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保平
今年恰逢甲午年，在整整两个甲子前发生的那一场战争——甲午战争，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十分深刻，其中的反思拿到今天来看，仍然正确而不失深刻。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则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发展自己，很快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
这是一场必然发生的战争。因为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日本明治天皇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
其实，在日本进行“明治维新”时，中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该运动从1861年开始，至1894年。从开始时间上看，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几年。其背景也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似，都是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击，不得不被迫实施改革，进行自救行动。
洋务运动以奕訢、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为代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外资，鼓励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开放通商口岸，等等，一切努力旨在学“技”，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不能不说洋务运动取得了历无前例的成就，现代文明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显出璀璨之光，电灯，电报，电话，火车，汽车，枪炮、船舰，采矿，纺织，机器……这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纷纷落地中华大地，中国人像看万花筒一样看到这些神异之器在翻江倒海，发挥着他们从未想过的奇异功能。
从中日两国改革开放的背景和目标来看，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经过30年的卧薪尝胆之后，一次改革成果的亮相和比拼。战争的结果很快得出答案，中国简直不堪一击地战败，败得很难看。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垮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海军之一的北洋水师，1895年李鸿章忍辱负重去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一战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打得落花流水，国人稍为重建起来的一点点自信一下子被摧毁得精光，因为这一回，打击他们的不是西方列强，而就是周边的一个小岛国，一个曾经被纳入华夷秩序，不断前来向中国学习，对中国俯首帖耳的小日本，这种心理的打击是致命的，让中国人反醒也是彻骨的。
同样进行改革开放，同样搞“维新”，为什么日本强大了，中国却落后挨打了？当时的有识之士进行了总结发现：中国不是败在器物，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摘自当年的《大公报》）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一炮将中国人打醒：虽然我们也搞洋务维新，只是在物质层面的自救运动，我们从骨子里仍然承认自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优越的，迟早会把西方同化掉，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中体西用”是要清晰地表明，我们保留什么，学习什么，我们要保留的是核心我们的制度和精神，要学的只是西方的兵器之类技术，甚至自视甚高的中国人连这个都不想学，认为那是奇技淫巧罢了。
于是洋务运动的特点是政治上、精神上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样样都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只需要修练武器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次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奉行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而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上进行了大手术，进行了近代化的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措施，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是从“体”到“用”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旧瓶装新酒”。实事证明，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即便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说30年的心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终究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一个裱糊匠。
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的彻底破产让中国人彻底清醒，光是进行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是不行的，关键要靠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查看全文：http://liaobaoping.baijia.baidu.com/article/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