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要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首先提出它的定义之后，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等,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迄今据说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虽已多至二百余种，遗憾的是尚无公认精确的界定。但是，话说回来，在经过历代学者和专家的潜心研究，关于文化内核的认识已经有了三种较为一致的意见：一是把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类；二是把文化分为“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三个层次，其中“宏观的”层次是指人的所有活动，包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观的”层次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并以学术、思想为其突出的表征，“微观的”层次则是指人的精神活动中有关道德、信仰、艺术、风俗等内容，几近于社会集体意识；三是把文化分为“物质”、“规范”(或“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类同于“物质文明”，反映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与成就，“规范文化”(或“制度文化”)，是指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契约，尤以法律、规章、道德为其精髓，“精神文化”则集中反映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内的思考活动与智慧结晶。2006年，余秋雨先生在12月18日的《秋雨时分》讲座中对文化下过一个定义，他说：“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这可能是他基于对上面三种意见分析思考以后的总结性概括，体现了他一贯的洞察力和文化高度，我十分赞同他的三维文化坐标的定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灿烂而丰富的中华文化。全国不同地区也因地理环境、物候条件和人文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建构了众多的地域文化。众多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已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慈溪的主流地域文化

既然地域文化能以自已的独特个性支撑和引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地域文化又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有高瞻远瞩的文化眼光和执政敏感的慈溪市委市府领导们，高度重视发掘、认定、研究慈溪地域文化，认真提炼和大力张扬慈溪人(包括外来新市民)的优秀精神，强化文化软实力。作为跻身于全国百强县(市)前列的慈溪，究竟有怎样的地方文化在支撑她、成就她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上领先于全国众多县(市)的呢？经发掘、讨论、确定的地方主流文化为慈孝文化、围垦文化、移民文化、青瓷文化、徐福文化等。

一

有一位著名学者编了一本名为《中国文化史教程》的高校教材，其中有一章的章名是“孝亲的伦理原则——中国文化的灵魂”，可见他对孝道文化的看重。

慈溪的慈孝文化源远流长。追本溯源，则可从现今慈溪市的得名所出的，一个“子孝母慈”掌故说起。孝子姓董名黯，东汉时人。黯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困，相依为命的慈母又不幸身患痼疾，正当董黯因无力为母亲就医而犯愁时，听说离家三十里远的大隐溪水甜醇清口，能治病健身，于是就长途汲担至家，母初饮即嗜。董黯事母至孝，自此往返汲水奉母，无论寒暑，乐此不疲。但娘怕长此下去太劳损儿子身体；儿怕万一因阻于风雨冰雪造成汲担困难而断了娘的饮水。对此，一日母子俩想到了一处：决定徙居大隐溪。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董黯终于临溪搭起了一栋茅屋，伺母长住下来，“溪水如厓密，疗疾胜良医”，数年之后，先前病态恹恹的母亲，居然焕发出一身康健无恙的生气。乡亲们感于董黯的孝行，在庆贺董母痊愈的同时，便改呼大隐溪为慈溪，母子返原宅后，宅旁竟涌一泉，出流成溪，亦名慈溪。有道是好事传千里，董黯笃行孝道的故事远传到朝廷，和帝专为此旌彰董黯，并下诏召拜他为郎中，而董黯辞不应征，依然朝夕伺母行孝。“董黯孝母”的故事由此更广泛地传扬开来。“千年邑为仁人号，一脉溪流孝子心”，唐开元二十六年建县时，县人既以有“子孝母慈”之掌故为荣，又为了以纪念董孝子而弘扬孝道，便以溪名县。此后，唐有张无择、宋有孙之翰也孝名播扬，因此，慈溪又称三孝乡。

作为慈孝文化的载体，其中有关董孝子的遗迹、遗存及物名地名，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历史上曾有很多人去访谒、去探究，并留下不少相关诗文，往往重复、肯定董孝子的行孝事迹，抒发对董黯的缅怀之情，这些诗文同时又不断丰富着孝文化。此仅略举董黯墓园(其址在今慈溪市范市镇黄杨岙)为例。如宋人应繇当年曾拜瞻董黯墓园(乾隆《镇海县志》有记：“董黯墓在县西北达蓬山麓，孝子慈人而墓在灵绪乡”)并留下了《谒董孝子墓诗》：“渺渺灵绪土，厥岙名黄杨。有汉董征君，体魄厝其乡。人以孝而重，地以孝而扬。迄今瞻仰下，悠悠思且长。”诗句简畅易懂，道出了董黯孝范的影响与对董孝子的仰思之情。清乾隆间，有位董黯裔孙名澄川的，谒董墓时，也吟诗题句。诗云：“灵绪山岙古墓存，近乡遗俗话诸昆。争抟(tuān，把散碎的东西捏成团)一撮松楸土，遍祝千家襁褓孙。白酒尽浇高士陇，青钱不掷洗儿盆。丁宁少壮无惭负，记取前型在旧园。”诗题是《分赋先征君遗事得保婴》，题下有小字注，为这诗作了解读提示：今灵绪乡近孝子墓，村落生子三日，取墓上土洗儿，周晬(婴儿满一周岁之称。旧有“抓周”之俗，婴儿满周岁时，用盘子盛上多种物品，让婴儿抓取，看他抓些什么，以卜其一生志趣)亦取土供之，以祝孝云。这首诗及注，不仅也明认董孝子墓在黄杨岙，更有意思的是人们都希望子女能像董孝子那样孝敬长辈，以至在婴儿满月时用董墓之土洗儿、婴儿周岁时要他(她)去抓那团取自董墓之地的泥丸子，可见其时董黯孝行风范已深深潜融在当地乡风民情中了。确实，董黯墓园在宣扬、传播董孝文化中的影响是深广的，就地域来说，当然包括三北地区，这可从清代曾任内阁中书的尹金菼(tǎn)写于光绪五年(1879年)的《董孝子墓记》所说那段话得到想见：“千百年来，骚人墨客经是地者，追怀盛德，流连咏叹，如叶大著、乌春风诸公之作，具见于编，不独其子姓瞻仰不忒已也！”

董黯的孝行风范及其人格魅力，凸显了慈孝文化的浓烈与影响，三北大地也由此孝风熏人，历史上有过不少孝男孝女、以及推孝爱人、推孝惠众的感人事迹。限于文字篇幅，只能择要简及。先说镇北：田央黄氏一族，素有孝风，由元而清，以孝出名的有黄正孙、黄纯裕、黄乔年等；范市有范孝女，清乾隆间人，父范兆芝久病卧床，日夜服侍，不以为苦，父亡，哀哭不止，竟至双目失明；沪上闻人、宁波帮中坚、龙山人虞洽卿事母至孝，不只在家乡造有虞母桥、虞母亭以纪念母亲，还在母亲的生前身后，牢记母训为家乡创办公益事业。次说慈北：南宋时有孝子方昌，鸣鹤人，殁后，人为其立祠，名为孝慈庵。黄震曾对方昌赞扬有加，而他的《书鸣鹤方孝子赞后》同时又提到鸣鹤的另一位孝子张五奉母至孝的事迹；沈良十，师桥人，明嘉靖间倭寇犯境，负九十余岁老母逃难。力竭不能行，倭追至，举刀欲砍其母，良十奋力以身护母，终被倭杀，而母得不死；韩一元，明天启间五里韩家人，居家孝友，一日邻家起火，殃及所居，有叔病不能行，一元从烈焰中奋力背叔出，得以逃生。再说姚北：宋、元至明洪武间有岑全、胡忠、张权等以孝行为乡邑所称道；此后，孙家境孙堪、孙墀、孙陞三兄弟，更有一门三孝子之誉。正德十四年，孙燧死宸濠之难，孙堪闻父讣“即洒涕挺戈从之，会逆平，改治父殡，一恸死而复苏，遂聩两耳。”扶父柩归，率二弟庐墓蔬食三年，又墨衰三年，世称三孝子。后堪至京师为官，迎母孝养二十余年。母病故，时年堪七十二，护丧归，堪因哀伤劳累，亡于钱唐旅馆。孙堪之孝行，不仅被王阳明赞称为孝子，亦为朝廷所旌著；清代有二孝妇，孝行亦可嘉：坎墩胡价人妻叶氏，同治二年九月，虽临兵乱，却不躲避，而日夜守视病重的祖姑，不敢稍离。贼至，挥刀杀祖姑，叶氏尽力蔽护，不及，祖姑惨死刀下。贼欲奸污叶氏，叶氏大骂不绝口，亦遇害；浒山陈钟馥妻蒋氏，夫家有太姑长病，蒋氏晨夕侍侧，慰贴微至。蒋氏娘家近陈宅，父蒋镳患胃病，日必手调糜粥送食，近十年如一日，父胃疾得稍痊。邻家郑某，垂老失业，讨乞度日，蒋氏心生怜悯，说服丈夫，为郑某提供了六年的衣食之助，还将变卖首饰之款，助郑某作学手艺之费，使他能自食其力，并能积资为身后计。由以上可知，慈孝文化的内涵不只是遵行孝亲的伦理规则，而且外延已扩展至睦邻、助人、惠众的层面，滋育了群体人格、促助着社会和谐。

二

说到围垦文化，这使我想到有必要重提：由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国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国务院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的二篇文章。

《谈谈慈溪地理特色》，是由陈先生1990年中一次讲话的录音整理而成的短文。文中谈到：

在翠屏山丘陵以北，有块很大的平原，我们称“三北平原”，又叫做“三北半岛”。《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有31卷(册)，我主编《浙江卷》，稿子汇总后，我发觉“三北平原”这一条重要词目没有，就由我写上。三北平原一直在向北推去，每年平均20米。在三北半岛外面，现在还有一块三北浅滩，有400平方公里。

我向外国朋友介绍过，说慈溪有个海塘博物馆，是个三北半岛形成的博物馆，自大古塘成筑起，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七塘、八塘、九塘，一直筑到十塘。大古塘初筑于北宋庆历七年，由县令谢景初主持修筑而成，这个谢景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开创了三北历史的新局面。

历史上，慈溪经济为何会发展起来，我们说他有自己的“两白”优势，就是指盐和棉花。

上文所称的慈溪，是指1954年10月由原慈溪、镇海、余姚三县北部(俗称三北)划并而成(后稍有调整)的慈溪县，即今慈溪市。历史上的“三北”，虽分属三县，但因它们都处在南依翠屏山丘陵、北滨杭州湾的地理环境中，都有筑塘捍海、移民入居的历史经历等，因此原就有着大体同一的地域文化。1954年10月以后，原三北地域与慈溪县行政区域在空间位置上基本重合，所以陈先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之《浙江卷》时，就以“三北平原”、“三北半岛”作为入书词目。

陈先生虽然在上篇短文中没有提到北濒杭州湾的慈溪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几经海进海退，也没有提到本地区最后一次的海退时间大约在距今2500年左右，但他在《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中透露过自已的研究信息：慈溪的沈窖湖、灵湖等原是第四纪卷转虫海退时期的泻湖，凭借海堤的修筑才和海洋脱离。陈先生虽然没在本文中提及上林湖、杜白两湖等，我想它们成湖的属性和初始筑堤以拦海的状况应是类同的。由陈先生此篇论文中的研究，可知慈溪始筑海堤之悠远。

尽管陈先生没有从事过慈溪区域文化的专题研究，但由于他的学术素养和对慈溪地理特色的了如指掌，上面两文却为我们揭示了慈溪存在由古及今的围垦文化的主要物化表征，他形象地说“慈溪有个海塘博物馆，是个三北半岛形成的博物馆”，道明了慈溪筑塘之久、筑塘之巨、筑塘之多、筑塘之难，筑塘形成和拓展着三北平原，筑出了典型的围垦城市——繁荣而充溢活力的慈溪。他在文中还赞扬了率民始筑大古塘的县令谢景初，说是谢景初开创了三北历史新局面，实际上陈先生也是在为历代从事艰辛围垦的慈溪人唱赞歌，敬服他们改造自然之伟力，赞美他们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肯定他们的集体人格。陈先生短文之末指出：慈溪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优势是“两白产业”的经营。由此使我们意识到，由围垦而产生的“两白产业的经营”，也是蕴有很深文化内核的。无论食盐还是棉花，慈溪人为生活需要，必须将“两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这种交换的需求性、交换的过程和现象，无疑会对当地人们产生持久不衰与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培育了我们慈溪人根深蒂固的商品意识和重商风气，使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打上了由“两白”而来的地域文化印记。改革开放以来，慈溪人群起经商或办厂，正是商品意识和重商风气厚积薄发的生动体现，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慈溪经济迅速发展和崛起，起着推波助澜作用。

写到这儿，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陈先生的两篇文章，为我们慈溪人在发掘文化资源，并于稍后准确立名与响亮提出“围垦文化”起到了指示路径、进行学术佐证和先期舆论造势的作用。

本文开篇谈到文化的内核时，如从层次分，则其“宏观的”层次是指人的所有活动，包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那么，从悠远年代秦汉人筑造的沿山一带的湖塘、到三国(吴)降及宋庆历七年前建的诸如长埭、王家埭、宓家埭等以埭等为名的散塘，和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为首筑的大古塘、及以后至今相继筑成的十余条大规模的海堤，是历代慈溪人的物质活动所创造的围垦文化的物化存在，当然也包括被拓垦的三北平原。至于海塘与盐垦关系、涂地沙田的权属问题(如：直甲分丁、军灶农灶的为争草场涂地的纠葛)、海塘与产业经营、沿塘或塘上形成的村落集聚(如：大古塘上及沿线的村庄、坎镇的“十里横塘聚万家”、长埭村、二塘头村、新塘村、腰塘村等等)、沿塘或在塘上形成的集市(如：大古塘上及沿线的集市、坎塘上的十里长街、新浦早先的塘角市、新浦的过塘行等等)、海塘及塘河与水陆交通、海塘与军事、海塘与乡风民情、海塘与地名命名、记载历代海塘筑造和垦区情况(如海塘筑造的起迄时间、工程规模、工程的费用来源、工程的组织及管理、工程的科技应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围垦活动、海塘筑造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盐政治理、盐民运动等等)的文献、反映慈溪有关历代筑造海塘和拓垦的文学作品等等，都是或属慈溪围垦文化中的物质活动、或属慈溪围垦文化中的精神活动。慈溪的历史上，围垦是慈溪历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围垦文化也是慈溪最主流的地方文化，围垦不但孕育了慈溪人群体精神的主要内涵，也为移民入境、青瓷生产创造了条件，并助衍了移民文化、青瓷文化等。时任慈溪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洪嘉祥同志在2003年12月，为《慈溪海堤集》所撰的序中，有一段话很精辟地道明了这重关系：“一位哲人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自古以来，由于筑造海塘和进行围垦，慈溪人为自己创造了生存空间、移民条件、发展平台、文化环境，反过来在创造环境的过程中，和生活在创造出来的环境里，则孕育和锻炼了灵活、外向、兼容、务实的精神，养成聪明、勇敢、吃苦耐劳、不断进取、重商善贾、精工细作的习惯品性，还酿生了围垦文化、移民文化、青瓷文化等主流文化，浸润熏陶着慈溪人的观念、风俗民情、潜在素质，激活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所以说，筑造海堤不仅仅是慈溪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需要，也是生发精神财富的重要之源泉。”

三

一般来说，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任何参加了这一迁移过程的人都是这次移民中的一员，即使是一个人，只要他迁移了一定的距离并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的时间，也完全符合移民标准，具有移民的身份。但作为研究的对象，或一种社会现象，移民一般都是指人口，即一群人或一个群体。葛剑雄先生根据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特点，在其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中确定的移民定义则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相对于慈溪历史上的移民而言，应该是偏重“葛说”的。

中国虽然幅员广大，但历史上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或天灾人祸，当局出于谋取经济收益和政治需要、人们为谋生存和求发展，都会产生移民需求。因此，不管是官方组织移民，还是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经常会有发生。从这个角度说，人口凝固不流或绝对的土著区域，在全国怕是较难找到的。慈溪整个地域原是浩浩汪洋旷无人居，从2500年前的最后一次海退以来，一直处于持续成陆、持续拓域状态，为持续移民提供着土地资源、生存条件，因此迁入慈溪的移民延绵不绝，像慈溪这样具有移民历史之长、移民人口之多状况的县市地域，在全国可能是少有的。既然慈溪是一个典型的移民集聚之地，由此酿生出浓重的移民文化自然是历史的必然。移民史虽并不等同移民文化，但作为移民文化的重要内涵，必然要提到它，限于篇幅，这里仅对慈溪移民史作如下的轮廓勾勒。

让时光倒流至最后一次海进时期，现今的慈溪之境那时正沉卧在溟波浩渺里，期待着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繁华哩。当2500年前的最末一次海退的潮水，退离翠屏山北麓之后，山越人的赤脚，给翠屏山丘陵北麓后的涂地印上了第一行捍潮拓荒的足迹，在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里和伐吴战旗的猎猎声中，为这块沿山的洪荒之地挥洒过发奋图强的汗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想不到的是，不久秦始皇的雄师，却以寒冷的刀光，威逼所有山越之民离开这块正需垦植的滩涂之地。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首批大量汉人，以囚徒战俘的身份，老大不愿地被秦始皇遣发到这荒僻之地，任他们自生自灭，其中缺少在此开发决心的人，选择了逃离。新莽后期，北方动乱，虽有人逃难至此，但乱后即北返故里的人不在少数，而严子陵等人则是当时留住下来的中原移民的代表，日后成了这里的“土著”。至孙吴时期，沿山一带虽已渐见人气，但翘待开发的三北半岛切盼着大批移民。南朝刘宋大明四年（公元460年）朝廷指令土境褊狭、民多田少之地的无赀之家，徙往余姚、鄮、鄞等三县，垦起湖田。自此之后，境外移民迁入人数渐次增升，三北平原的开发速度与力度也日渐见快和加大。唐末五代之际，战乱频繁，而三北地区地处江南相对安定的钱氏吴越国东境，因此，这一时期，有不少北人迁居“三北”南境。人口的增加，增强了地区开发的力度，为宋庆历间大古塘的始筑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北宋末的靖康之乱后，三北大地敞怀接纳了主要来自北方的移民，人口的激增、文化的交融使三北平原南部地区经济出现快速发展，终使原姚北大古塘于南宋续修，并于元末以全部石堤而底定规模，慈北、镇北大古塘也于明初筑竣。自此东西相接的大古塘，像巨龙横卧在三北大地，挡潮捍海，人定胜天，为塘南地区民生安定和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以后随岸线北移，新老移民又合力逐塘北筑，使涂地不断拓展，为后至的外来移民和本境南部居民的北徙创造了图生存、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明初，沿海兴筑防倭卫所之城，今慈溪境内建成观海卫城、龙山所城、三山所城，及所属巡检司城等，共从外地抽调至此的防守官兵达八千二百余人，明初行世兵制，官兵往往在屯戍地娶妻生子，子孙承军籍，因此他们实可视作军事原因的慈溪移民。清乾隆以来，绍兴移民大批徙入今庵东镇和新浦镇境之北部地区，大多从事盐业生产，据有关资料，至民国二十五年，这一带已散居盐民十余万之众。建国后，又接纳过上虞县南汇公社八百余人，移入庵东西三从事盐业生产。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流动人口大批进入慈溪，势头趋猛。据有关部门在2007年11月的调查显示：登记在册的在慈溪务工的外来劳动力已达到77.82万人，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安徽、四川、江西、贵州、河南等农业大省。而实际上，除了这支民工队伍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非务工的外地流动人口在慈溪。以上外来人员，虽并不都是移民，但其中是会有不少入籍慈溪的新市民。

有来不可能无往，慈溪历史上固然有持续的、大批的入境移民，但也有少量人口流向境外的。如秦一统时，山越之民与押流至此的中原汉人，以逃离作为反抗，有的人甚至铤而蹈海，冒死飘流海东，成了当时的共名徐福。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境内如遭遇战乱、瘟疫、海难、倭患时总也会有一定数量的人逃难外迁；至于因求发展移他境，出外当官、经商而留居异地不归者，在慈溪的外移人口中，占有的比例是十分有限的。建国后，慈溪有过政府组织的多次人口外迁活动，迁移人口超过千人以上的有两次：一次是支援宁夏，另一次是移民宁海三门湾北岸从事农垦。

氏族的迁衍和居住地的分布是慈溪移民文化的重要内容。慈溪各姓宗族，多为外地宗族的分支，秦汉后陆续迁入。至1949年，境内建有祠堂、修家谱的各姓宗族计有马叶孙沈陈房施楼潘史张罗郑庄费王方华戎邱杨周高虞刁乐厉冯朱伍阮汤严吴岑杜宓胡姜柴洪祝俞姚袁徐翁童谢裘韩蒋魏丁毛陆余何宋励李郁茹赵顾晁凌戚黄龚蔡颜霍曹许傅景褚林卢任等160余个。慈溪众多氏族，聚族而居的大多在大古塘沿线及以南地区。著名者如范市范氏、掌起陈氏、师桥沈氏、鸣鹤叶氏、桥头余氏、龙南孙氏、横河胡氏、浒山沈氏、宗汉马氏、天元许氏、周巷周氏等。大古塘以北开发较晚，除由南部宗族北迁的分支外，多系外地迁入的杂姓居民。以上内容，或反映在历代传承的口碑里，如龙山有“先有林李杨，后有龙头场(查龙头场始建于宋开禧元年，即公元1205年。由此可知，上三姓迁入龙山至今已有八百余年历史了)”、师桥一带有“先有虞罗郑，后有沈家人(查沈氏之始迁祖沈恒于南宋乾道初，即公元1165年及稍后，定居师桥，则虞罗郑已先期在这一带栖居开发了)”之说；或反映在地方志书中，如道光《浒山志》有记：“浒山自周秦以上，悉系海堧，旷无人居，自汉，虞氏始居此。浒山之南，昔为虞、沈、杨、叶、朱、马、翁、陆八姓所居，明洪武丁卯(1387年)建所城，设驻防官兵，陈高潘胡冀柳江应姚戴解林诸姓，多抽自温之乐清，居民因是散处，渐以衰微，而其间历久且盛，则推虞、沈两家为最”；或散见于其它文献中，如元末明初在三北流寓过的戴良的文集中曾提到：龙山之凤浦湖畔有钱氏，已居之三世矣(据此可推知凤浦钱氏之始迁时间)；慈溪北行可二舍(三十里为一舍)，有隙地曰横塘，方氏避睦州之乱，由海舟漂荡至此，留栖而家(由此可知横塘方氏是北宋宣和间方腊起义时，由睦州一带迁此的)；隐居上林湖畔之王士毅，其先秀州人，宋天圣间(1023-1031)始迁此(由此可知王家埭王氏始迁时间)。更有大量载之于谱牒的移民信息，如《余姚孙境宗谱》载：“始祖讳岳，行广十八，先世冀州人。六世祖为睦州刺史，因由睦州徙居于姚之梅川。”孙氏自后唐至今，族属随地而蕃，明清以来更从孙家境分脉向北、向东衍发，今坎墩、新浦、三北等地都有此族支系；如《余姚乌山胡氏宗谱》，以名儒胡瑗之六世孙胡文焕为乌山胡氏始祖，三传至钧、秤、引，兄弟三分为河东、山阴赏浜、河西支派，乌山胡氏繁衍特盛，至明末清初，族人因乘鱼盐之便而利更饶于种棉，纷纷北迁滨海之地，徙离故土者，几乎近半，今坎墩等地多有此族后裔。由志书、文献、宗谱之记载，可发觉慈溪同姓而不同族的情况并不少见。仅以陈姓为例，如龙山田央陈、掌起桥陈姓、湾底眉山之陈氏、原浒山所城内之陈姓等等，其始祖之迁前地与迁至时间均不相同，由此也可看出慈溪移民的时间之长、移民原住地之广；至于四方移民在筑塘围垦等共同开发慈溪中的包容协作、在反击外敌时的同仇敌忾和精诚团结、在抗暴斗争中的患难与共，在抗灾时的相濡以沫等等，在志书、文献、宗谱中也很有反映。慈溪移民文化像一座富矿，可谓挖不胜挖，举不胜举，只能俟机另文展开。

四

还得说到陈桥驿先生《谈谈慈溪地理特色》的那篇短文，因为它提到了饮誉海内外的上林湖(一带)的青瓷制造业，并引用唐人陆龟蒙的诗对其产品的美仑美奂和体现出来的卓绝技艺表达了由衷的赞赏：“慈溪境内有条界线，叫翠屏丘陵，由此就有了上林湖，而上林湖历史上的越窑，早在唐代陆龟蒙就赞叹‘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不得了的事。上林湖是陶瓷之路的起点(‘陶瓷之路’一词，出自日本三郎次男的著作)，是慈溪的特色”。这让我们想到慈溪曾经拥有过的上林湖这一带青瓷产业活动的辉煌，和由她孕育出来的青瓷文化。

上林湖一带的越窑始烧于东汉，延至宋代，烧造历史长达1000余年，是中国青瓷的重要发源地。唐代上林湖有窑场八十一处，至五代北宋时，猛增到一百五十三处，这里窑场林立，产品丰富多彩，产瓷数量巨大，成为越窑的中心产地，朝廷率先在这一古瓷都设“贡窑”，并“置官监窑”烧制秘色瓷，其产品与金银器、宝器、丝绸珍品并列，上林湖越窑于是成为全国青瓷名窑之首。

上林湖越窑秘色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上林窑工智慧的结晶；它的精美，体现了广大窑工对制瓷技艺的执著追求。精品意识出精品，因此而赢得了诗人们的赞美之声。陆龟蒙赞尝它的是卓绝的设釉水平。那匀润的釉色，真有与层层山峰的翠色一样之美。由此可知，秘色瓷中，釉色是以青绿或湖绿为上，这从出土文物中也可印证，如唐代菱形花口碗、莲花式碗、八棱净水瓶、喇叭口执壶、釉盒、盏托、水注等都是以釉而取胜的上上佳品。秘色瓷追求“似冰”、“类玉”的釉色效果，如果没有高超成熟的制瓷工艺，那绝对是想入非非；另一位诗人皮日休，在其《茶瓯》诗中口吟：“园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以“园”赞美秘色瓷器形态之规整，以“轻”誉比秘色瓷器胎骨之细薄。可见其时制作的秘色瓷器，已经端庄规矩，各个部位都做得一丝不苟，成型时线条的长短曲盘大方得体，纹饰雅美，胎体的厚薄也能安排得与使用功能相协调。秘色瓷还在选料、淘洗、捏练等工艺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时人顾况在赞美越窑胎骨时有“越泥似玉之瓯”之句，虽然，顾况并非直指上林窑址中的胎骨，但作为青瓷名窑之首的上林窑中的胎骨，只会在胎骨的细腻、胎体颗粒均匀纯净和不见分层现象等方面，超过顾况所见那窑胎骨的状况。

上林湖越窑于唐晚期开始大量烧制外销瓷器，由明州港外运，经由“海上陶瓷之路”，其产品远销亚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都不只是拥有当时上林湖生产的青瓷，也同时受到了来自遥远国度的青瓷文化的影响。

上林湖越窑的青瓷烧造产业，在曾经的辉煌以后，于北宋中期走向衰落。有一种意见认为，上林湖窑区制瓷业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的枯竭。但学术界对此还有多种看法。虽然，上林湖的青瓷烧制早已销声匿迹，但是当年青瓷制品在国内外的遗存、上林湖一带100多处越窑遗址受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由物及人，当年上林窑工的从业形象和技艺至上的精神，都融在永生不朽的青瓷文化中。1985年5月，日本著名陶瓷研究学者三上次男先生率团参观上林湖越窑遗址，面对如此丰厚的历史遗存，竟跪下身子，进而匍伏于地，拥抚着一块块文明珍贵的瓷片，为之惊叹不绝。这实际上是他对慈溪青瓷的由衷礼赞！

五

尽管个名的徐福东渡日本至今未能铁定，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更不否定徐福文化的生发。

慈溪存在浓厚的徐福文化，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我个人认为与它的地域性、历史性、涉外性等多种因素相关。

徐福率童男女泛海东渡日本的故事，在中日两国都流传很广。中国史籍中最早数次提到徐福的是《史记》。它的《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中，说到：“遣（齐人）徐市(fù)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它的《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中，提到秦始皇南巡到会稽山勒石，还记到：“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它的《淮南王列传》中，以伍被（人名）的口吻，说徐福的那段记载比《秦始皇本纪》中的进了一步，说徐福先后入海二次，第二次才率领童男女三千人，并百工携带谷种等去，然后是“止王不来”。《史记》的取材和编撰相当严谨，它是一部信史，它不止一次地在各处记事中写到徐福，应该说，徐福在当时有其人、有其事，不过司马迁没有指实徐福一定到了日本。五世纪时（南朝刘宋）人范晔撰《后汉书》中的《倭传》时，却在其后附记了下面一段事：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为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范晔把上面这段事附在倭，也就是日本之后，可能是把夷洲、澶洲视作日本的部分，至少是和日本有关的。自此，正史把徐福和日本连接了起来。

五代时，后周有一个义楚和尚，他写《义楚六帖》时，把日本列岛和徐福止住之地结合到一起。后来宋代文章大家欧阳修，在他的《日本刀歌》中更把徐福率领童男女及百工渡海的所到之地就是日本坐实了，而且欧阳修比义楚说得更具体。1339年，日人所撰的《神皇正统记》，也记入了日本是徐福东渡留止之地。自此之后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就在两国间传播开了。

《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6日第五版发表过《徐福国际学术会研讨综述》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表述：“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确信无疑”。我想，这或可作为《史记》中那位个名的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的当代的主流认同。

个名徐福到日本，成行时间由《史记》相关记述界定应是公元前210年，即他的最后一次受遣求仙的那年，是秦始皇三十七年。而这一年，秦始皇南巡到会稽山勒石，有历史文献表明，紧接着秦始皇还到过时属会稽郡句章县境的达蓬山(此山今在慈溪市境)及附近地区，达蓬山也因秦始皇欲于此遣徐福至蓬莱求神仙而得名，地方志的记述也与《史记》、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一致。不仅达蓬山的得名是如此，山上与其周围地区也有不少地名、地物传说与徐福求仙活动相关。达蓬山不只近临句章县城、直接驿道，有陆上交通之便；而且在当时它又是一个兀临沧海、频见海市的尽地之山，山之东、北，洪波溟溟，可以集千帆聚万樯远航重洋，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十分有利于徐福东渡。据《徐偃王志》，徐福是徐偃王的二十九世孙，而达蓬山及周边地区也属徐郾王族裔的徙入之地，这也会影响徐福从人事与安全上，选择启航地点的考虑。作为越地，人们多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秦时这一带的越民、与被秦王朝逼押至越地的战俘囚犯往往会选择海上逃亡，易被徐福收编为渡海人员。以上等等，都为徐福由达蓬山成功东渡创造了条件和进行了简要论证。也许，历来反映有关达蓬山地区的徐福东渡的遗迹、诗文正是源此而来。以上所述，实际上就是慈溪徐福文化生发所自。

历史往往会把一些集体活动归给某一个代表性人物。相对于史记里的个名徐福，那末，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武帝时期，在渤海湾至杭州湾的二百年海上求仙热潮中，会有求仙方士或出自其它动因的人士东渡日本。这个持续二百年（这二百年，正是日本历史大转折的弥生文化早期）的共名徐福东渡日本，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大陆文化，激起了日本弥生文化的历史巨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过一本《日本的中国移民》，书中收了徐福。那末，这二百年中，处于出海前沿的达蓬山地区及周边地域，自然会有人加人到这共名徐福——日本的中国移民的队列中去。尤其在武则天当政的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第七次遣唐使，自日本值嘉岛直接横渡中国海来到明州港后，历宋元明，中日海上交通一直走此线，如一路顺风，六七日就能到达目的地。因此，有人认为早于公元702年直溯徐福东渡之时，何尝不能走此线。明末余姚人朱舜水亡命日本时，由达蓬山附近的镇海上船，走的也是这条海道，他吟诗说“远逐徐生迹，移舟住别峰。”

实际上也有这种认同。有来自有往，实际上达蓬山及附近地域，在漫长的年代里，是会有人陆续成为共名徐福的。因此，不管是个名徐福，还是共名徐福，都与达蓬山结下了割不散的缘遇，从而张扬和丰厚了慈溪徐福文化。给慈溪人留下一宗宝贵的徐福文化资源。

地域文化与新慈溪精神

文化是人类环境中的一种力量，它无论在范围上，影响上都和环境一样重要，而且自己也处于动态化进化过程中。就慈溪文化来说，则是慈溪人所处环境中的一种力量，它也和环境一样重要，它自然也处于动态化进化过程中。所谓动态化进化，就是要求我们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时，作一番理性梳理，接受她的优良基因，拒绝其不合时宜的东西，坚决淘汰其糟粕；同时，要善于前瞻地发现现实中处于萌芽状态的先进文化。在科学地建设地域文化硬件的同时，更要把握住时代精神实质，以使本地域的文化，酿生出本域人的新群体精神。为建设新慈溪精神，我们有必要对慈溪上述五大地域文化，在如何继承弘扬发展的层面上，作一次深沉的思考。

说到慈孝文化，我们要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抓住慈孝文化实质性内核，把慈孝的对象，由传统要求的小家庭，推至新时代要求的大社会，亮出慈孝文化新的精神标杆，树榜样，抓宣传，造氛围，促成社会性的助众爱众惠众的“大慈孝现象”，人和万事兴，使慈溪效益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安定。

历代慈溪人漫长的围垦实践活动，拓展了三北平原，向大海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孕育和丰富着围垦文化。作为典型的围垦城市和目前我市具有的富甲全省的滩涂资源，慈溪必然要继续发挥这个优势，科学规划，运用最新科技和机械化筑塘围涂，高效益利用新围涂地。回顾以往的围垦历程，看当今围与垦，会觉着进程的动态很显性化。当今及以后的筑塘，已不再是大规模发动和组织群众，不再要大量劳动用工，昔日筑塘的社会化、塘工群众的艰苦性几乎完全消失。同时，就传统的“垦”来说，也已大有所变。过去，围塘后的涂地的垦植，主要是经营晒盐和种棉花，而现在则按城市建设整体规划，注重经济效益，已直接作工业用地等，可以看出，我们的围与垦的物质活动与昔日已明显有别。因此，自然也影响围垦文化的精神层面。由此，在提炼新慈溪精神时，不但要强调传统围垦中形成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敢于人定胜天的务实精神，也要强调动态进程中已显现的尊重科学，运用科学、注重效益的意识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持续的移民汇聚慈溪，持续地共同开发三北平原、持续地共同抗击天灾人祸，孕成包容、开放、团结、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毫无疑问，应当继续发扬。在史无前例的、数量空前的新慈溪人来到的新时期，必须提高新老市民素质，由此提升慈溪人形象、提升城市形象；同时，提高新老市民素质，也是我们新老移民，在新时期里为充实移民文化所作的贡献。

青瓷文化，说到底，我以为是一种青瓷制造的产业文化，它为国内外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青瓷珍品；同时，也留给我们一宗丰厚的精神财富，即上林窑工的对青瓷制造工艺的执著追求、强烈的品牌意识、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曾经辉煌的产业虽然象名花那样凋谢了，但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青瓷文化，却是永远光辉的，它的精神张扬在慈溪的产业文化中，激昂在每一个慈溪人的心坎里，是新慈溪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份。

达蓬山徐福文化是国内外众多徐福文化中的一枝独秀，它在促进对外交往、进行中日民间交流，和开展国内国际的徐福文化交流研讨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它还对发展达蓬山之旅游业有重大作用。因此，对徐福文化资源要进一步摸底，要通过对达蓬山徐福文化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挖掘，提出其文化的主要内核，概括其精神，然后纳其精华于新慈溪精神中。

慈溪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一直来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慈溪地域文化传统。这些地域文化传统必须和当今时代精神有机结合，方能提炼出与时俱进的新慈溪文化精神，让它滋育慈溪的生命力、催生慈溪的凝聚力、激发慈溪的创造力、培植慈溪的竞争力，激励慈溪人永不自满、永不停息，为建设效益和谐新慈溪而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