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海上丝绸之路”西太平洋航线的安全保障、关键环节与力量配置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1-25 11:00:43 

【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后,虽然各方期望台海保持稳定,但未来海上安全问题有可能更为突出。同时,安倍迫不及待地表示,“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张文木教授认为,“中国已是亚洲的重要力量,而台湾地区则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这一安排。”本文刊发于《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作者赐稿观察者网网络首发。】

观点摘要

1.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2.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3.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4.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5.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6.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过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7.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扞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8.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9.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10.“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的安排。

11.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便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步伐加快及陆上资源开发总体趋于紧张,海洋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进入2010年后,从“天安舰”事件起,围绕黄岩岛、钓鱼岛领土归属的危机事态相继爆发。201591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表明围绕中国东部西北太平洋海域所呈现的持续紧张态势已隐然有连锁发力的趋向。对此,依据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对其海上安全环境进行整体判断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53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一线。东海和南海是这条线上的两条主要起航线。

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中认识中国国防新常态

2013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从大战略角度将海洋问题纳入“一带一路”的构建之中,这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海洋安全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点。

从定位来看,“一带一路”是带动中国外交各子战略的总体部署。因此,只有首先深刻把握“一带一路”的内涵,才有可能理解其他战略。就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一种具有哲学高度因而高于一般战略的世界观(国际观),它是当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和党的17大以来所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有了当年的“三个世界”思想和政策,才有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国际环境,今天在看待与把握“一带一路”时同样需要有这种大思路。

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对“一带一路”存在着两种误读:一是经济层面的产品输出或所谓“输出过剩产能”问题;另一个是军事层面的海外基地拓展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种误读。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要处理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即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这种看法是很不准确的,是以往的殖民时代“转移危机”的做法,绝对无法反映“一带一路”的思想。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西方式的居高临下的心理,是一种殖民扩张的思维。而习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以“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这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在一个阵营和一个平台上的,各方形成的是一种合作性的互通有无的平等合作模式。因此,中国在对外宣传时应注意强调上述合作原则,在适当情况下应该多借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宣传艺术,加强宣传的政治性。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于殖民扩张很反感,今天的中国不能在这些地区重复欧洲殖民主义老路。目前欧洲部分国家舆论将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丑化为历史上的匈奴扩张,它们还是戴着帝国主义的视镜看待“一带一路”,这需要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20133月习主席在出访非洲时专程赴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并于20156月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其用意绝不仅仅是回忆本身,而是要从老一代革命政治家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和智慧。将坦赞铁路与20世纪初沙俄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2]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体现出毛泽东的反帝反殖的外援理念,是用政治获得第三世界的友谊,而后者则遵循的是绝对的市场经济逻辑,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的扩张[3]。同样是铁路,坦赞铁路帮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谊,中东铁路却让中俄结了半个多世纪的怨——也正因此,1952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于以婉转拒绝[4]。关于坦赞铁路,有人说毛主席不懂市场经济,即我们修这条铁路吃亏了。事实不是这样,后来中国进入联合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如按市场经济原则,这样的外交账怎么算?1965年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5]讲政治,就是花钱要花在刀刃上。习主席在非洲凭吊坦桑尼亚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寓意深远,因为这条铁路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可以体现共产党人理念的世界观和国际观。习主席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中要算大账[6],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这些都可以从坦赞铁路所体现的精神中得到解释。所以,不能把“一带一路”简单表述为过剩产能输出;即便要将过剩产能输出,也是要义先利后,互通有无,注重长远利益,其目的就是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形势。

通俗来说,外交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越多越好,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越少越好,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传统友好国家外,中国外交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留意观察习近平自当选国家主席以后的出访国家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是重点,其中还包括在南太平洋小国。201411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7]将这一讲话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其次是关于建立海外基地问题。既然海上未来风险最大,“海上丝绸之路”当然要考虑海外基地问题,但若因基地与沿途国家结怨,尤其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化解的像沙俄在中东铁路上与中国结的那种大怨,那就得不偿失了。现在有些国家也邀请中国去设基地,其中既有友谊的成分,也有希望通过外交制衡抵消来自他国压力的考虑,对此我们不能期望过高。事实上,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与其大国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长期抗衡的实力,即便是有合同作保障,也会随国家或其他政治领导人利益考量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利益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军事的力量,而军事的成败取决于补给线的远近,过于遥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北极和南极等,中国可以显示一下自身的存在,但要实行地区控制就十分困难。

当初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就体现了这个道理,从莫斯科到阿拉斯加距离遥远,当时沙俄根本无力与南北统一后的美国在此抗衡。如能早些转让给美国还能与其结下友谊,共同对付英国,否则就会在英国之外再与美国结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也夫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俄美就此加速商谈,双方于1867330日最终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售购阿拉斯加的协议[8]。对此,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解释说,“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俄国)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9]。同样的案例也曾发生在英国身上,1940927日,在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毫无应对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首相于当月请求美国提供武器,罗斯福总统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丘吉尔将已无法控制的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将以99年为期租与合众国”[10]。丘吉尔明白,武器新旧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引导美国与英国结盟,而没有这一点,英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

基地问题同样如此。只有在国家资源补给乃至作战力量半径能够覆盖的地方才应纳入考虑范围。当然。任何一个基地都有个控制半径问题,有的半径小,有的半径大。比如,印度洋的控制半径可达全球,因为在此竞争的对手都是英美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海权大国。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环保的压力使石油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重要性几近粮食和水的“硬通货”。石油供应依赖海运,这就是印度洋海权权重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控制半径取决于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取决于目标与本土的距离——钓鱼岛在中国的控制半径之内,但如果南海距离再远一些的话,中国对其控制力就会同比下降。中国在东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钓鱼岛是其南下航线上的重要基地;中国在南海岛屿半径上的对手主要是美国,这是美国进入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线。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专力打通进入印度洋通道,而将结束东北亚战争的任务留给苏联的原因。最危险的情况是控制半径上有两个以上的等量对手,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1941年底对华作战半径拉得过长,并在中国之外又徒增美国这一对手。

二、“海上丝绸之路”安全保障及其关键环节

自秦汉开通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基于历史,着眼于现实,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即东海和南海两条主要起航线及其安全保障问题。

两条主线路意味着两个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1]在这一起航线上的两个方向中,我们必须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

笔者认为,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12]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战略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当年从延安撤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3]今天东海和南海的问题,本质上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当年日本联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体系,建立了以德、意、日主导的轴心国体系,雅尔塔体系是战胜轴心国的结果。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一需求冲动对雅尔塔和平体系具有颠覆性质,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在上述矛盾图谱中,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并列为战略方向,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4]的错误,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15],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要为轴心国体系“翻案”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这些矛盾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要将其挽留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而在美国建立的冷战体系这一次级矛盾中,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日本要利用冷战中的美国“翻案”,而美国则更多的是借日本获利。

分清了这两类矛盾,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美国和南海国家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矛盾。以台湾问题为例,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实际控制着台湾地区,但它只是想借此敲诈中国大陆。日本则不同,它的真实意图是想让台湾地区重回1895年《马关条约》之中,变成自己的一部分。1972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这并不代表其承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这说明日本仍觊觎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地区。反之,美国则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无视日本坐大,也会伤及美国的利益。但因距离遥远,首先受到伤害的肯定是中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纵日本以遏制中国,目的是让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再当一次美国称霸路上的“战略清道夫”[16]

21世纪上半叶乃至近二三十年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当前,国内有学者对日本实力进行了高估。其实,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已不是远未成熟而是每况愈下——在朝鲜实质性拥有了核武器后,从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部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绵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况且,当今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时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着其近陆距离的增大而大幅递减。因此,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不仅有较大的胜算,而且胜利后遗留的难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消化战果难度,这是战争指挥员评估战争得失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17])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18],却可能因此失去了“大势”。如前所述,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仍至日本的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这样中国就犯了“围渊驱鱼”、“围丛驱雀”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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