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决定中国前途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两项战略决策：一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二是“在渡江战役的同时加快建设人民海军”。

　　建设强大海军，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建海军初期，他以两个“创建”、一个“瓦解”的战略思想缔造了人民海军，为建设强大海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上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华东海军创建海军舰队、培养海军人才创建大连海校的历史，本期将为读者讲述如何开辟第二战场，瓦解国民党海军阵营的故事。

■ 陆儒德

　　1949年是中国海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一方面，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形成一支开得动、能打仗的海上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海军阵营加速分化，官兵纷纷倒戈。王牌巡洋舰“重庆”号成功起义，中华民国海军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武装暴动，国民党试图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海军主力顷刻瓦解。

　　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国民党在宜昌到上海约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的兵力，海军120余艘舰艇、空军280架飞机协同作战。毛泽东早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文中，就确立了人民海军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提出通过地下组织发动第二战场，“让敌舰掉转炮口或变成哑炮，保证人民海军顺利过江，减少人员伤亡”。

　　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工作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并通过中央书记处下达给南京局、上海局、华中局策反委员会和三野敌工部，由董必武、杨尚昆、李克农等分头组织实施。这场错综复杂的地下战场，主要由华东局具体实施，核心人物是上海局情报机构负责人吴克坚、沙汉文，冲在一线的策反“英雄”是郭寿生、何友恪（陈致远）等人。吴克坚把策反工作的重点集中在“重庆”号等主力军舰上，对给突破长江天险造成最大威胁的“第二舰队”。执行策反工作的人员随即深入敌军内部，开辟了中共“策反”与国民党“肃反”的第二战场。

　　1948年12月1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谈后，亲自起草了回复华东局、华中局和上海情报机构的电文，“你们可以派得力干部去与林遵接洽。我们的态度是欢迎他们起义，为人民立功。”12月30日，再次发电报给吴克坚，“关于长江第二舰队准备起义事，请仍按中央前电《关于进行海军工作方针》所告原则办理。”“林遵所提接头办法，既系林自己主张，不必更改，最重要的是要林遵隐忍待机，切勿暴露，以遭不必要的损失。”1949年2月2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回复华东军区：“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重庆”号巡洋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所有军舰中最大的一艘，排水量达7500吨。在策反“重庆”号起义中，舰长邓兆祥是关键人物，为了争取他，中共秘密开展了许多地下工作。一是华东局将地下党员何友恪安排到邓兆详身边担任秘书，何友恪后调任海军人事署参谋，直接参与“重庆”号的人员部署，秘密保证邓兆详的安全。二是周恩来亲自安排地下党员、国民党海军《中国海军月刊》杂志社社长郭寿生以好友的身份，向邓兆详介绍延安、解放区的进步思想。三是周恩来、董必武通过老地下工作者、爱国将领、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处长何遂去做邓兆祥的工作。四是通过曾与董必武一起参加筹建联合国和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国民党海军爱国将领周应聪、曾国晟以私人关系对邓兆祥施加影响。时任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兼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的周应聪告诫邓兆祥：“国民党大势已去，看来要‘换旗’了，要站稳脚跟，不要随波逐流……”这番话对原有进步思想基础的邓兆祥触动较大。

　　同时，中共地下党通过多个渠道深入广泛地展开策反，策反对象上至将领、舰长，下至士官、士兵。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准备接任舰长的上校作战处长卢东阁、协长陈景文、枪炮官刘渊、航海官陈宗孟、电务官周先方、雷达官张敬荣等人都明确表达了弃暗投明的意愿。1949年2月25日，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在关键时刻，包括邓兆祥在内的国民党海军军官毅然加入，很快控制了全舰。他们随即制定航线，指挥航行，一直开到解放区，路上还同前来轰炸的敌机进行英勇抗击。

　　在没有硝烟的地下战场，党中央成功指挥了对国民党海军的策反，瓦解了敌军舰队。既取得了解放军渡过长江的胜利，又为创建人民海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无疑是解放战争史上浓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