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年 宗泽亚:放眼未来,而非耿耿于怀
120年前,一场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一场争夺现代化入场券的竞争,结果令后人扼腕叹息。
失败的阴影盘桓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对甲午战争,有太多戏剧化编造:主炮上晾衣服、炮弹装沙子、训练时只打固定靶、在船上养狗、奇怪的阵型……我们不断强化着这样的印象:我们很强,可缺乏精神力量,最后输给了弱者。
其实,人类自进入热兵器时代后,靠意志力以弱胜强的案例已大大减少,对于没有退路的海军来说,武器的决定作用更为明显。
其实,日军在军舰上也晾衣服,还养过奶牛,黄海大东沟决战时,清军命中率高于日舰,而清军摆出的是奥匈帝国海军的标准阵型。
事实是,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装备水平已超过清军,更重要的是,在后勤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军事战斗力、信息处理能力、国家投入能力等方面,日军遥遥领先,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日方拥有着巨大的系统优势,清方只在少数环节上有优势。
然而,清朝举国上下无人正视这一点,李鸿章虽然明白,却无力挽回集体狂热。清军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可恶果出现时,上上下下不是去反省,反而沉浸于找替罪羊的冲动中,其实没有叶志超、方伯谦,战争胜负未必会改变,但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可以卸下自己的责任,可以避免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在系统上落后这么多?
不正视历史,注定会重复失败,一个民族应配得上她曾遭遇的那些苦难,作为后人,我们有义务鼓起勇气,直面过去,因为竞争仍在继续,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还在跋涉中。
今年,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再版,该书优点在于大量采撷日本方面的材料,揭出甲午战争中长期被遮蔽的另面,超越滥情与自我悲壮,超越情绪化与神话式解读,而是回归真相,这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思考空间。
历史是复杂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的升级永远比细节的革新更有价值,这,大概就是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吧。
宗泽亚:放眼未来,而非耿耿于怀
换一个视角能更好地看清历史
我不是学历史的科班出身,我的专业是理工科,研究历史是半路出家。
今年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即《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的要素考察》。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研究?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学者都是从“我们为什么失败”这个角度展开探讨,而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往往是因为缺乏详实的文献资料。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中来研究甲午战争。
我想,如果我们能从我们战争的敌人的角度去探讨,研究他们为什么能取胜,那么,也许我们能找到甲午战争失败的一部分原因。选择这个视角,我的内心有时候也非常紧张,我怕被人们错误地理解成在帮日本军阀进行宣传,是在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怎样勇敢战斗,或者是吹嘘他们战略多么高明,为他们树碑立传。
120年来,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败方,国人很少从敌国为什么战胜的视角去系统研究这场战争,所以没有真正反省自身的失败要素。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古人明白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却会忽略“知彼”的立场呢?换个视角来研究自己,也许能得到更好的结论。
《清日战争》这本书是由五个章节构成的,第一章是战争概述,第二章是清日战争观。为什么要写这个?我总觉得描述一场战争的过程比较简单,把文献资料收集齐了就可以写清楚。可我们的敌人是怎么看的?我收集的国内文献资料比较少,力度不够,但是日方资料比较充足,因为在日本,相关材料更容易得到。所以我就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描述清日战争观。
用日本方面文献和中国文献一项项地比较,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是场不对称的战争,清朝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当时的日本。
“长崎事件”弄巧成拙
本书第三章是清日战争大事记,日本文献在这方面记录特别详细。比如“长崎事件”,我们往往一笔带过,但它埋下了一颗炸弹,导致当时日本上层和民众都对大清国产生厌恶感,此前他们还比较尊敬清朝,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中,清国表现得太傲慢了,给日本人留下了心理阴影。
在“长崎事件”刺激下,日本人决心振兴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大清共派军舰去了日本两次,李鸿章想以此震慑日本,结果却起了反效果。特别是第二次,出了“长崎事件”,日本人看到北洋水师巨舰后,非常震撼,丁汝昌特意邀请日本议员上舰参观,可议员们在回去的路上就商定了:一定要马上买大军舰,不然将来打不过清军。
在一片惊恐声中,东乡平八郎不以为然,他看到清军军舰大炮上晾着衣服,便说日军一定能打败北洋水师。我看过很多材料,其实当时日本军舰也有往炮上晾衣服的现象,这不是核心问题,主要是清军纪律不是很严格,日本人认为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失败不仅仅是耻辱
第四章内容是清日战争图记,我觉得有必要把当年的双方军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在黄海海战中,日本文献记载相当精确,3个不同的报告,通过不同角度提供了双方战舰的位置及运动轨迹。以前我也看过国内的相关报告,作战位置远没有这么精确。
还有一些图集展现了重要的战争地图等。我很想谈谈自己的感想,其实我们国家的研究者也能做出很好的学问,可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它们被各单位垄断,根本不让你查。而国外相关文献都对全民公开,随时可以查。
第五章是清日战争的表记。我花了很多工夫,日本的馆藏资料很多是手写的,看不清楚,文字也不好懂。但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用数据说话,要向读者展现这场战争的细节。
这场战争中方战败了,但这不仅仅是耻辱。这场战争动摇了清国的根基,最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这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不应再带着疗伤的心态来看历史,而是要放下包袱,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建设未来。
北洋水师为什么会战败
解读甲午战争,国人往往会提起北洋水师当时领先亚洲。其实,它在战争爆发的十年前确实很强大,但到黄海海战时,中日双方军舰总吨位差不多,清军略领先,可在其他技术参数上却远远落后,比如清军军舰速度差距很大,此外主炮几分钟才能发射一弹,而日军速射炮一分钟能打6弹。
除了装备上差距外,在其他硬件上双方差距也很明显,战争前清国只有300多公里的铁路,而日本已有3000多公里。
日本在国际公关上做的也更好,战争初期,西方列强普遍同情清方,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媒体空前繁荣,在战争中,日本对媒体采取了相对透明的方式,日本参与报道的记者、绘画师、照相师多达114人,并允许10多个西方记者参与报道。这在国际社会中造成很大影响,让西方人觉得日方更愿意接受现代文明,结果都转向支持日方了。
清朝也在争取国际支持,可他们既没有记者,也没有武官,没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本无法实现有效沟通。
一连串的外交失误造就困境
我个人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清国要维护朝鲜的利益,而日本一直试图控制朝鲜,双方谁都不可能退让。刚开始,清国对朝鲜贸易额曾占压倒优势,可日本对朝鲜的贸易额增长极快,到甲午战争前,双方已基本持平,日本就想把清朝赶出朝鲜,在这种对峙下,战争早晚会发生。
1885年时,日本内阁仍主张联清、联朝,共同对抗欧洲,因为在当时看来,清国是一个大国,可清方却表现得很傲慢,视自己为亚洲的中心,不愿和日本打交道,更不愿向日本妥协。到1894年,日本坚决想控制朝鲜时,英国虽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斡旋,但战争已无法避免,我认为,即使斡旋成功了,也不可能保证长期和平。
无可奈何签下城下之盟
甲午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为结束,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约。
双方谈判的背景是,日本强硬派力主决战,日本军队已经做好了以旅顺口为大本营的打算,准备展开“直隶战役”,一举拿下北京。在谈判前,日方破译了清朝来往电报的密码,所以对李鸿章的底线了如指掌。
对于“直隶战役”,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并不同意,认为这样会使清政府灭亡,使日本失去合法谈判对手,但军方主战派坚持,他也无可奈何。结果日军大量进驻中国东北,导致本土无兵。按《马关条约》,清朝割让了旅顺口,俄国怕日本因此坐大,联合德国等要求日本退还,并出兵威胁,日本因后防空虚,只好妥协,并引为国耻,这是后来日俄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过去很多人抨击李鸿章让步太多,丧权辱国,后来日本方面披露出清方电报被破译的秘密,才揭出事实真相。当时大清国也相当急躁,怕日军真的打进来,所以也要求李鸿章赶快签约。
值得关注的文化差异
甲午战争的成败,与双方国民信仰也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日本人也内斗,可一旦决策定了,就会一致对外。对清作战前,国会中有不少人反对,可真打起来,反对声音就消失了。日本人的国家意识似乎很弱,几年前一个民意调查,只有28%的人认为国家最重要,所占比率非常低,可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日本人会很快转变自己的意识和行动,根本想象不到他们是怎么一下子转过来的。
相比之下,清朝的留学生对甲午战争非常冷漠,普遍不愿参战,我们习惯了自己忙自己的,同乡开个会,大家都说没时间,振臂一呼,往往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往往要看细节,日本“3·11大地震”时,晚上下班时天都黑了,可街道上没人喧哗,大家都默默地走,手机停了,公共电话可以打,各店家老板把电话放在外面,大家都很自觉地排成一队,等着打电话。
当代日本人对
甲午战争很冷漠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据我掌握的信息,日本人对这场战争比较冷漠,没有相关活动,教科书对这场战争几乎是一笔带过,没有很清楚地讲它的来龙去脉,今天的日本学生都不太知道这场战争的细节,只知道很早以前两国曾经打过仗,连清朝赔款的事都不太知道。
但日本特别注意宣传日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对整个国家的提升非常巨大,此前日本在列强眼中是一个小国,可他们却战胜了一个西方强国,国家地位提高了。那场战争结束后,日本终止了所有对外不平等条约。
对于甲午战争,我们至今耿耿于怀,感到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很多文献资料还没有公开。作为研究者,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原始文献,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可现在要做相关研究,就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北京来,还得开介绍信,要办各方面手续,然后才能看到,这确实太不方便了。
陈辉/文
宗泽亚
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东京,多年专注日本古代民间风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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