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中国海洋文学的生态责任

呼唤中国海洋文学的生态责任

来源:张岚   发布时间:2015-12-23 12:12:56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对海洋的加速开发和利用,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同时具有自觉保护海洋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海洋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它为地球上99.5%的生物提供了陆地和淡水水域所能提供的300余倍的生存空间。中国古代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过:“天一生水”“天下之多者水也”“水之为德者大也”。其实,不仅水本身内含“大德”,水对于各种生命体也具有“大德”,它是生命赖以生存的元素,它为人类提供食物营养,创造良好的水、气循环。
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却并未以“德行”感恩回报海洋的“大德”,反而将海洋变成人类的殖民地,任意伐挞、蹂躏和侵夺。如今,人们在将大地资源掠夺殆尽、大地环境破坏惨烈之后,又开始将所谓现代科技强取豪夺的手段转而施展到海洋之上,海洋也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劫难。面对这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肩负起怎样的生态责任?笔者对中国海洋文学创作的现状,对海洋的命运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深感忧虑。
忧思一 寂寞冷清的中国生态文学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热潮的升温,近年来中国文坛生态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首先就国内来看,相对于文坛上曾经热闹纷繁的女性文学、先锋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生态文学显得颇为寂寞冷清。事实上,与性别问题、艺术形式问题的探索相比,生态问题乃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重大命题,它更应引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生态责任感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漠视。
其次,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国作家的生态自觉意识相当匮乏,生态文学创作也显得非常薄弱。虽然近年来中国文坛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如于坚的生态诗歌,徐刚、苇岸、李存葆的生态散文,张炜、迟子建、叶广芩、郭雪波、姜戎等的生态小说等。但是,与梭罗沉重的生态忧患意识,与罗伯特·弗罗斯特深沉的生态智慧,与瑞秋·卡森的“大海三部曲”引导人们对海洋环境思考的先锋意识相比,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显然还相当不足。
忧思二 中国海洋文学的缺失
近年来,海洋文学创作和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热衷。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我们曾有过《庄子》面对大海的奇异想象,有过曹操东临碣石观沧海的宏伟壮阔,有过郭沫若笔下太阳与大海“日暮的婚筵”,还有过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舟山群岛的“东海诗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洋文学创作大多停留在对海域风情的描述和海洋精神的人格化象征上,是在传统农业文明下人与自然关系尚未完全破裂时的自在表达。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面对的是生态环境大面积被破坏、人与海洋的相对和谐关系几遭现代文明摧毁殆尽的现实,这就要求作家对海洋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但是,就目前的中国海洋文学作品来看,其中的“生态意识”和“海洋生态意识”严重缺乏。
所谓生态意识缺乏,是指海洋文学作品缺乏生态整体主义意识,作家们多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张扬人类的霸气和豪气。中国早期的海洋文学创作大多把大海当作人类的对立面来表现,当作灾难、厄运、惊险、神秘的对象,或敬畏,或探险,或征服。虽然,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深入,作家开始改变以往人、海对立的创作模式,逐渐把海洋当作人类的朋友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对象,赋予海洋更多的人性品格,但是真正具有自觉海洋生态意识和海洋生态责任的创作并不多。李存葆的《鲸殇》可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海洋生态散文,它以强烈的情感力量表达了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和对人类以外其他动物生存权利的维护。只可惜,这类海洋生态文学作品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并不多见。
所谓海洋生态意识缺乏,是指在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大量的是以“大地关怀”为主题的“绿色文学”和“绿色批评”,关怀海洋的“蓝色文学”和“蓝色批评”极少。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出现了沙青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报告》,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等,这些作品都触目惊心地记录了近年来的水环境恶化现状。但是占地球表面71%的海水污染问题呢?大规模的海水养殖、不合理的围海造地、海洋倾废排污及违法捕捞等,导致港口海湾淤积、海岸被侵蚀、赤潮频发、海域生物种类不断减少……这些让人忧虑的现象都尚未引起中国作家的足够重视。如今能够看到的大陆作家中比较集中地思考这一问题的大概只有林宋瑜的散文集《蓝思想》。5千年的农业文化使得中国作家在描写辽阔的黄土文明时激情澎湃、文采飞扬,但是在面对蓝色海洋时却大多失语,显得颇为尴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忧思三 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的世纪
随着人口急剧增加、能源危机日益严重、陆地可利用资源不断减少,人们加快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步伐。但是,在一连串令人振奋的海洋GDP增长的数字中,我们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牺牲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为代价的。在我们高呼“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的时候,我们侧重的是“海洋经济的世纪”。各级政府在涉及海洋经济开发的文件中虽也提及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但往往只是作为文末的点缀和策略上的应对,目标所指仍是GDP增长数值。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对海洋的傲慢和无知还表现在守望人类精神高地的作家创作中。素以热爱海洋著称的一位台湾作家就认为:海洋有丰富的资源,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将是充分运用海洋、争夺海洋、控制海洋。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不是热爱海洋,或将毁掉海洋。
我们应该明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更好地保护海洋才能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者应同步并行。其实,经济发展、科学进步、生态保护、文学创作,它们在目标指向上都是一致的。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是人类追求幸福、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努力;生态保护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关怀;文学创作是在精神层面上对人类生活或人生奥秘的一种探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在终极指向上都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它们之间原本可以相互沟通与融合。但是长期以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庭抗礼,科学以其创造的成果以惊人的速度毁坏着人类的生存环境,摧残着人文精神,长此以往或将毁灭人类自身。当然,提出这样的担忧并不意味着排斥科学本身,而是对科学的偏执所附带的恶果表示忧虑:蓝天白云的消失、自然灾害的频发、高楼和机械化对心灵的挤压、虚拟网络空间对精神的麻痹……,面对这些科技灾难,当代一些散文作家站在生态立场上,对科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健康发展作出了探索和思考。李辉的《在自然中漫步——瑞典散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科技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美景,告诉我们在享用科技文明带来的便利与舒适的同时,仍然可以享受蓝天白云,享受清新的空气,享受纯净的海水以及大海提供的丰富食物、营养和灵感。这种生态文明的美好前景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发展未来的希望。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看,生态文明应该是更高层次的科技文明,是更符合人类生存需要和未来发展、更具有生气和活力的文明形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海洋文学的创作者不能只停留在为海洋经济的发展作文化阐释和文化支撑的立场和层面上,而应该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以大海一样的胸怀,以大海一样的情感写出具有大海般诗情的海洋生态文学作品。
忧思四 谁来追问海洋生态危机的根源
事实上,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的心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所以,真正优秀的海洋生态文学作品不仅要揭示海洋生态恶化的现状,呼吁人们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而且要从深层次上追问产生海洋生态危机的人性的、文化的根源,反思和诘问人类现有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生态危机与人性异化事实上是互为表里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贪欲,造成人性的沦丧和异化,带来一系列的生态失衡。所以,生态文学应该努力重塑人的生态观、价值观,倡导合乎生态规律的生活方式,即回归自然简朴的生活。那个远离现代文明,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独自过着简单、本真而快乐生活的作家梭罗,他认为动物和人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动物摆脱了物质的束缚而能够尽情享受着生命。当然,我们所说的“简单化的物质生活”并不是要回到以往物质匮乏的时代,也不是安于贫穷。物质生活的简单化既不同于物质贫穷,也不同于庄子所谓的“绝圣弃智”,而是要反对物质上无节制的贪欲,倡导合理消费,正是欲望的膨胀导致人们疯狂地掠夺自然,掠夺海洋。所以保持适度的行为,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不仅能够重建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同时也能够恢复人类淳朴本真的自然天性。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宇宙自然中获得美好的人性和人生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向往。回到自然中去,融入自然,过最自然的生活乃是人类获得“诗意栖居”的一条有效途径。只要对自然、对海洋保持应有的尊重和感恩之心,“诗意”离我们也就不再遥远,人类也才能更接近生命的真谛。守护蓝天碧海,不仅是作家,是人类的理性责任,也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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