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可波罗描述的Caiton城新考

在中国古代诸多对外贸易港中，有马可波罗所描述的Caiton港最引人关注，其述：“Caiton 城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得难以想象，大批外国商品运到这里，再运到全国各地銷售。运到那里胡椒的数量非常可观，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見絀，恐怕不過它的1％吧”。

《马可波罗游記》是著名的旅游经典。在西方有“哥伦布改变地理，马可波罗改变历史”的说法。它对１５世纪左右的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当时的哥伦布、达伽马等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领导人多数读过它，哥伦布不仅精读还做了研究，西班牙塞维尔哥伦布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哥伦布眉批的《马可波罗游记》。Caiton城作为游记所描述的“东方第一大港”，是当时大航海探险家们所寻找的最主要目的地港，欧洲人言“海上丝绸之路”必然会提及Caiton城。

有关 Caitun城的地理位置一直没有准确定位。由于泉州具有马可波罗所述的几个Caitun城特征，现在的史学界几乎公认Caiton城就是泉州，但仍存在诸多疑点。笔者在对其疑点考据后，认为Caitun城就是指舟山。考据列示如下：

一、Caiton城应是一个繁华的中转海港

舟山是全国性的中转海港。而最先从国家层面提出，并去建设它，当推北宋王安石，他向皇帝上奏：“（舟山）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能以昌壮国势”。 对于文中“海中之巨障” 我们不应从“海防”应从“海港”上去理解，其意指舟山是贯通南北、经纬东西的“海上中转港”，其繁荣发展能昌壮国势。舟山逐在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设昌国县。

王安石不愧是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印证了他 “海上中转能昌国” 的说法。金国攻陷北宋京城，宋高宗赵构逃亡至海上，在“昌国”洋面上击退金兵后在杭州建南宋。应该说，当时的南宋陆上军事力量已远不如金国，但海上军事力量正好相反，凭舟山的海上中转与各国开展海上贸易，仍保证了南宋的强大。在广州打捞的“南海一号”船主的认定上，有专家认为船主可能是南宋的末代皇帝赵昺，他为了躲避元兵的围剿乘“南海一号”从杭州出发，经过宁波，由舟山登船入海南逃。如果这能证实的话，进一步证明了王安石之说。南宋末代朝廷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舰”而自动放弃舟山这个海上“中心”，也就失去凭强大的海上力量与元朝相抗衡的机会， 落得“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也在所难免了。赵昺抗元不到二年，被臣相陆秀夫背着投海自杀了。而同是流亡的南明鲁王抗清是却另一番样子，他在舟山建行宫后，凭海上力量与大清朝对抗了十余年，如果不是其祖先在舟山实施严厉的“海禁”，“昌国”几乎遭毁；如果不是“辛卯之役”镇守舟山的大将阮进向敌舰扔火球时反弹烧了自己的战船，昌国城被破，使另一路水军主力进击长江口无功而返；鲁王取得东南半壁江山并非不可能。

虽说史书上找不到当时舟山港口中转贷物的数量，但舟山对内能接纳甬江、钱塘江、长江和大运河的江河船只，对外海远洋四通八达，说舟山是古代中国最繁华中转海港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从上述马可波罗对Caiton城描述分析，它应指一个海上中转港，所中转代表货物是胡椒，是当时欧州最大的亚历山大港的一百倍。中国很少有地方种植胡椒，马可波罗指的应是辣椒。而我国辣椒的主产地是“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湘、鄂、川三省，三省辣椒顺长江飘流而下，在舟山中转，继而运往世界各地，这是对上述Caiton港之胡椒较为合理的解释。而这些辣椒不可能到泉州去转运，在福建地区也找不到这么多类似花椒的物产。

二、Caiton应译“刺胴”而不是“刺桐”

五代时，节度使留从效为了扩建泉州城廓，曾环城遍植刺桐。后来，刺桐树高大繁茂、花红似火，成为泉州一大特征。把泉洲说成是刺桐城，即马可波罗所说的Caiton城，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马可波罗游记述说Caiton城特征时，为什么没有提及刺桐树？游记所述的Caiton城主要特征却是：“印度内地有许多富人来到这里，仅仅是因为想刺得一身美丽的花纹，因为这里的纹身技师以人数众多、技艺出众而驰名”。按这个特征，解译Caiton城应是“刺胴”不是“刺桐”。马可波罗把拥有众多纹身技师的城市说成是Caiton城是合情理的。而“刺胴”城出现在舟山的可能性很大。

吴越百姓有断发纹身、手臂刺龙、以像龙子的习俗。冯至《伍子胥》九：“在吴越的边境上还有许多野人，他们是断发纹身”。而文墨之客不断到舟山游历（在元时就有赵孟頫、盛熙明、丁鹤年、吴莱、刘仁本等），使“刺胴”更具艺术性，得到印度富人的喜欢也在情理之中。

普陀山留有明朝时誉刻“震旦第一佛国”石，震为秦为异意，旦即斯旦，为地方之意，合称秦地，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尊称，这说明明朝时印度人在普陀山活动仍频繁。今天，我们津津乐道日僧慧锷在普陀山建不肯去观音院时，印度梵僧在普陀山“燔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同样精彩。印度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宋元时从海上进出杭州贸易已较频繁，马可波罗游记述说：“离（杭州）城二十五英里的东北方就是大海，这里有一个极好的港湾，是从印度输运商品船只的停泊之所”。而到杭州贸易的印度船舶往往要在舟山候潮避风，这些印度商人为了不枉来中国一趟，在回家时弄一身美丽的花纹回家也是常有的事。

三、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是从舟山出发的

马可波罗虽没到过日本，但对忽必烈攻打日本有描述：“大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特意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装载了大批的军队，任命范文虎、阿剌罕为统帅。远征军从Caiton和京师两个港口出发，横渡大海，安全抵达日本岛”。

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是从舟山出发，这已被众多史学家所认可，其中美籍学者黄仁宇说法较有代表性，他在《中国大历史》中述：“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

对照上述文字Caiton城显然就是指舟山。游记中还述从Caiton出发去日本贸易的船只是冬季起程夏季才能回来。这进一步说明Caiton城就是舟山。无动力帆船从舟山出发去日本是靠冬春季节盛行西北风时到日本南部诸岛，然后候潮北赤道暖流折返终到日本；回来应是秋夏季节，凭千岛寒流抵达舟山海域附近后，遇偏转的东南季风驶入舟山。而从泉州出发的帆船在冬季只能抵达台湾或菲律宾，不可能达到日本；夏季盛南风，从日本回来的帆船只有靠向我国偏北区域，更无靠向南部泉州之理。

四、阔阔真公主在内陆走的是水路不是旱路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是不断受遭到质疑的，为此，他获得“百万谎言先生”的称号。而人们怀疑其没有到过中国的一条最重要理由是，诺大的中国史籍没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为反驳史书中无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有学者在《永乐大典》中找到元朝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王的记录，与马可·波罗自述其是奉元太祖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回国大致相符，时间大约在1292年春天。面对这符合史志的孤证，游记是这样写：“离开福州的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Caiton城……”

如果说阔阔真公主从北京出发走的是旱路，即坐马车到福州后，再坐船朝东南方向在Caiton城短暂停留后离开中国远渡西洋。真是这样的话，Caiton城似应指泉州。但这有二个疑问：一是阔阔真公主从福州下西洋是没有必要在其附近的泉州作停留，二是阔阔真公主从北京到福州走的是陆路吗？

游记述的阔阔真公主随行船队是“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说明其随身赔嫁是丰盛的，按记载的同行者只有一百六十人，显然是不可能把这么多的赔嫁走旱路从北京带到福州。笔者认为，当时京杭大运河已开通，阔阔真公主从京城出发走理应是走水路，是乘内河船经杭州后到舟山，再从舟山乘远洋船离开中国。而马可波罗则是提前出发走陆路到福州，把订做的远洋船回开到舟山来接阔阔真公主，然后一起离开中国。这样的话，与马可波罗自述其是最后经福州到Caiton城离开中国的行程基本相吻合的。

若阔阔真公主在内陆走的是水路，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的Caiton城应更象是在舟山。

五、“舟山”是最高规格港口的称谓

“舟山”作为市名的称谓来自于民间，是因舟多而得名。而“舟山”最初是指人民南路与东海路交叉口的一座小山，上世纪五十年代那里建造房子，山被夷为平地。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在宋元时是“岛中之岛”，当时的“舟山”外围是“东海”，而“东海”指现在东海路一带，是一片汪洋，但被现在的舟山所包裹风浪不侵，所以在“舟山”周围集聚了大量船舶。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四：“舟山，在州（城）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舟山”。

2004年，在此处附近发现了古代沉船，经测量舱长3.5米。按照古船结构比例推算，这艘船大约长十八九米，属古代大船。在这艘古船残骸附近的不同地层中，还陆续发现了一些晋、宋的酒瓶、瓷碗碎片，还有元代吉州窑的“免毫盏”，明代早期的清花瓷器碎片，而和古船骸同一深度的地层中，多为宋代器具。文物部门认为此船可能是南宋时期至少在明朝以前的古商船。这说明现定海繁华的东海东路在明朝以前是一片海涂或是商埠码头。

明朝开始实行海禁，在上述“东海”的口子“大椎山”上设舟山关。大椎山原是舟山的风水山，《昌国州图志》云：“大椎山，即州治照山，俨若屏障在前，四望其形若一州民，卜居者面此为风水”。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把总李诚题勒“东南第一关”于此山崖壁，大椎山被改称关山，后关山上因建东岳宫又被改称东岳山。当滩涂涨起来了，海口逐渐南移，“舟之所聚处”从“舟山”移到东岳山，因此也有人把东岳山当作“舟山”。

马可波罗所看到的Caiton港应是东海路上的“舟山”。那时的海平面变现在高，加上泥沙於积，“东海”在清朝时已成为陆地，但仍保留有“东港埠”。

南宋宝祷五年（1257）实施义船法，征集民间船只戍守隘口。庆元府六县共管船7916艘，昌国县占3324艘。六县共有船幅一丈以上大船1728艘，昌国占597艘。 元朝曾准备第三次东征，在昌国造也了不少官船。昌国民船、昌国官船再加外来船舶，元朝时的“舟山”的“舟之所聚” 的大船规模恐怕不下千艘。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叙述泉州城的港口规模为：“港口船舶极多，大者约一百，小者不可胜数” 。二者相较，哪一个是“东方第一大港”就不用说了。

“Caiton”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面对福建学者把一个又一个“Caiton”诠释、展示给世界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确认泉州曾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而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所绘四条“海上丝路”有三条在舟山交汇下，我们在做什么呢？舟山，以舟之所聚，可以算得上是市标，在哪里？而关山、镇鳌山等是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山名，对其文化内涵挖掘又有多少？洛迦灯塔下的水道俗称小洛迦门，自唐至清为通往日本、朝鲜等国必经之域，就在这样一条刚好处在神奇北纬30度的古航道上，航道已被填，“卧佛下巴”被劈。这对于每一位热衷海洋文化的人来说是愀心的。为一种已消失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提供见证，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