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国科技进步非常大，速度前所未有，这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比如我们的科技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的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被引用书居世界第八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科技进步。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加大，近10年来，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长近20%，总量超过1600亿元；另一方面，我们科研人员敢于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拿到国际平台上去检验，中国的学术地位得到提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公布实施五周年之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陈宜瑜强调，国家对科技事业高度重视，科研投入连年增加。“近几年，仅自然科学基金的年增长额都超过30%，今年财政拨款将达到150亿元。”

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自然科学基金（下称“科学基金”）在促进基础研究、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权威部门的统计显示：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授奖项目的绝大多数得到过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2011年度3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中，除香港地区的1个项目外，其余35项得到过科学基金支持，平均每项成果的完成人员获基金资助超过21项；从近几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情况来看，50岁以下的内地新增院士绝大部分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资助的118个“创新研究群体”中，有102个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

随着科学基金投入的快速增长，如何管理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在繁荣基础研究、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突出作用，成为陈宜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头等大事。2007年4月1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标志着我国科学基金制全面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

科学基金制的法制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当时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需要恢复和建立，科研队伍“青黄不接”，研究经费相当匮乏，科研整体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大，这种局面引起许多有责任感的科学家的忧虑。

陈宜瑜告诉本刊记者，1981年，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时称“学部委员”）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借鉴科学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此议得到中央的首肯。1982年起，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开始实施。1985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性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并于1986年2月14日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金委”）。

据介绍，科学基金制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成效，广大科技工作者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立法形式，将科学基金制的成功经验固定下来，推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1988年始，一些院士和“两会”科技界代表不断提出相关立法议案和提案，1993年，国家明确将“设立自然科学基金”的规定写进科技进步法。1995年，“科学技术基金法”被列为“八五”期间科技立法计划；1996年初，原国家科委会同基金委等单位组成“科学技术基金法（草案）”起草小组，并于1997年下半年将该法律草案提交国务院审议。2004年，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条例”列入行政法规5年立法规划；此间还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并在2006、2007年先后两次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2007年，2月14日，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简称《条例》），自4月1日起施行。至此，中国科技领域基于《科技进步法》的第一部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的行政法规诞生了。

“《条例》的公布施行，完善了我国科技法律体系，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也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基金管理法制化进程。最大限度保障了优秀基础研究项目获得资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优秀基础研究人才得到培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和谐基础研究创新环境得以营造。”陈宜瑜用三个“最大限度”强调《条例》对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条例》的公布实施，为规范管理科学基金，提高科学基金使用效益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也为推进诚信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陈宜瑜告诉本刊记者，许多国家的科学基金是以人员经费支持为主，研究经费由研究单位自己筹措。而且许多国外科学基金更多关注的是支撑条件和平台，实际上是以人才和平台为主体的。比如美国，科研活动的支持是多元化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农业部都有自己的资助系统，美国科学基金会经费每年只有六七十亿美元，在总统的授权下承担着统筹平衡整个国家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使命。我国科学基金更侧重于项目支持，而且要保证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主要依靠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来支撑，中国科学院外来经费里面科学基金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事实上，我们承担着支撑中国基础研究队伍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

“2004年，我们研讨并确定了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制定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24字工作方针。自此，科学基金集中精力支持基础研究，把竞争性资助的原则提到了更加明确的位置，同时积极鼓励和促进合作。目前，我国的科学基金已形成了研究项目、人才项目、环境条件项目三个系列的科学基金资助格局。”

陈宜瑜强调，打造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是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介绍，我国目前已有的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包括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以及引进国际人才的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和稳定欠发达地区人才队伍的地区基金等。

“为了加强和完善各类人才资助的有机协调，打造一条更加完整的人才资助培养链，今年我们将增设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并启动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联系资助（renew）机制。”陈宜瑜说道。

让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通过青年基金的资助和renew机制，在科研工作起步阶段就能获得基金资助，经过三到四年时间，帮助这批年轻人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稳定开展研究工作，进而通过竞争再争取获得优秀青年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基金等的支持，能够实现近20年的连续稳定支持，从而形成一个科研人才培养的完整链条。“体现竞争中的稳定支持，这对人才成长非常重要。”陈宜瑜说，“科技要发展必须要有竞争，只有在竞争择优中稳定支持，才能真正提高科研水平。”

自我完善 迎接挑战

据介绍，财政部与基金委在2010年启动了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的国际评估。国家评估专家委员会由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13位资深科学家组成；评估对象是科学基金的资助与管理活动，不针对具体项目。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以国际化视角，从战略定位、资助绩效、管理绩效、社会影响等4个方面，对科学基金25年（1986-2010年）资助与管理活动绩效进行了综合性、系统性评价。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作为独立的专业科技评估机构，设计了国际评估实施方案，联合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围绕10个关键议题开展了专题研究，通过资料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案例研究等方式全方位收集证据材料，形成国内准备阶段的证据支撑报告。

历时一年完成的国际评估，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战略性和综合性的绩效评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评估重新审视了科学基金对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意义，对我国科学基金25年来的资助管理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们希望通过评估，能从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客观评估科学基金管理运行的方向和前进速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以国际化视野，客观评估科学基金的优势、不足和挑战，进一步明确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的着力点，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资助效益。”

陈宜瑜认为，在总体良好的形势下，科学基金工作正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经费超常规增长带来的管好、用好基金的压力。一项制度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如何保持创新制度的先进性，如何增强资助管理机制体制的生机与活力，是影响基金制科学发展的重要本质问题。

二是国家和社会对科学基金寄予更高期望带来的压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家需求和社会期待，如何更有力推进自主创新，是影响基金制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是申请量大幅增长带来的评审和管理工作量激增的压力。科学基金申请量连年攀升，不仅加剧了管理人员长期不足的矛盾，而且导致评审任务过重，致使管理与评审趋于粗放。如何切实提高评审质量、保障评审公正与创新，是影响基金制公信力的核心管理问题。

四是科研不端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不断提高的压力。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资助领域更加广泛，资助强度不断提高，资助队伍稳定扩大，社会影响日益提升。在学术浮躁日趋蔓延、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氛围，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是影响基金制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问题。

陈宜瑜表示，基金委将继续遵循基础研究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管理创新规律，促进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发展；突出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充分发挥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导向功能，不断提升资助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坚持卓越管理，在管理制度、管理程序、管理手段上系统破解发展瓶颈；坚持尊重科学的理念，不断完善公正透明的工作机制，努力营造激励创新的环境氛围，发挥科学基金文化引领科研风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