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巡抚郭世勋是这样报告乾隆的：

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呈事件，……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航，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州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在这份奏折里，郭世勋为这次例外的“门户开放”找了两点理由，其一是英国使团没有上呈副表贡单不符惯例，他们又称不知道是哪些贡品，所以广东不敢自作主张予以接待；其二是英国使团担心贡品由陆路转运会有损坏，已从外海奔天津而去了。

其实，所谓“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航，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云云，只是托词而已。要知道，英国人从未如此郑重其事地派遣过赴外使团，光是其团队成员，就有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水手等有近七百人。为了找到使团所必需的译员，他们甚至找遍了全英国和瑞典的里斯本，最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找到了两名愿意回国的中国人神父。至于礼品，英国人更把它们的意义视作是为了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1792年9月26日在朴次茅斯港启航时，副使斯当东还特意检查了船上的贵重礼品是否摆放得固定牢靠，岂能有“不知是何名目”的道理？

在英国使团启航出发之前的1792年9月20日，东印度公司管理买卖头目百灵就已到达了广州，他把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博士的一封信交给了洋商蔡世文。信中写道：“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这个百灵为了送这封信，早在这一年的四月份就从伦敦出发了。这就是广东巡抚所说的“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蔡世文接到这封信时，立刻把这封信和百灵的禀文一起向郭世勋具禀。百灵的禀文说，英国国王因前年中国皇帝八旬大寿，未及叩祝，心中十分不安，今特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请求先为奏明。这就与培林那封信的意思有了较大差别，避开了会让清朝皇帝不快的“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之类的说项，使马戛尔尼之行更像是一次进贡，是来表示顺从天朝的。郭世勋果然也是这样向皇帝报告的：“英吉利国夷人……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 ”

在故宫愽物院文献馆出版的《掌故丛编》中，有百灵原禀的印影件。据记载，百灵原禀上奏后，乾隆令在京的西洋人翻译。西洋人称，原禀有西洋字一件，伊等能认出并译出汉文，另一件系英吉利字，伊等不认识。那不认识的一件，想必就是培林的原信。由于这封信没能及时译出，当时整个朝廷官员连同乾隆都以为英使只是前来进贡祝寿的。

就这样，1793年，舟山史无前例地来了一个英国使团。

3 马瑀在被“交部察议”十多天后又突然获得免去处罚，整个1793年的舟山故事充满了这样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整个舟山的臣民都在“闭关”三十多年、突然敞开国门之后显得手足无措

乾隆看了郭世勋奏折和百灵原禀译文，果然龙心大悦，下旨“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进京”。他很体恤地说道，“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该督抚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到京”。继而，又命各有关督抚沿海探听英使到达的消息。可是，英国贡使明明已到了天子脚下，乾隆却得不到贡使到达各地的准确时间，岂不威严尽失，唯一能探到准确消息的英使打探船又让定海总兵马瑀擅自放行了，他岂能不动怒？

“交部议处”也就是交吏部拟定处罚办法，但马瑀毕竟是无心犯错，因此只是“察议”，还能“戴罪立功”。

这一年，马瑀已64岁。这位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也就是定海“闭关”那年）的武进士，是山西阳曲县人。光绪《定海厅志》等舟山旧志没有他的记载，笔者在他的家乡阳曲县旧志——道光《阳曲县志》卷十三《人物列传》中查到了他的列传：

马瑀，字瑞符。父云翱，由武进士历甘肃提标游击，出兵金川，晋参将，卒于军。遂以武世其家焉。

兄玿，乾隆戊午科武举。弟全，壬申武探花，庚辰武状元，后以征金川阵亡。

瑀，癸酉科武举，丁丑成进士。由广东饶平营守备，诖误，捐复，留京营效力。

瑀兄弟俱能拉硬功，善骑射，左右开弓，发无不中，一时名噪京师。而瑀尤妙于指授，门人获售者如榜眼郭元凯、侍卫田永秱等，俱知名士。

怠年满，补河东沿守备，升珠市汛都司，旋升本讯游击。转左营参将，又转中营副将，升任浙江定海镇总兵。时洋匪出没无常，瑀严斥堠、谨巡察，贼匪远遁。

六十年，调湖北襄阳镇总兵。戴花翎，赴湖南防守苗匪。事竣回镇。值教匪滋扰，堵御有方。箭毙贼首七人，歼灭余党几尽。嘉庆二年，以军功加提督衔。

六月抵川协剿。方料理粮道，带兵堵截；忽贼匪窜至王家坪等处，文报不通。踽策励将士，于九月初三日攻夔州府放牛坪贼匪，贼已败退。突有别股，自菁林中出。瑀奋勇截杀，战于张家崖，山梁陡险，身中数枪，坠崖而死。与其弟全，前后尽节，年六十八岁。

事闻，祭葬如例。子国鉁，世袭骑都尉。次国钰，荫生。

马瑀一家，可谓忠烈。父亲死于军中，弟弟也在征金川中阵亡。纵观马瑀一生，他是何等英武，拉硬功，善骑射，左右开弓，发无不中，连受他传授的人都能成为名士；又是何等威猛，剿“教匪”时箭毙贼首七人，歼灭余党几尽，任定海总兵时严斥堠、谨巡察，使出没无常的海匪远遁而去；他连死都是身中数枪，坠崖而死，死得轰轰烈烈。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在1793年以一种极其窝囊的方式“诖误”（因过失受谴责或失官）了，实在是他一生中的“滑铁卢”。

相比他履历中的另一次“诖误”，1793年的这次算不了什么。任广东饶平营守备时，据《乾隆朝实录》记载，是因手下人“帮争网地，并施放鸟枪击打民人”，朝廷认为“至该抚及提镇等，有管辖营伍之责，今所属将备，竟有贪贿帮争放枪滋事之案，非寻常失察可比”，因此“福崧、马瑀俱著交部严加议处”，他真的没话可说，最后还是靠捐银才恢复官职。而1793年的这次，其实说不出有什么失误，只因不知就里一头撞在乾隆窝心事上，才糊里糊涂地被“交部议处”了，因此《阳曲县志》的马瑀列传中干脆不作记载。

这一年的马瑀，从此就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但事情还得要做，当时马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路过定海的英国使者，这对于一位从未与“夷使”打过交道的武官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好在马瑀能够以勤补拙，便天天泡在洋面上巡查。

清朝宫廷设有起居注馆，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包括起居、谕旨、题奏、官员引见等。据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九（1793年7月16日）的乾隆起居注记载：

庚午。内阁奉谕旨，长麟奏：据定海镇总兵马瑀咨称，五月廿七日在内洋巡哨，见有夷船一只，自南驶至内洋，并远望有夷船三只，在外洋停泊。该总兵等迎上夷船，询问系英吉利国进贡船只。据贡使马戛尔尼称，因大船笨重，不能收口，二十九日即欲开行，前赴天津。……今该总兵于巡哨地，见有夷船远来即能探询，明确迅速咨报，尚属留心。马瑀著免其察议。其知府克什讷亦著一并宽免。该部知道。……是日驻跸避暑山庄。

在农历五月十四擅自放行英使打探船的13天后，马瑀终于“逮”住了远道而来的英使。那时候没有电报电话，信息靠驿差快马传递，千里之外的京城接到浙江巡抚觉罗长麟的奏报已是六月初九，但皇帝还是很高兴，觉得定海的这位总兵勤于巡哨，见有夷船就主动上前探询，掌握实情后立刻汇报，做到了恪尽职守，虽然十多天前刚刚决定“交部议处”，但皇恩浩荡，他的“察议”之罚，连同对宁波知府克什讷的处罚，都一概免了。

马瑀是英使团最早见到的大清官员之一，他在英国人笔下被评价为是一位“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员”。其实整个1793年的舟山故事就充满了这样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整个舟山的臣民都在“闭关”三十多年、突然敞开国门之后显得手足无措，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我们还会看到。

《1793年舟山故事》初稿于2006年，2007年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人的岛记》一书，2012年4月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