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之一
海洋文化是研究岭南文化、广东文化、越文化和珠江文化的一个核心课题。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是中国海洋文化复兴的世纪。2008年3月，汪洋书记到国家海洋局考察时表示：“广东是海洋大省，海岸线比较长，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广东一定认真落实好国家海洋局对广东海洋工作的要求，努力争当全国海洋工作和海洋经济工作的排头兵，在全国带个好头”。———这无疑是出自海洋文化意识的真知灼见，首次为“广东是海洋大省”作出了明确定位。
9月1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本报联合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学术论坛之四———广东海洋文化的创新和突破。本次论坛围绕“广东海洋文化”这一核心议题，为实现广东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全面构建和谐广东而集思广益、出谋献策。现将本次论坛主要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A 海洋文化与和平崛起
□梁桂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海洋文化就是开放的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海洋文化的发展，海洋文化孕育了近现代化。海洋是世界各民族开放交融的舞台，使现代化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从文艺复兴、科学发现、启蒙运动到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知识革命的崛起及其走向世界，无不与海洋有关。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面临的挑战
当我们审视世界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时，可以发现，海洋是人类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自然舞台，海洋文化更是现代化特别是西方的原生现代化走向世界进程的重要媒介。
近现代文明发端于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中海、威尼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是相吻合的，而资本主义肇始于国际贸易领域，海洋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轫的摇篮。西方国家的原生现代化兴起，通过海洋由欧洲向全世界扩散。上世纪最后20年生发了知识革命，诞生了经济全球化，知识文明也迅速依托于海洋向世界拓展。
从整个世界文明地缘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当今现代化已经通过海洋从威尼斯回归到东方；从农业文明越过工业文明到知识文明，中国也借助海洋承接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正在依托海洋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海洋文化理性的缺失与恶的博弈。
中华民族崛起与海洋文化创新
资本主义及其近现代化，从一发生就带有清晰的世界性烙印，或者说具有世界性的本性。世界性本性最初是以“海盗文化”这种非常原始、野蛮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引起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既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积极、进步的因素和动力，也使世界文明发展陷入一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中。在这个背景下，中华民族崛起所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我们的崛起是和平的还是冲突的？中国能否依托自己数千年来的“和”文化、引领一种全新的海洋文化，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一次全新变革？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更代表着世界不同文明的新的博弈。中国崛起既吸纳了西方的经验，又跟传统的、经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有着重大差异，可能会颠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念、模式和秩序，给世界文明特别是给后发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提供另外的模式、经验和理念。中国肯定会在崛起中走向和平、合作与共赢。
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软实力。中国海洋文化的时代命题是走向开放的世界；致力于国际实力和国际地缘优势的重建，并最终走向人类共生共存，这是和平的海洋文化之基础和灵魂，涵括五个要点：民族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人类的文化；希望的文化；知识的文化。
广东拥有的历史机遇和平台
在用心灵和双眼去感受世界的时候，也可借助大师的思考去认识世界。若把“世界三论”（《世界是平的》、《世界是不平的》、《世界是新的》三本书）结合起来看，对世界的看法可能会更完整。首先，我们承认，世界是不平的，它的不平在于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人类文明各个领域的发展和互动都是不平衡、不均衡的；但是，世界又是平的，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各国家各民族都在行动，全球化机制使它们融合成一个整体；世界还是新的，特指一大批新兴国家迅速成长，改变着全球格局，并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另一主流。
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和趋势中谋划中国的发展，面临两个课题：世界是走向毁灭的，我们将如何面对挑战？世界是走向新生的，人类文明又将如何避免毁灭、走向新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广东拥有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和历史平台，也负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改革开放30年，广东是内敛型的对外开放，吸纳外部的能量、资源，驱动着自身快速发展；下一步，广东进行内敛吸纳的同时，要更多的对外开拓、对外辐射和对外扩张。
B 海洋文化如何再创新辉煌
□黄伟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汪洋书记把广东定位为“海洋大省”，有着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依据。海洋文化在广东的“前世”源远流长、步步辉煌，是自发性的；海洋文化在广东的“今生”则经过三个浪潮的迭进，从自发逐步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发展海洋文化，广东应当在过去自发辉煌的基础上，再创自觉性的新辉煌。
海洋文化在广东数千年的历史
海洋文化在广东数千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百越族时期，或称自然生态时期，亦称“海上明月”时期。从南海边到内江河都是古越人的栖生地，百越族时期的广东先民尚处在以海为生的状态中。这一自然生态时期，是海洋文化在广东的萌生期，亦可称为“海生明月”时期。第二，古代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亦称“海上敦煌”时期。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最早、年代最齐、港口最多、线路最长的古代海洋文化大省。南海I号就拥有年代最早、保持最完整、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五最”文物，堪称“海上敦煌”。第三，近代时期，是东西学互渐时期，亦称“海洋文明”时期。明末清初，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进入广东，逐步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掀起“西学东渐”热潮；同时向西方传播中国和东方文化，在西方掀起“东学西渐”热潮，从而形成“东西学互渐”时期。
新时期的三次海洋文化浪潮
广东改革开放30年，海洋文化掀起了三次具有跨越“龙门”性质的大浪潮：
第一次，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特区浪潮。主要标志是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这本身就具有海洋文化的意识和内涵。从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来看，“敢为天下先”、“杀出一条血路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正是海洋文化意识和精神的典型体现；引入外资和市场经济，是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接受了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所提出的“排污不排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深具海洋文化精髓。
第二次， 本世纪初开始的泛珠三角浪潮。主要标志是珠三角的崛起和泛珠三角合作区域的形成。海洋经济与文化在特区登陆后，从珠江口进一步扩展，形成新的海洋文化城市群，并发展为粤港澳构建的“大珠三角”，进而扩展为9+2“泛珠三角”。这次浪潮，以大文化理念和自觉的文化意识，冲击和取代沉积多年的狭隘地域观念；以水域文化为纽带，引入并扩展海洋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力和自主创新力，强化区域的交流与合作；以自觉的海洋文化意识指导决策，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科技强省、和谐广东。
第三次， 今年刚掀起的海洋大省浪潮。主要标志是“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带动新一轮大发展，以世界眼光实践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战略上，最典型的是现在刚开始的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重大举措；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以人为本和文化决策意识，引进“文化软实力”理念；在文化上，着力倡导创意产业和企业。这些无疑是海洋文化在广东创新的杰作。
打响“世界海洋文化”品牌
广东是海洋大省，又有海洋文化辉煌的“前世今生”，要创造海洋文化的新辉煌，当有如下建议：
第一，按照汪洋书记“广东是海洋文化大省”的定位，提出“建设世界海洋文化大省”的口号。以世界海洋文化的理念，倡导“世界海洋精神”，打响“世界海洋文化”品牌，实现全省现代海洋文化化。第二，利用历史和现实海洋文化遗产和条件，大力发展海洋博览业和旅游业。如：阳江市可利用南海I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海陵岛资源；珠海市可打造成“中国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文化品牌；深圳市可发展成世界性的海洋博览、信息中心；将广州市建设成世界海洋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等等。第三，大力扶持和开展海洋文化研究，尤其是着力研究中西方海洋文化的异同，建立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和学术体系。第四，争取申办2012年世界海洋（经济、科技、文化）博览会。
C 三个“春天”催生广东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谢名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三个“春天”带来的是三个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即1978年-1992年，广东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并开始寻找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路子；1992年-2002年，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实现跨越式、集约式发展；2002年以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广东海洋大省、和谐社会。
●解放思想———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春天”。第一个“春天”，广东经济总量跃升中国第一。
●创新体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春天”。第二个“春天”，广东实现了综合竞争力质的飞跃，全省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广东的“春天”。第三个“春天”，广东秉承科学发展的思想，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广东的崛起，是经济的跨越、文化的跃升，也是海洋文化的崛起。持续增长的经济和日益繁荣的文化共同推动广东的文明进步和全面发展。
广东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继承弘扬广东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不断构建当代广东文化，形成“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重视观念变革、思想建设和制度创新，海洋文化基因中的文化自觉是其发展活力的不竭源泉。
D 中国近代史由广东肇始，中国思想史在广东滥觞。中国开放改革、向现代化的进军，也在广东这一海滩登陆。历史选择广东，自有其地理、历史、人文等诸多因素。
奇崛性与异质性
梁启超说，要认识广东地理之奇崛，需要进行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之转换。在中国地理上，广东是边缘，“故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是中心，为“世界交通第一孔道”。珠江口是中国千年不变的大门，是世界贸易史上少有的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河海交汇地。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考察15-18世纪城市发展模式后，十分强调地理与区位因素的持久作用。他说：“可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远距离与近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该地距海三十法里，城市水面密布，随潮涨落，海泊、帆船与欧洲三桅船以及舢板船可以在此相会。舢板船借运河之便，可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这样的条件在海洋文化的其他区域就不具备，这是改革开放选择广东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条件。
独创性和半开放性
古代社会，岭南远离京城，偏于一隅，面向海洋，鞭长莫及，与中原沟通甚少。这种封闭逼迫岭南扎根于本土文化的自身发展，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因袭的负担也较少。近代以来，这种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总体上保守封闭的格局中显露了弥足珍贵的创造性。
在中国极端封闭的情况下，广东仍然处于半开放状态，这是面向海洋的开放：公开的，有罗湖桥与香港的联结，有拱北与澳门的联结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岭南文化的这种独创性和半开放性，使它在改革开放30年里突破了中央和地方、内陆和沿海的局限，催生了广东文化的春色满园。
变通性、潮流性、平民性
岭南文化具有”变通“的特质。如果说北京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大气和豪气，广东的文化则具有潮流的、平民的、变通的特色。明清以来，广东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对外交流都负有特殊的地位。京沪粤中国三大学术中心，成为鼎足三势，特征多异。
三足鼎立之“三”还有另一个含义，代表三种范畴：时势、地势、人心。最早向计划经济挑战的，广东吴有恒是第一人；广东的桑基鱼塘符合商品经济理论的最早实践；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很发达。于是，在广东历史乃至中国历史转型剧变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上已开始由政治文明向经济文明的转型，经济上则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文化上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和洗礼：凡是当代潮流的重要元素———中与西，贫与富，南与北，雅与俗，新与旧等，都曾在广东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
历史上四次大迁徙
第一次，秦始皇打通大庚岭，使长江与珠江豁然相通。第二、三次，即公元第三、第四世纪三国和“五胡乱华”大分裂时代。第四次即上世纪七八十代，随着深圳特区的启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数以千万计流动人口涌入广东；全国四分之一的货车开向珠三角。历史上四次大迁徙对广东海洋文化的多元及平民化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广东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奇迹、文化的多元、社会的活力，为广东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
E 广东对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雷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广东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之一，广东人从远古开始，就已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近代以来，广东实际上成了中国人通过海洋实现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吸收外来文明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主要平台，从而为近代中国“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金元宝”：
广东是中国最古老、最主要的“向阳通世界”的海洋大省
众所周知，广东的海洋贸易始于汉代，发展于三国孙吴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全盛于唐宋元。明清海上贸易时开时禁，而自始至终开放的，只有广州一港。
在海上丝绸之路拓展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唐代广州港已发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有“摆国千船十万蕃”一说。宋元之后，广州成为世界性大港和东方第一大港。
因此，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也最稳定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也还是空前繁荣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州以“广交会”为平台，保持着对外贸易一枝独秀的地位，可谓“九州铁幕、南国一窗”。2007年，广东的GDP超过台湾，至此，“亚洲四小龙”广东已赶超其三而直追韩国。
“交换器”：
广东是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互渐”的主要驳接口
我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对外文化交流，均以广东为主要枢纽，这是与“海上丝绸之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通过航海罗盘、船只自卫火炮、出洋印刷品输出到外洋世界，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诸物，则是对外输出的主要产品。那时候，主要是东学西渐。
海路打开之后，进人西学东渐时期。域外各种文化通过商旅、移民不断涌入广东，在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洋务文化、世俗文化等方面，广东的改变尤为明显。如早在唐宋时，外来宗教便已在广东落地生根，形成“七教并存”的局面；民俗方面尤其建筑文化方面受西方的影响颇巨，广州随处可见西洋风格的建筑；还有由归国华侨建造的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及伊斯兰等风格的中西合璧建筑的开平碉楼。
思想库：
广东是世界近代新思潮舶来中国的嫁接园圃
一直以来广东就是域外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结合后，孵化出了新的思想形态，冲破了原有的思想禁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广东出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反封建的洪秀全；思想改革先行者、创作《资政新篇》的洪仁玕；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代表、“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香山“买办文化”代表人物、《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等。更多远渡重洋谋生的广东人，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架起中西文化传播的桥梁，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锋。
近代中国，广东几乎是唯一一块不断产生新思想的沃土。
F 海洋文化精神：广东影响中国的硬核
□韩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广东人所创造的文化对全国贡献巨大，形成了一些适应时代所需、符合我们国情的新的文化理念。
广东的贡献最核心的是海洋文化
●贡献之一，观念的解放和“授人以渔”。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北伐”到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北伐”，新时期“北伐”最主要的文化含量是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价值观的多元、开放和鲜活。正如孙家正指出的，广东对全国贡献“最核心的还是文化”。
●贡献之二，广东海洋文化蕴含着的人文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广东企业家纵横南北，将创新求变、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敬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等理念带到内地；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广东模式”的多元、开放、兼容、变通、动态求变等价值方法。
●贡献之三，强劲地促进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新时期的广东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昔日海洋文化的主要功能和价值，其世俗精神、务实精神、平民文化精神等成为当代中国工商业文化、市民文化和通俗文化最富活力的生长基地。
从“中国选择广东”看海洋文化的影响
30年改革开放可以看作“中国选择广东”的过程，蕴含着深沉的文化智慧。广东海洋文化精神契合了当时最为突出的两个中国问题，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总体战略的需要。
第一个问题：拨乱反正，在封闭的大国打开一扇窗口。这需要海洋文化精神的合力，即需要以海洋文化精神为代表的“价值支柱群”的支撑，比如必须有动态求变的精神、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开放精神、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和敢闯敢冒的海洋文化特质等等。
第二个问题：百废待兴，在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将中国拉起来，当务之急是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广东人的重商精神、市场意识和诚信品格，有利于形成灵活的市场机制；深入骨髓的务实品格，形成了重实干的社会氛围；灵活变通，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更是有利于打破传统的束缚和改革旧体制，分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广东海洋文化精神的历史逻辑
广东海洋文化精神的孕育、发展到影响全国，有着历史的必然逻辑。
其一是自然生成的逻辑。五岭阻隔而物产丰富，客观上使广东人向着宽广海域另辟出路，使他们的实践始终贯穿两条基本线索：耕海及海洋经济造就岭海物质生产生活多元一体化的格局；海外通商和移民使广东更早更全面地发育出海洋文化。其二是精神发展的历史逻辑。从世界的视野看广东。珠江口俨然处于地球的中心。广东人是世界交通史的最早开拓者，因此，广东海洋文化不仅具有世界性，一定时期还代表先进文化。从中国的视野看广东。广东最早在秦代前就开拓了海洋交通贸易，一直是“天子南库”，其海外通商“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无人比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