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而兴，背海而衰，这是很多国家和民族用历史证明了的事实。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走向海洋是必然的选择。从郑和下西洋到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的制海权由极盛步入极衰的悲剧，成为历史学和海洋学的永恒论题，也成为近年南海争端频发的历史伏笔。中国海盗，这个不见正史的群体，逐渐成为学界解读中国制海权衰落的新视角。美国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道：“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利用民间的力量，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是否真的如此？
不见正史的“化外之民”
自称“历史拾荒者”的雪珥，其新作《大国海盗》，最近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关注。人们猛然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海盗，并不是正史中所记载的只会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贼寇。中国第一部海盗史学术专著《中国海盗史》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郑广南指出：“中国古代海盗，做的并不纯粹是劫掠，他们更多时候的身份是海商，对当地的商业发展、港口建设都起到过正面作用。”
明清以来，民间海盗中枭雄辈出，他们依靠各种形式的海上营生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团队，一度控制了往来的商路，成为海上不可忽略的力量。但关于这些人物的资料和记录，像雪花和碎片一样隐匿在国外史料或各种地方志之中。雪珥说：“2007年，我在为撰写其他史书，翻阅国外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不敢贸然去惹中国海盗。他们的实力、装备、规模、战斗力对英国人有很大的威慑力。”而历代中国海盗中的一部分首领，在多次实战中表现出的智谋和果断，丝毫不逊色于神机妙算、能征善战的统治阶层的精英。
“和西方统治者依靠海盗的力量来扩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历代封疆统治者对中国海盗的态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虽远必诛’的无情绞杀。像‘七海霸主’陈祖义、‘净海王’王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叱咤风云的海盗到了统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终。而当他们流亡海外，期望在东南亚等地落地生根时，还会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种势力的迫害。”大连海事大学教授、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光圻认为，“如果明清两代，能够真正地利用中国海盗的力量，今天的南海问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当年远航归来的郑和，向明成祖朱棣献上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隆重的献俘仪式上，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者的称颂中，明成祖下令斩下了陈祖义的头颅。在孙光圻看来，这种在正史中视剿灭海盗、维护航道安宁与和平的政治功绩，实际上是干了一件大蠢事。钢刀横空，碧血四溅，刽子手的鬼头刀，斩下的不仅是陈祖义的脑袋，也斩下了中华在海洋上崛起的命根。“对照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当时的其他航海强国，其崛起的过程无一不是充分利用海上的民间力量，我们不但不重视，还千方百计要把它消灭掉。”
如果从西方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湮灭于中国正史中的叛民、流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哥伦布、麦哲伦、德雷克齐名的海上英雄。
草根阶级的梦想
和陈祖义命运相仿的，是明朝海盗的头一号人物王直。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到“招安”，还蒙在鼓里的他，被监斩官遣人用轿子抬上了法场。他建立的海上帝国在朝廷的阴谋中陨灭。
“王直是典型的中国海盗代表，他把海上的经营做到了极致。他所处的正是中国海盗活动最频繁的时代，时势造英雄，但他身上也带有着典型中国海盗的弱点，所以导致了他最后的命运。”雪珥这样总结王直的一生。根据史书记载，在王直最鼎盛的时期，他手下船队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明朝最重要的贸易省份浙江和福建。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相比，明代虽然并没有中断海外贸易，但统治者把生意拢到了自己的手中，强令百姓“片帆不得下海”。于是，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百姓，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从宋朝起已经相当繁荣的渔业、商业都被“关停并转”，明政府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百姓面临的是“进亦死、退亦死”的两难。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急需各类货物，“走私”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一柄刀从中国贩卖到日本，差价可以达到十倍。沿海的民众很多人都投入到了“非法”海上营生之中。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出生于徽州的王直不愿意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而是南下去海洋中寻找机会。天资聪颖的他，学会了日语，与日本人做各种生意。之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他还包揽了日本的军火生意，并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在中日之间的海域中，确立了自己的名号，甚至一度以琉球为据点，自封为“徽王”、“净海王”。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一样，都看到了导致明朝“倭乱”的根源――海禁。他在用军事手段应对围剿的同时，不断地向统治者表示：“他无所望，唯愿进贡开市而已。”
“中国的所谓海盗，从来不用骷髅旗，他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王直和所有中国海盗一样，都有这个弱点。朝廷正是利用王直的弱点，对他诱骗招安。但奇怪的是，王直问斩的罪名不是“海盗”，而是“叛国”。但雪珥认为，这是明朝使用的“障眼法”，让统治者真正不安的是他自封为王的举动。“国内曾经为王直立碑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说他是汉奸，是叛徒。”孙光圻也认为，王直并没有叛国。“王直的经商反而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他是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为日本人服务。日本人、葡萄牙人都听命于他，为他的生意服务。”
中国古代海盗取得辉煌成果一直不为外人道。“在中国历史上，首先造出万人大船的就是中国海盗。用现代的流行语来说，郑芝龙是‘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在海上的力量十分强盛，最后还打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郑广南在大量查阅了西方历史学家为西方海盗写的传记后说，“西方会讴歌海盗的事迹，其实我们中国海盗比他们更加英雄。”他举例说，泰国北大年的皇宫里有三门大炮，就是明朝海盗林道乾，受到当地人的重用，做地方官留下的。当地人还建庙来祭拜林道乾的妹妹。
“很多中国的海盗到南洋，当地人都很欢迎，因为他们并不像西方的海盗那样去掠夺，而是非常尊重当地的习俗。”郑广南认为，中国古代的海盗和国外的海盗很不一样，和现在的索马里海盗也不同。“我们的海盗干了不少好事，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云南发生大灾荒的时候，自己出钱来救当地老百姓，还带领几万灾民去台湾开荒，过新的生活。”
就在清朝鸦片战争前夕，珠江口还有像女海盗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这样强悍的海盗团队在活动，其装备精良远胜大清水师。红旗帮屡败官军，还重创有美国雇佣兵的葡澳舰队，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1809年，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撞，官军无能为力。此时，郑一嫂却果断出手，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战斗力之强令英军震惊。然而，清朝统治者不但没有寻思如何利用一支铁血队伍，反而一直在设法围剿、分化红旗帮。
在最后一次围剿之中，清朝水师联合澳门的葡萄牙人，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在大屿山岛。郑一嫂的养子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最后，统治者再次利用了中国海盗惯有的弱点，利用“怀柔政策”招安了红旗帮的盟邦，令红旗帮势力大减，郑一嫂不得不接受清朝的招安。
为中国古代海盗翻案？
在中国明朝其时，欧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海盗成群结队从欧洲出发，奔赴遥远的“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新高潮，同时建构出的，是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一个在西方史观中的所谓的“现代”世界也由此发端。西方的海盗也受到了统治者的礼遇。在西班牙，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受到举国敬仰。英国王室授予海盗枭雄德雷克“上将”军衔。美国把海权理论（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马汉奉为先师。
费正清在《中国景观》中说：“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这是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并不愿意看到的景象，郑广南、孙光圻、雪珥，在采访中都表示：“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通过海洋的，完全依靠小农经济是不行的。”
“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海盗有正确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必然会牵涉到戚继光等人。”孙光圻说，“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民族英雄，和倭寇打了很多仗，但他所谓的倭寇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间海盗，他们只是打着倭寇的旗号而已。”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兵看到日本浪人就害怕，简直“畏倭如虎”。中国的民间海盗就是看准了政府的这个弱点，打出倭寇的旗号来进行民间的海上商业和武装活动。“这里就包括了王直、徐海等一大批人。这些所谓的倭寇，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中国人。船员中九成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中只夹杂了个别的日本浪人。”不过，为中国古代海盗翻案，目前不是一件史学界人人都能够接受的事情。
“中国古代海盗应该是一项重大的历史问题，对海盗正确定性和评价之后，能更加清醒地看今天。比如，我们应该如何支持民间的航运力量。”孙光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