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一场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一场争夺现代化入场券的竞争，结果令后人扼腕叹息。

失败的阴影盘桓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对甲午战争，有太多戏剧化编造：主炮上晾衣服、炮弹装沙子、训练时只打固定靶、在船上养狗、奇怪的阵型……我们不断强化着这样的印象：我们很强，可缺乏精神力量，最后输给了弱者。

其实，人类自进入热兵器时代后，靠意志力以弱胜强的案例已大大减少，对于没有退路的海军来说，武器的决定作用更为明显。

其实，日军在军舰上也晾衣服，还养过奶牛，黄海大东沟决战时，清军命中率高于日舰，而清军摆出的是奥匈帝国海军的标准阵型。

事实是，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装备水平已超过清军，更重要的是，在后勤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军事战斗力、信息处理能力、国家投入能力等方面，日军遥遥领先，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日方拥有着巨大的系统优势，清方只在少数环节上有优势。

然而，清朝举国上下无人正视这一点，李鸿章虽然明白，却无力挽回集体狂热。清军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可恶果出现时，上上下下不是去反省，反而沉浸于找替罪羊的冲动中，其实没有叶志超、方伯谦，战争胜负未必会改变，但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可以卸下自己的责任，可以避免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在系统上落后这么多？

不正视历史，注定会重复失败，一个民族应配得上她曾遭遇的那些苦难，作为后人，我们有义务鼓起勇气，直面过去，因为竞争仍在继续，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还在跋涉中。

今年，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再版，该书优点在于大量采撷日本方面的材料，揭出甲午战争中长期被遮蔽的另面，超越滥情与自我悲壮，超越情绪化与神话式解读，而是回归真相，这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思考空间。

历史是复杂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的升级永远比细节的革新更有价值，这，大概就是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吧。

宗泽亚：放眼未来，而非耿耿于怀

换一个视角能更好地看清历史

我不是学历史的科班出身，我的专业是理工科，研究历史是半路出家。

今年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即《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的要素考察》。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研究？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学者都是从“我们为什么失败”这个角度展开探讨，而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往往是因为缺乏详实的文献资料。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中来研究甲午战争。

我想，如果我们能从我们战争的敌人的角度去探讨，研究他们为什么能取胜，那么，也许我们能找到甲午战争失败的一部分原因。选择这个视角，我的内心有时候也非常紧张，我怕被人们错误地理解成在帮日本军阀进行宣传，是在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怎样勇敢战斗，或者是吹嘘他们战略多么高明，为他们树碑立传。

120年来，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败方，国人很少从敌国为什么战胜的视角去系统研究这场战争，所以没有真正反省自身的失败要素。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古人明白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却会忽略“知彼”的立场呢？换个视角来研究自己，也许能得到更好的结论。

《清日战争》这本书是由五个章节构成的，第一章是战争概述，第二章是清日战争观。为什么要写这个？我总觉得描述一场战争的过程比较简单，把文献资料收集齐了就可以写清楚。可我们的敌人是怎么看的？我收集的国内文献资料比较少，力度不够，但是日方资料比较充足，因为在日本，相关材料更容易得到。所以我就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描述清日战争观。

用日本方面文献和中国文献一项项地比较，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是场不对称的战争，清朝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当时的日本。

“长崎事件”弄巧成拙

本书第三章是清日战争大事记，日本文献在这方面记录特别详细。比如“长崎事件”，我们往往一笔带过，但它埋下了一颗炸弹，导致当时日本上层和民众都对大清国产生厌恶感，此前他们还比较尊敬清朝，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中，清国表现得太傲慢了，给日本人留下了心理阴影。

在“长崎事件”刺激下，日本人决心振兴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大清共派军舰去了日本两次，李鸿章想以此震慑日本，结果却起了反效果。特别是第二次，出了“长崎事件”，日本人看到北洋水师巨舰后，非常震撼，丁汝昌特意邀请日本议员上舰参观，可议员们在回去的路上就商定了：一定要马上买大军舰，不然将来打不过清军。

在一片惊恐声中，东乡平八郎不以为然，他看到清军军舰大炮上晾着衣服，便说日军一定能打败北洋水师。我看过很多材料，其实当时日本军舰也有往炮上晾衣服的现象，这不是核心问题，主要是清军纪律不是很严格，日本人认为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失败不仅仅是耻辱

第四章内容是清日战争图记，我觉得有必要把当年的双方军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在黄海海战中，日本文献记载相当精确，3个不同的报告，通过不同角度提供了双方战舰的位置及运动轨迹。以前我也看过国内的相关报告，作战位置远没有这么精确。

还有一些图集展现了重要的战争地图等。我很想谈谈自己的感想，其实我们国家的研究者也能做出很好的学问，可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它们被各单位垄断，根本不让你查。而国外相关文献都对全民公开，随时可以查。

第五章是清日战争的表记。我花了很多工夫，日本的馆藏资料很多是手写的，看不清楚，文字也不好懂。但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用数据说话，要向读者展现这场战争的细节。

这场战争中方战败了，但这不仅仅是耻辱。这场战争动摇了清国的根基，最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这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不应再带着疗伤的心态来看历史，而是要放下包袱，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建设未来。

北洋水师为什么会战败

解读甲午战争，国人往往会提起北洋水师当时领先亚洲。其实，它在战争爆发的十年前确实很强大，但到黄海海战时，中日双方军舰总吨位差不多，清军略领先，可在其他技术参数上却远远落后，比如清军军舰速度差距很大，此外主炮几分钟才能发射一弹，而日军速射炮一分钟能打6弹。

除了装备上差距外，在其他硬件上双方差距也很明显，战争前清国只有300多公里的铁路，而日本已有3000多公里。

日本在国际公关上做的也更好，战争初期，西方列强普遍同情清方，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媒体空前繁荣，在战争中，日本对媒体采取了相对透明的方式，日本参与报道的记者、绘画师、照相师多达114人，并允许10多个西方记者参与报道。这在国际社会中造成很大影响，让西方人觉得日方更愿意接受现代文明，结果都转向支持日方了。

清朝也在争取国际支持，可他们既没有记者，也没有武官，没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本无法实现有效沟通。

一连串的外交失误造就困境

我个人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清国要维护朝鲜的利益，而日本一直试图控制朝鲜，双方谁都不可能退让。刚开始，清国对朝鲜贸易额曾占压倒优势，可日本对朝鲜的贸易额增长极快，到甲午战争前，双方已基本持平，日本就想把清朝赶出朝鲜，在这种对峙下，战争早晚会发生。

1885年时，日本内阁仍主张联清、联朝，共同对抗欧洲，因为在当时看来，清国是一个大国，可清方却表现得很傲慢，视自己为亚洲的中心，不愿和日本打交道，更不愿向日本妥协。到1894年，日本坚决想控制朝鲜时，英国虽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斡旋，但战争已无法避免，我认为，即使斡旋成功了，也不可能保证长期和平。

无可奈何签下城下之盟

甲午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为结束，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约。

双方谈判的背景是，日本强硬派力主决战，日本军队已经做好了以旅顺口为大本营的打算，准备展开“直隶战役”，一举拿下北京。在谈判前，日方破译了清朝来往电报的密码，所以对李鸿章的底线了如指掌。

对于“直隶战役”，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并不同意，认为这样会使清政府灭亡，使日本失去合法谈判对手，但军方主战派坚持，他也无可奈何。结果日军大量进驻中国东北，导致本土无兵。按《马关条约》，清朝割让了旅顺口，俄国怕日本因此坐大，联合德国等要求日本退还，并出兵威胁，日本因后防空虚，只好妥协，并引为国耻，这是后来日俄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过去很多人抨击李鸿章让步太多，丧权辱国，后来日本方面披露出清方电报被破译的秘密，才揭出事实真相。当时大清国也相当急躁，怕日军真的打进来，所以也要求李鸿章赶快签约。

值得关注的文化差异

甲午战争的成败，与双方国民信仰也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日本人也内斗，可一旦决策定了，就会一致对外。对清作战前，国会中有不少人反对，可真打起来，反对声音就消失了。日本人的国家意识似乎很弱，几年前一个民意调查，只有28%的人认为国家最重要，所占比率非常低，可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日本人会很快转变自己的意识和行动，根本想象不到他们是怎么一下子转过来的。

相比之下，清朝的留学生对甲午战争非常冷漠，普遍不愿参战，我们习惯了自己忙自己的，同乡开个会，大家都说没时间，振臂一呼，往往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往往要看细节，日本“3·11大地震”时，晚上下班时天都黑了，可街道上没人喧哗，大家都默默地走，手机停了，公共电话可以打，各店家老板把电话放在外面，大家都很自觉地排成一队，等着打电话。

当代日本人对

甲午战争很冷漠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据我掌握的信息，日本人对这场战争比较冷漠，没有相关活动，教科书对这场战争几乎是一笔带过，没有很清楚地讲它的来龙去脉，今天的日本学生都不太知道这场战争的细节，只知道很早以前两国曾经打过仗，连清朝赔款的事都不太知道。

但日本特别注意宣传日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对整个国家的提升非常巨大，此前日本在列强眼中是一个小国，可他们却战胜了一个西方强国，国家地位提高了。那场战争结束后，日本终止了所有对外不平等条约。

对于甲午战争，我们至今耿耿于怀，感到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很多文献资料还没有公开。作为研究者，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原始文献，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可现在要做相关研究，就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北京来，还得开介绍信，要办各方面手续，然后才能看到，这确实太不方便了。

陈辉/文

宗泽亚

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东京，多年专注日本古代民间风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