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倭北虏”是困扰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虏”是个老对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对的一个新对手，没有现成经验供借鉴，往往采取极端的“海禁”政策加以处理，将汪直定性为“倭匪”。长期以来学界对汪直的评价也主要是倭寇论、海盗论，但我们以为，汪直只是当时从事海外贸易谋求商业利润的商人集团代表。

明代以“海禁”为基调的海洋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片板不准下海”的诏令，“洪武四年十二月……且禁沿海民私出海，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鼠窜岛屿间，勾倭为寇”。海禁政策作为祖训，为明历代皇帝严格执行，成祖朱棣亦未敢明令废除之，备受褒扬的隆庆开海实际上也不过是应对民间激烈反抗的缓兵之计，海禁成了有明一代极具特色和颇受争议的政治举措之一。不可否认，在当时厉行海禁有诸多正面考虑：商品经济水平低下，海疆不靖，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甚至是国家财政上的考虑等。海禁在实施之初确实达到了稳定海疆的目的。但在海禁政策方面，朝廷一直存在着严禁和弛禁两派，而在民间则出现了诸多的反抗大集团。滨海之民以海为生，海禁断了他们的衣食之本，必然起而反抗。

汪直集团涉足海上贸易

在反抗海禁的斗争中，许栋、李光头、徐海、汪直、郑芝龙等著名集团竞相兴起。其时，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民间贸易的主体是徽州府歙县商人，其代表是许栋集团。嘉靖二十七年，许栋集团遭到力行海禁的朱纨进剿，遭受重创。汪直收其残部，重建双屿港贸易基地，组成新的海商集团。为了维护海上贸易秩序，对抗官军围剿，他建立起强大的武装，逐步取得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史载当时江浙沿海“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而推直为最，徐海次之”。当时宁波双屿岛为全球性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明代倭乱，在嘉靖年间汪直集团兴盛时达到极点。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尽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当时势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视海防设置，未能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倭患渐起。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汪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至六月始去。”又载：“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

在上述史料中，类如汪直的海上势力被视为“倭寇、海盗、海贼”，官方认为汪直集团与倭寇相勾结、无恶不作，对沿海地区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多次派重兵严厉镇压：“五月甲午，总督侍郎张经、副总兵俞大猷击倭于王江泾，大破之。”“六月丙申，总兵俞大猷败倭于黄浦。”“戊午，倭犯仙游，总兵官戚继光大败之，福建倭平。六月辛卯，倭犯海丰，俞大猷破之。”

汪直“倭匪”问题的辨析

14—16世纪的日本处于战乱时代，一些在国内不得志的流民常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寻衅滋事，被称为倭寇。但是明政府及历代史书中却将汪直集团笼统地称之为倭寇，认定嘉靖年间的倭乱是汪直集团所为，这有待商榷。首先，汪直是中国人，不是倭寇，其集团成员也基本上是中国人。归有光曾感叹：“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只有一二为真贼者。”至于“海盗说”则是称汪直集团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据《明书·汪直传》记载，汪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米酒，或献子女”。就连“抗倭”名将朱纨也说：“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由此表明，沿海百姓并不把汪直集团视为“倭寇”或“海盗”。

既非海盗亦非倭寇，汪直集团其实是从事与日本海上贸易的海商。日本“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元世祖数遣使招之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洪武初年，因之前有倭人侵扰沿海，太祖遣人诏谕其国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盗寇，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遂遣使来朝。后日本进入内乱时期，有一些倭寇来中国沿海地区骚扰，明廷多次命日王抓捕倭寇，史载：“（永乐）八年四月，义持（日本国王源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到了嘉靖年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国内混乱，日本王室无力约束日本海寇来中国沿海抢劫。日本于嘉靖二十七年最后一次来贡后，新、旧勘合未及时更换，此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断绝。作为朝贡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也随之关闭，“给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初，太祖时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市舶"盖以迁有无之货，省戍守之费，禁海贾，亦奸商，使利权在上下。"朝贡贸易这一渠道不通，日本又迫切需要中国物品，中国海商和日本便积极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汪直就是其中之一。而此时中国厉行海禁，海上贸易是违法的，在明王朝看来汪直集团和倭寇沆瀣一气。汪直曾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汪直集团主要是在海上经商牟利，其队伍基本是闽、浙沿海尤其是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沿海地区的穷苦百姓，大多以海为生。拥护汪直集团是因为私人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所致。

汪直虽然也拥有武装力量，但是与其他海商不同，他一直在与明政府接触谈判乃至合作，试图说服明政府开放海禁，从而取得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身份，而不是一味地和明政府进行敌对行动。他说：“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采取了诱降策略。史载：“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嘉靖三十四年，籍贯为徽州绩溪的浙江总督胡宗宪，释放在狱的汪直老母妻儿，同时派使团前往日本宣谕并招抚汪直。经多轮谈判，汪直于1557年9月率数千骁勇由日本驾舰回国，泊舟山岑港，于11月入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对汪直非常优待，并上疏请求赦免。但此时朝中一些重臣对胡宗宪进行激烈的弹劾，言其受汪直贿赂而徇私，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被迫交出汪直，汪直入狱，于1559年12月被斩于杭州官巷口。汪直临死时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其余众非常愤恨，遂与明廷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

汪直事件只是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激烈冲突的一个缩影，不过是沿海民众求生存、海上集团图贸易之利的行为罢了。但是大明王朝守着“片板不准下海”的祖宗之法，极力压制民间海上贸易，导致“南倭”的发生，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本来确实完全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