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晒场在定海中大街的龙首桥下，因原是北门钱家的晒谷场而得名。约于一百七八十年前，仲乾房太公到大晒场造房，称大晒场钱家。

大晒场钱家门口有个二三百平方米的大晒场，内有房屋三四十间，东边有一百多平方米的花园。从外观看，颇具大屋大院的气势，内部结构也功能齐全，但房屋材质较差。时至民国，“钱家谷”已徒有虚名，钱家人不再到大晒场晒谷，倒是龙首桥边仇丰裕南货店常到晒场晒原料和货物。

钱家院子坐北朝南，钱家太公有四个儿子，此屋应为四子共有。岁月交替，人事变迁，至清末，院里只住着钱仲乾房太公三个儿子的后裔。院落以堂前中线为界分成两半，正房西首住的是二房后人钱达三；东首住的是大房后裔钱会庆、钱会铮；东首后面用屋住的是四房子孙钱聘山。

钱家院子已在十多年前的旧城改造中拆除，住户们各奔东西，难以寻觅，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九十多岁的钱家婆婆柴仁卿和七十多岁的钱人翼先生。他们虽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是对钱家历史所知寥寥。钱人翼先生说，他儿时见过家谱，谱中有老祖宗钱武肃王的画像，其他内容记不清了，家谱早已遗失，关于上代的历史只能道个梗概。

钱人翼的父亲是过继来的，因此钱人翼有两个爷爷。亲爷爷名钱如三，上海造成币厂工人，称为“上海爷爷”。过继爷爷名钱达三，称“定海爷爷”。钱如三和钱达三为堂兄弟关系。笔者猜测，钱如三可能是第三房后人。

在大晒场钱家中，数钱达三知名度最高，他曾经也是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但在定海民国商人中，钱达三之名少有人提及。他引起笔者注意的是“1921年，朱葆三、陈箴堂、丁紫垣等人发起成立定海旅沪同乡会，朱葆三任会长，钱达三、陈箴堂等人为副会长”的这段极其简短的史料，和钱达三因拆马王庙建钱家祠堂而丧命的故事。钱达三是如何致富的，定海无人能说得清。据他的孙子钱人翼先生说，钱达三是朱葆三的账房，而且颇得朱葆三信赖，需要用大钱，只要给朱葆三写封信，要多少钱朱葆三就会给多少钱，民国初期，定海有“朱葆三一颗印，不如钱达三一封信”的说法。看来，钱达三极不是个普通的富商。

钱达三，字廷爵，生于1872年，约逝于1922年。清末，钱达三已列入上海商界领袖人物之列，他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组建者之一。明朝时，宁波人已开始到上海做生意，至清朝，宁波移民在上海人数众多，影响巨大。出门在外，孤苦伶仃，为寻求保护，增强凝聚力，早在上海开埠前，宁波乡人就在沪建四明公所。二十世纪初，上海城市化进程加速，宁波移民急剧增加，部分旅沪宁波人士感到，仅有四明公所尚不足以广泛团结宁波同乡。 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发起，首创四明旅沪同乡会。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中断。宁波人施嵋青深感惋惜，决心复兴同乡会，于是奔走于旅沪同乡之间，最后联合钱达三、谢蘅牕、陈韵泉、陈蓉绾、朱葆三、孙梅堂等人捐资复兴，于1910年4月建立“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于福州路22号。

钱达三年龄比朱葆三小二十多岁，相差一辈。年轻时经人介绍，钱达三到朱葆三处学生意。朱葆三喜欢用家乡的人才，他见钱达三是名门望族之后，有文化、有教养，又勤奋好学、诚实可靠，十分喜欢这个小同乡。他把钱达三放在账房的重要岗位上，常跟随左右让钱达三出面办理大事、要事。钱达三办事干练，而且常出好主意，受到朱葆三的器重和信赖。在朱葆三的扶持下，钱达三渐渐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树立了威信。如果把朱葆三比作月亮，钱达三就是月亮边一颗明亮的星星。辛亥革命时期，钱达三在朱葆三的影响下，也同情支持革命，积极为革命党人筹措经费。由于对革命有功，新政府成立后，立宪派和工商界领袖人物均在上海军政府中担任了民政、财政、交通、工商、市政各部厅的部长、次长、顾问等职务。定海旅沪商人除朱葆三外，钱达三也在上海军政府中任了职。

新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1911年12月，朱葆三应邀担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主要任务是为新政府、革命党人筹措资金。是时，正值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各项原订赋税又因庆祝上海光复全部豁免，所以筹划款项尤为艰难。而北伐诸军取道上海，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都由沪军负责，都督府每天费用甚巨，竟达百万。军费筹措事关大局，若军费不济，则军心不定，朱葆三深感责任之重大。他聘请钱达三担任参议，负责筹措军饷。钱达三不负朱葆三的期望，奔波联络于富商大佬之间，煞费苦心，竭尽全力，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支持北伐立下汗马功劳，也为自己的人生谱写了光彩的一页。

1912年，上海总商会正式成立，定海旅沪商人朱葆三、丁钦斋、钱达三均被选为议董。是时商会门槛颇高，入会会员得有店主或公司经理的身份，每年须缴纳几十两乃至几百两银子的会费，所以一般商家是入不起会的。商会的领袖，则是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大佬，能当上议董的也是十里洋场中凤毛麟角的富商。当时，钱达三以中华银行经理身份入会。在1818年的上海总商会选举中，高票当选议董，他当上议董后，积极参加商会活动，人气日升。并参加副会长竞选，比虞洽卿多得一票。是年他任震昌轮船公司经理。从总会成立至1919年，钱达三担任上海总商会四任议董。1919年5月4日，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5月9日，上海总商会向北京民国政府发电，要求政府派员与日本直接议和归还青岛，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遭到学生和社会各界团体的反对。身为会长的朱葆三，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辞职，虽经挽留复职，但在1920年的商会选举中，朱葆三引身告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一任，钱达三也不在议董之列了。此年钱达三担任同益轮船公司经理，约于1922年逝世。随着朱葆三的离任，和丁钦斋、钱达三的相继亡故，定海商人失去了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地位，直至刘鸿生当选会长后才重新崛起。钱达三与民国政府的高官往来密切，总理徐世昌赠送给他一块上书“敦仁多福”的大匾额，悬挂在钱家大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