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摸索，中美双方跳出了“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对手”这类要么理想化要么情绪化的定位，确立了“建设性合作”这一中性、理性、务实的新提法
●中美关系第一次正常化只意味着双方的非战略性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控制，但双方重大战略性矛盾仍未消除，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
●中美关系第二次正常化进程能否朝良性、稳定、健康方向继续前行，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在三个根本性问题上达成新的战略谅解和共识
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美关系开启第一次正常化进程；以当前的反恐、“朝核”合作为标志，中美关系步入了第二次正常化阶段。第一次正常化历经30年左右，取得了巨大成果，也留下若干难题。未来20年甚至30年，中美关系能否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发展势头，将取决于第二次正常化的实质性推进。
中美战略定位已趋于理性化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第一次正常化以联合抗苏为基础、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以政治关系正常化为实质内容，起步可谓十分艰辛。此后，两国关系在竞争与合作中螺旋式上升，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一是政治关系稳定化。中美政治关系已基本实现以领导者个人友谊和重大战略共识为基础向制度化沟通管道为平台的转型。过去三十年间，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从首脑会晤、热线电话、经贸合作、反恐合作到奥运合作、情报合作、危机处理等在内的几十种机制性交往渠道。很难想象其中某一或某几个机制出问题会影响中美整体关系。这也是中国越来越不太在意美国究竟哪个党派、哪个候选人上台执政的原因所在。
二是经贸关系“正常化”。2000年美国最终解决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问题，2002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长期困扰中美经贸关系的“非经济因素”得以实质性排除。尽管经贸关系“政治化”问题仍相当程度存在，但与2000前的状况比毕竟有质的不同。最近，中美贸易联合委员会升格为“副总理级”，也标志着双方共同致力于以正常渠道化解贸易争端。
三是人权问题逐步淡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倡导“以人为本”等一系列新思想的实践，使美政界、学界主流开始“理性思考”中国崛起的现实。相应地，在意识形态、人权领域的对华攻击越来越没有市场。过去那种动辄在人权议题上无限上纲使其占据双边政治关系主轴的现象逐渐淡出。
四是战略定位趋于理性化。经过30年的摸索，中美双方终于跳出了“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对手”这类要么理想化要么情绪化的定位，确立了“建设性合作”这一中性、理性、务实的新提法。更重要的是，双方都逐步意识到，中美关系太复杂，不要试图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去界定它；中美之间能够在共同利益上合作，也可以直面重大分歧。
第二次正常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以“反恐”和“朝核”合作为标志，中美关系开始步入第二次正常化阶段。第一次正常化的巨大成果，为第二次正常化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但第一次正常化毕竟只意味着中美之间的非战略性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控制，双方重大战略性矛盾仍未消除；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更为凸显。这些矛盾虽一时不至激化，但累积到一定程度则难免“自动发酵”，影响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其中三大问题尤为关键，应成为第二次正常化阶段双方努力解决的方向。
第一，战略互信尤其是军事安全关系严重滞后。过去30年的实践表明，经贸关系的深化不必然导致战略互信的累积，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必然意味着军事关系的推进，反恐合作不等于军事合作。相反，与政治关系的紧、经贸关系的热相比，中美军事关系冷得不正常。美国防部头面人物至今不肯访华；美军方涉华报告仍充满敌意；自己不松动对华武器禁运，而且压阻欧盟、以色列对华军售；抬升美台军事关系等，很能说明问题。其他如以“反恐”为名强化在中国周边地带的军事布局，战略重心东移，全球军力部署大调整，美日同盟升级……多少含有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味。而只要战略、军事互信存在重大问题，中美关系就难以称得上真正“正常”。
第二，中美围绕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凸显。美国自认为是“亚太国家”，将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视作全球战略的核心；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亚太国家，随着崛起进程加快，利益外延势必拓展到太平洋和欧亚大陆，如此导致中美之间“崛起与守成大国冲突”、“地缘政治摩擦”等两大结构性矛盾升级。更重要的是，中国“新外交”今年在周边地带产生连锁反应，在美国看来，中国以广大的市场、蓬勃的经济为诱饵，以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加三、东盟加一、亚太经合组织、朝核六方会谈等多边、柔性方式为平台，正在“静悄悄地”构筑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贸、安全网络，与美国以双边同盟为基础、以反恐合作为契机、以自由贸易区为平台试图搭建的亚太安全、经贸架构形成竞争，由此使中美正围绕亚太安全和经济秩序的构建展开两种不同模式的较量。随着韩国反美主义与亲华声音同步高涨、泰国等东盟国家“中国机遇论”取代“中国威胁论”，美国深感自己的利益正被中国“温柔地蚕食”。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目前在反恐名义下所做的一切，不能不说没有封锁中国的用意。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冲突既关系到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现实存在，也关系到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实质性的问题不予以回答，相对平稳的中美关系便难有长久的保证。
第三，台湾问题上的战略误判愈陷愈深。中美第一次正常化虽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虽然就“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一个中国”、对台军售等重大问题作了交代，但也留下尾巴。具体而言，美台虽然“断交”，却保持了“非官方实质性关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非官方”色彩在淡化，“实质性”内容则大为充实；虽然“废约”，却由国会出笼了《与台湾关系法》，并秘密炮制对台“六项保证”，而且实际上凌驾于三个《联合公报》之上，俨然成为制定美对台政策的最高准绳；虽然“撤军”，但美台军事交流的数量、质量与日俱增，越来越公开化；虽然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却有意无意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的不同。当前台海局势之所以更加复杂和危险，除了岛内“台独”势力猖獗外，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是另一根本原因。布什政府目前在反对“台独”方面虽与中国政府有共识，但中美在这种共识背后的战略分歧和误判是结构性的，一旦处理不慎，可能酿成危机。
如何推进中美关系第二次正常化
厘清中美关系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尚待清理的问题，有助我们从战略高度面对中美关系下一个三十年。中美关系第二次正常化进程能否朝良性、稳定、健康方向继续前行，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在以下三个根本性问题上达成新的战略谅解和共识。
一是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新的框架。鉴于台海形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美对台政策在“一中”名目下的左右摇晃，中美有必要通过战略对话总结历史、继往开来，像第一次正常化的起步那样，同样在台湾问题上达成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新谅解。包括，关于“一中原则”的重新确认；关于“台海现状”的准确定位；关于中美在“和平统一”台湾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底线，等等。能否妥善处理第一次正常化阶段遗留的“争议问题”，不仅关系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关系到中美长期稳定。
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增加战略互信，争取中美在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由于中美军事、战略互信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对方在亚太战略意图的担心，中美有必要展开战略对话，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以减少误判、增进互信。对中国而言，可就上海合作组织可否接纳美日作为观察员、“六方会谈”能否成为东北亚安全机制、中美日三边可否展开战略对话等美方最为关切的问题进行研究，拿出预案。上述三项被美视为中美在亚太安全秩序方面的“缓冲地带”或“连接桥梁”，在某一项上显示姿态都可达到“中国崛起亚太决不等于排美”的政策效果。
三、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新霸权的共生问题。由于中国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美对中国崛起的防范也是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因此在战略选择上中国应始终“不为所动”地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战略规划加速发展，包括实质性地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继续深化、细化“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理论，以最大的诚意突出“和平”意向。鉴于美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看待中国崛起，像库普钱等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并已开始严肃研究“大国权力和平转移”这类课题，中国可在专家、学者的层次上就“大国权力转移”等课题与美国学者搞联合研究，尝试从理论上突破“大国崛起必然挑战现有霸权”的老路。（作者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005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