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领导人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但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频频。9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国有化”钓鱼岛的决定。我国政府随即发表外交声明和照会，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并提出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行常态化监视监测的反制措施。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实质是什么？我国发表的外交声明和采取的反制措施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

记者：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实质是什么？

张海文：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日本对钓鱼岛最初权利的取得是依靠“窃取”的方式，而这种“窃取”行为是非法的。因而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意义和无效的，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企图将钓鱼岛“非法转合法”的行径。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对钓鱼岛的权利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窃取的，从那时开始，日本政府就一直想把对钓鱼岛的非法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这次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实质上也是“漂白”其非法性质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日本政府现在将钓鱼岛从私人手里“买来”，将其“国有化”，也改变不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有两方面意图：一是单方面逼迫中国政府接受其“钓鱼岛主权无争议”的前提。日本政府称，钓鱼岛“国有化”将可以实现对钓鱼岛实施“平稳、稳定地管理”。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很有理，实际上是一个“毒苹果”。因为其前提是“钓鱼岛主权无争议”。中国坚决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从国际法来说，中国如果接受这样的前提，按照国际法规定，对于争议领土和岛屿，如果一方默认对方行使主权的管理，那么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原有的主张。因此，如果我方接受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平稳、稳定地管理”，就意味着承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无争议。二是日本企图将造成钓鱼岛局势紧张的责任推给中方。日本政府称，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将可以阻止民间团体和右翼分子登岛，进而实现对钓鱼岛的“和平管理”。这其实是一个谎言，中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说法接下来的逻辑就是，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控制局势的恶化，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制措施导致了钓鱼岛局势的紧张，责任在中方。但是，日本政府显然低估了中国政治家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说法和突破我方底线的行为，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揭露和批判，阐明中国不得不反击，以及采取反制措施的理由。

记者：我方发表声明和采取反制措施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和作用？

张海文：我方发表外交声明和照会属于国家行为，一是表明我方对钓鱼岛领土和主权的主张，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国有化”行为的坚决反对，同时也阐明了我方对钓鱼岛问题“存在和保持争议”的主张。二是表明我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这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是必须的。

此外，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在国际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行为，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现实意义。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有关规定，只有对该领土拥有主权的国家才有权力公布其领海基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公布，意味着我国对钓鱼岛拥有领土主权，这个举措是一种主权的象征。通过公布钓鱼岛领海基线，一是重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二是宣示了我国领海主权，三是宣示了我国的海洋权益，四是为今后钓鱼岛维权执法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五是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必要举措。

记者：今后钓鱼岛问题应如何解决？张海文：钓鱼岛局势的走向以及钓鱼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不能指望中方的退让。日本政府要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正视现实的立场上来，不再继续掩耳盗铃和混淆视听，宣扬“钓鱼岛主权无争议”的言论，并企图单方面逼迫中国接受这种说法，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发展将产生严重的消极和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