列为第7项。

为落实这项任务，国家科委成立了专门的海洋专业组。1963年3月，海洋组在青岛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我国海洋科学10年（1963年～1972年）发展规划草案。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正式提出了成立国家海洋局的构想。5月6日，海洋组组长袁也烈等牵头组织29名专家，联名上书国家科委并党中央、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统一管理国家海洋事业。

1964年1月4日，国家科委党组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报告，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在国务院下成立直属的海洋局，由海军代管。”

半年之后的7月22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4次会议，批准在国务院下设立国家海洋局。9月1日，北京市东长安街31号，国家海洋局正式对外挂牌办公。

国家海洋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专门的海洋管理部门，新中国的海洋事业也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 海洋事业发展·春天的故事

“十年浩劫”结束，改革萌芽悄然孕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世界宣告，中国将迎来改革发展的春天。伴随拂面春风，中国海洋事业也迅速发展，特别是以极地考察为代表的海洋科技捷报频传；而沿海城市的开放开发，更是给春天的故事增添了魅力。

海洋科技的春天：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的国家海洋局院内，有一座朴实庄重的雕塑。雕塑主体部分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原石，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虽然外表并不起眼，这块石头却可以说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一个象征：它采自距北京17500公里外、我国在南极建立的首个科考站长城站；而基座上的话，则是1984年10月15日，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出征前1个多月，邓小平为南极事业的题词。

1978年，科学的春天应着自然界的时节到来，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就此前不久，1977年12月19日，国家海洋局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提出“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目标。我国的海洋科技事业就此拉开了发展大幕，焕发出勃勃生机。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和发展需要，南极考察被率先提上日程。

1978年8月21日，国家海洋局提交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请示》报告，建议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商定中国首次南极考察方案等事宜。

1981年5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外交部、海军、国家海洋局等19家单位，组成范围之广足见国家的重视。

1983年5月9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决定，同意我国加入《南极条约》组织……

经过一系列准备，1984年10月8日，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

11月20日，“向阳红10”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并肩停靠在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两船主副桅上按照航海最高礼仪悬挂“满旗”。由这两艘船组成的编队搭载着科考队员和祖国的期望，从这里出发奔赴万里之外的地球最南端，执行我国首次南极考察任务……

从1984年至今的整整30年，中国极地人登上南极洲，挺进北冰洋，征服冰穹A，先后在南极建立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在北极建立黄河站；中国极地考察船和极地考察科研支持能力也跻身世界前列。这些壮举始终凝聚着党中央的关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为中山站、长城站、昆仑站题写站名；昆仑站和黄河站，以及泰山站落成之际，胡锦涛、习近平分别致信祝贺；每年春节或南极仲冬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通过致慰问电、座谈、视频连线等方式，表达对科考队员的慰问和关心。

极地考察取得的成绩，只是海洋事业的一个缩影。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心下，我国先后在大洋考察、海洋调查、海洋学科发展及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绩，海洋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沿海发展的春天：敢向时代潮头立

邓小平的一生，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粟也永恒”或许是他对自己最简洁而准确的评价。

1978年12月，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意识到，面朝大海的东南部沿海地区，正是改革开放最理想的前沿阵地。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并提议“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这一提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连同之后的海南省，5个沿海经济特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拓荒者和经济腾飞的策源地。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就此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令世人刮目相看。

1984年年初，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抱着“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的想法，先后到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视察。在亲身感受到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后，他欣然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京后，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表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在他的建议下，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批准开放天津、上海、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它们和5个经济特区一齐，使沿海地区的发展由点成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进一步深化。

1992年1月，已是年届九旬的邓小平再次南下广东深圳等地，实地了解沿海地区发展情况，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毫无疑问，“南方谈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宏伟诗篇，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而这之后，党中央对包括海洋事业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了新的、更加全面的认识。

第三章 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

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海洋当成了未来发展的战略重心，国际海洋竞争更为激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随着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党中央更加注重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等工作，并从规范发展及长远角度考虑，编制了一系列指导海洋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振兴海业 繁荣经济

整整20年前的今天，1994年7月22日，国家海洋局迎来了30岁的生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祝贺。江泽民的题词是“振兴海业，繁荣经济”。

而“经济”，也正是当时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关键词。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我国的海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特别是“九五”时期，海洋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两位数的快速增长，高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水平。

1996年，海洋高技术作为第8个领域，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海洋繁殖与养殖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其带动下，其他海洋高技术产业同样快速发展，到1998年，我国海洋高技术产业产值已超过500亿元。

经过改革开放后多年建设的沿海地区，也显示出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九五”期间，沿海地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累计达1.7万亿元，比“八五”时期翻了一番半。

2002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达4300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3.6%，海洋经济成为了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全球海洋秩序变化和适应海洋发展需求，我国还编制了一系列文件，全面规划海洋事业发展。

1991年1月8日，首届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通过的《90年代我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充分论述了现代海洋开发与管理对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

1995年5月，由多个涉海部门共同编制的《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发布。它的实施，对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海洋事业发展战略地位的认识，在1996年编制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中得到集中体现。作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分析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明确提出了我国在海洋事业发展中遵循的战略原则。

1998年，我国政府发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遵循的基本政策和原则。

2003年5月，由国家海洋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制订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确定了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海洋区域开发原则和海洋产业布局等。这一纲要也成为了我国首个指导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编制和发布，让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有了实践和理论的结合。对于执政党而言，一个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构想，正在酝酿形成。

科技兴海战略下跃升的海洋科技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体到海洋工作的开展中，“科教兴国”变成了更有针对性的四个字：科技兴海。

对于科技兴海，江泽民曾指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地球的四分之三是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人类日益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今天，科技兴海已成为各国通用的竞争策略，资源缺乏的中国更需要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的海洋科技事业进入了快速跃升的时期。

——海洋调查和大洋科考方面，基本完成了我国第二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组织实施首次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专项，对相关海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综合数据库；组织实施了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调查与研究专项。

——极地考察方面，组织实施了我国首次北极考察，并在之后建立了我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

——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先后开展了近海环流、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养殖病害、边缘海形成和演化、赤潮等研究。

——国际合作方面，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海洋科技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各种合作计划。

——海洋监测技术方面，突破一批海洋动力环境监测、卫星遥感应用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开发出一批关键海洋仪器设备。

——海洋生物技术方面，开展海水养殖种质、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功能基因等研究；实现一批优良海水养殖种质产业化，十多种海洋新药进入临床研究，获得一批海洋生物功能基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