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迟的土壤普查

“在以往难以获得与水体同等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1980年代，以湘江和松花江为代表的水体重金属污染首先获得重视，多少“因为它直接对接着群众的饮水安全”。公众与环境评价中心主任马军称。

而针对相对隐形的土壤污染，谢学锦院士表示，“在以往难以获得与水体同等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尽管在1980年代中期，便有学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土壤环境与肝癌死亡率的关联研究。此后陆续展开的调研结果表明，重金属元素失调与区域性肿瘤高发有明显关联。

但土地的“健康标准”，整整迟到了十年——1995年国家颁布《土壤质量环境标准》，而个别标准的宽泛，甚至引来业内人士的持续炮轰——“国家标准将铅定为250~350毫克/公斤，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当土壤含铅大于100毫克/公斤时，儿童血铅就会大于15微克/100毫升，儿童健康如何保障？”孙铁珩院士称。

对于铅毒的轻视，“首先应该归于土壤健康的低标准”。南方周末记者曾经走访云南省兰坪地区的部分山村。同行的当地疾控中心一人士表示，经过省里专家的诊断，这些孩子体内的血铅含量普遍偏高。而当地土法炼矿已经盛行百年。

甚至全面摸清全国土壤“家底”的时机也被一再推后。1998年，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林玉锁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曾经提出开展针对全国土壤环境的普查，最终未获同意。

迟至2006年，由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方才启动，调查范围达450万平方公里，总经费预算约为10亿元。

但是此次调查，并未一路顺遂。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在完成150万平方公里调查后曾一度中断。

内政与外援

“国际社会会认为这是完全的中国内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

针对摸清重金属“家底”，谢学锦院士还有过远期构想，调研范围甚至扩及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土壤、水体、空气甚至人体器官等的重金属污染状况。

此种思路，得到了多数人士的支持，尤其是“大气的重金属污染不能再被忽视”，魏复盛院士称，早先的污染受害者多为长期处于车间粉尘环境下的务工者，所以防治工作多由卫生部门完成。

而当危害逐渐由车间内转向更开阔的车间外，延续近15年的旧版空气质量标准已经落伍——其仅对铅含量进行规定。最新的消息是，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集意见过程中，已经被要求增加重金属作为污染物项目检测。

而以汞为代表的大气重金属污染被重视，甚至来自国际压力，因为“可能排放到大气环流之中，进而引发全球影响。”马军说。最近一届的全球汞污染物国际学术会议，便选址在贵阳市，这也是全球学术界首次在这个东方的排汞大国研讨汞污染问题。

对于全省金属汞储量占全国80％，且是燃煤大省的贵州，各国更是争相援助。“目前，来自日本、加拿大、挪威、斯洛文尼亚等数十个研究组分别在贵州开展汞污染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位于贵阳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工作人员称。

早在联合国环境署第25届理事会上，中国政府便对一项关于全球汞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决议表示支持，着手对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进行控制。

然而，一位电力人士却持悲观预期，“国内尚未就燃煤电厂汞排放制定控制措施，汞排放的基本信息也相当匮乏。”该人士表示，截至目前，燃煤电厂对汞污染的控制仅限于规划阶段，而试点工作将由五大电力巨头共同完成——“愿意减排多少，考验着超级国企们对环境内政的责任感”。

“除开早期针对饮水砷中毒的人道援助之外，国际社会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的关注，仅限于大气汞污染，”马军坦承，“重金属问题不可能像生物多样性等其他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会认为这是完全的中国内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