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在全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海洋牧场建设成为引领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海洋牧场，既是促进海洋生态建设、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利用海洋资源、加速拓展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我国的海洋牧场建设在新时期正面临着重大机遇。

 “海洋牧场”是指在某一海域内，采用一整套规模化的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的管理体制（如建设大型人工孵化厂，大规模投放人工鱼礁，全自动投喂饲料装置，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等），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海上放养鱼虾贝类的大型人工渔场。形象地说就是通过“底播增殖”手段，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鱼、虾、贝、藻资源在自然海域里生长。

 建设海洋牧场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某些经济品种的产量或整个海域的鱼类产量，以确保水产资源稳定和持续的增长。二是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重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生态渔业。这种生态型渔业发展模式颠覆了以往单纯的捕捞、设施养殖为主的生产方式，克服了由于局部污染和过度捕捞带来的资源枯竭、由近海养殖带来的海水污染和病害加剧等弊端，可以说是海洋渔业领域传统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该领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碳汇经济的一场重大产业革命。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牧场建设。世界海洋发达国家都一直探索研究海洋牧场建设，日本、美国、俄罗斯、挪威、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瑞典、韩国等均把海洋牧场建设作为振兴海洋渔业经济的战略对策，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不断加大资金和科技力量投入，开展人工育苗放流，恢复渔场基础生产力，收到了明显成效。

 日本在1971年海洋开发审议会上第一次提出海洋牧场的构想，设立了国家栽培渔业中心，1977-1987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日本黑潮牧场。日本将栽培渔业经费列入每年的政府预算，与大路、桥梁一样，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仅每年投到人工鱼礁的资金就达58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42亿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日本沿岸20%的海床已建成人工鱼礁区。

 韩国在1998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在庆尚南道统营市首先建设了核心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海洋牧场（2007年6月竣工），取得了初步成功。

 美国在1968年提出建设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付诸实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海域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巨藻，取得效益。

 我国的海洋牧场建设发端于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中科院资深院士曾呈奎老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向国家建议在我国实施“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一些湖泊和沿海地区开展了小批量小范围的人工增殖放流鱼种，以恢复某些物种的资源种群数量和增加渔货产量。

 2006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把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作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沿海沿湖地区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增殖放流的支持力度。广东、海南、辽宁等省积极开展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工渔礁和人工増殖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的渔业资源修复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从2005年起，山东实施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将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双向推进。5年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海洋增殖放流资金2.90亿元,增殖放流种类高达20个，苗种95.5亿单位。已审批鱼礁项目用海面积2136公顷，累计投放各类礁体226.60万空方。5年回捕放流资源18万吨，实现产值49.2亿元，直接投入与产出比达到1：17，渔民人均增收10929元。

 尽管我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取得很大成绩，但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尤其离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牧场建设差距更大。

 海洋牧场建设的最大瓶颈在“认识”。海洋牧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涉及融资和投入政策问题，涉及科技与管理等诸多问题。但制约海洋牧场建设的瓶颈点在“认识”,尤其是“决策层”的“认识”。当务之急是把大力推进海洋牧场建设上升到科学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和发展海洋低碳优势产业的重大战略选择的高度上来，并形成上下共识，把现代海洋牧场建设列为重大生物工程建设，海上战略粮食基地建设，并把海洋牧场建设作为国家重大专项率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