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邻国的不满和惊疑是能让人理解的，但坦率地说，我们也无法过度谴责这一行为，日本政府的确应当提高度透明、加强和邻国磋商、向邻邦即时通报排放情况，但就以向大海排核污这一做法而言，在目前情境之下，的确是无奈之举。9级世纪强震不可控，而核电站冷却过程的人为可控性几乎不存在，在此状态之下，海水灌入是及时“消灾之举”。
不过，日本面临海水核污的尴尬境地，也是一次“风水轮回”。过去，日本是反海水核污染的急先锋，是它极力促成了1983年达成的《伦敦条约》，一部关于防止各国倾倒核废料和其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也是它大力推动了1990年《国际核事件分级表》的制定和出台“核安全文化”概念，并直接造成了1994年《核安全公约》的产生。
日本一直谴责俄罗斯为全球最大的“海洋核污染源”，因为跟核电站泄漏形成的海洋污染相比，核军事造成的海洋污染可谓是“巨无霸”级别。例如俄罗斯对北冰洋核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棘手难题，俄罗斯大量陈旧的核潜艇退役，缺乏燃料装填和存储设备(包括服务的船舶、转移基地、基地存储)以及维修不善是“祸因”，一般而言，对待核残余，根本的方式是深埋5千米的地下，这是一个“时间玫瑰的故事”——等待核物质不断衰变最终对环境无害。
但俄罗斯以经济不振为由，若外界不给予国际援助，那么就将宣布直接排海，非常轻率地将人迹罕至的北冰洋作为“核垃圾场”。在1990年代，俄罗斯科拉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坟场，而俄罗斯不断将大量的核废料倾倒入北冰洋的巴伦支海和喀拉海。
其实，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前，海洋核污染主要来自于核潜艇相撞、沉没或者善后，相反，核电站引发的海洋核污染总量因为相较下很轻微，并没有引发过多的关注。但是福岛超严重核泄（余震还会带来后续的可怕不确定性）之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过去的核武器造成的海洋污染主要是在无人海，但核电站大多靠近人稠区，它不仅影响本国的民众，同时也能影响邻国的稠密人口区。
而过去研究海洋核污染的项目中，主要考虑的是长距离（例如北极）或者散点的高封存度（比如核潜艇事故）状况，对这种跨国间的人口高稠密区之间的海洋污染的估量是不常见的。
其次，海洋核污染复杂性太高，以至于现在都没有确定的结论来测量核污染损失。既然没法对污染“定损”，那么也谈不上“赔付问题”，也无法顾及外部性的跨国博弈问题。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主持过国际北极海洋核污染的评估，但最终却是结论含糊，草草了事。因为海水核污染之后，受到无数个变量的影响，比如深层和浅层海水的交换强度（水体体积、水体流速及其他水力学特征)，如果够强，那么放射性物质就会在海水浅层被严重稀释，对鱼类的影响就有限，反之则是影响强度大。另外，海岸线地质结构、潮汐因素、风、温度都会不断改变着“污染路径”，简单地说，即使受害国有心索赔，也依据有限。
海洋核污染对“海洋食物链”的影响更是诡异，难以捉摸。一般而言，陆地食物链较为简单，通常只有两个或三个独立的步骤，可以得到控制和预测，但在水环境下，推导核污染通过复杂的食物网和捕食层次来影响人类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任务。既有“生物放大”特性，即放射性物质集中积累于某类生物体，从而导致食物链的激进变化，也有“生物收敛”作用，即放射性物质会被大量种类的生物体逐步吸收，从而快速“消解”。
最诡异的是，竟然还有所谓的“核污染后生态繁荣”景象，例如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今天，当地野生动物非常繁盛，其原因在于大量动物和生物的核抵抗能力被低估了，相反核危机造成了人类大规模迁走，使得生态系统在“去人化”之后反而恢复生机。
那么，可以试想，如果福岛核危机造成的海洋污染，海洋出现所谓乐观的“生物收敛”状态，同时“去人化”又出现——日本泛滥捕鱼的海洋产业被严重“打断”，或许也会出现新的诡异的“生态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