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登载文章称，2009年2月，“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皇家港”号在火奴鲁鲁港以南约0.5英里的地方搁浅。海军的调查结果发现，该舰的导航装置损坏、回声探测仪不能正常工作。简单来说是舰桥上的人员并不知道舰船在哪里。调查结果还发现，指挥军官非常疲劳、困意十足，通常分配到监控此类事故发生的舰员却被派到了舰上其它地方，原因是人员短缺。两个月之后，美国海军调查和研究委员会（Board of Inspection and Survey）确认，腐蚀、驾驶、水面舰船消防系统以及锚泊的问题在美国海军是普遍存在的。当防务新闻采访5位前任指挥官，希望他们就这些发现做出评论时，他们表示认可这样的观点：舰员少、预算低、现实训练机会少以及舰员工作负担过重等都是这次搁浅事故的重要起因。这很难说是一次出人意料的事故。美国海军去年报告有11300名舰员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支援地面部队。被消减的预算、缩小舰员规模来节约经费、排出计划支援岸上部队以及所有为“节约劳力（labor-saving）”而配置的方式，都反映出美国海军自冷战结束以来压力日增的状态。

目前的美国海军是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执政以来规模最小的海军，那个时候英国皇家海军是全球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最终取而代之成为全球首强，直至今天。五角大楼最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指出，过去20年中海军采购数量的下降、舰船建造维持成本的上升、美国公众聚焦于中东的陆地战争，都使得美国海军先前设定的舰队规模发展目标存在问题，美国海军规模的缩减仍将继续。

美国海军进一步缩减的可能性伴随着巨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全球将会发生大的战略变化。国家情报委员会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stimates）、联合作战环境预测（Joi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ecasts）、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办公室研究（Office of Net Assessment’s studies）以及英国国防部发展、概念和条令中心对此都有相类似的预测，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专家对此也有共识。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资源短缺、环境变化、新的国际力量中心（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美国力量的相对变化、失败国家以及地理空间上的变化都使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都在挑战着国际战略环境。应对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共同手段就是海上力量：可以从海上向岸上进行运用的力量、可以用来保护目标应对海基隐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平台威胁的力量，可以用来缓解大规模移民的起因的力量，可以用来取信于盟国、劝阻敌人的力量。

战略规划者们预见未来可能发生大的变化，而同时美国人希望保有现有的全球影响能力。海军在维持这种影响力上的作用和美国海军舰队的缓慢收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人们疏于理解这种联系。人们并没有尝试将海军舰队的规模和大小同正在演变的战略环境联结起来考虑，作为公共争论的一个参考因素。事实上，文职和军职领导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需要增加舰船的数量来积极应对层级较低的威胁（如海盗），来应对极端危险的可能性（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过走私的方式登上我们的海岸）。要解决好上述问题，舰船数量是关键，这也是准确衡量我们海军力量强弱的关键所在。由于本身期待就很少，所以两党的政治领导人很少会问基础性的问题：在一个不断变化、充满麻烦的战略环境中，海军力量在确保美国全球强权的地位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即使有国会和政府的支持，国家现有的海洋战略如何实现其目标，更不必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明确提出的全球目标了?

美国海军现有海洋战略中确定的与外国海军的协作可能适用于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方面的问题，但这足以应对其它的挑战吗？海军现有的组织架构能够同时应对传统的和非对称的威胁吗？今天设计建造舰船高度结构化和不灵活的体系能够快速调整，并以具备成本效益的方式来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吗？举例来说，全球化、美国对战略资源和矿产海上运输的依赖增强、更多混乱的可能性（如索马里海盗活动的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自从20世纪以来，美国的海洋战略在与美国对外交政策意图建立的国际体系相结合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由于海军规模缩减，导致国际存在削弱，导致投送力量的能力削弱，从而使促进地区稳定、对严重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削弱，从而导致海洋战略与国际体系的结合崩溃，那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后果将是什么？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庞大贸易的重要性会排除两个国家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但这似乎可能会重演上个世纪的历史，当时英国曾经认为与日本结盟是审慎的选择，足以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如果认为中美贸易关系会阻止冲突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这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将是灾难性的，就像当初的英国一样。

美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地中海保持了相当的海军力量存在，这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并无疑将继续下去。但是这种延续也将是历史的一种反常。对美国海军主要作战力量进行重新部署，从地中海调整支持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行动，再加上美国海军舰队规模的缩减，将给我们带来可怕的选择，比如说，土耳其可能会像其15世纪的加吉•奥斯曼帝国（Ghazi Ottoman）的统治者一样野心勃勃，向伊斯兰世界投送海军力量。如果满怀野心者认为美国维持全球海军力量存在的能力正在“仁慈地削减”，那么长期后果将是什么？

美国海军的规模、状态和战略是美国世界强国地位的关键要素。我们保护和隔离全球海上交通线的能力是与我们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分不开的。但是除了海军军官和一些军事/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外，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美国海上力量缓慢却稳步缩减的战略后果。这一弱化的最终影响包括（但不仅限于）：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重大转移；我们现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新加坡建立和维持的重要海上联盟和伙伴关系可能破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美国塑造未来全球战略环境的能力弱化；进一步加强美国正在衰落的预期。

从全球来说，美国海军力量的持续缩减意味着世界海上交通线和阻塞点的安全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如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全世界大量的商船都会通过这些交通线和阻塞点进行贸易活动，美国海军力量在盟国港口以及潜在的世界热点区域的存在和活动起到了稳定和震慑的作用，如果全世界都预期，美国正在放弃其军事能力的关键部分——海上力量，那么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政策追求的世界体系从何谈起。

美国海军舰队的缩减是和美国民众的忽视息息相关的，海军正在以缓慢而稳定的节奏缩减，建设海上力量所需的大量资源和时间在几十年中慢慢延迟供应用作他途。

这是如何发生的？

除了苏联海军作为一支重大的蓝水威胁实际消失的原因导致美国海军自然收缩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

•公众将聚焦点放在陆地战争上，既忽视了海军在实施陆地战争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国家在海上力量上的持久利益。这种利益在中东的战争（包括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争）结束之后仍将继续。

•政治领导人认为世界海洋的总体安全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可以维持。

•在游说美国民众，让其重视海上力量对我们国家安全、塑造变化中的战略环境，以及让我们未来作为一个强国而存在的地位上，国家领导层和战略部门的努力很少，而且非常不成功。

•海军能力偏弱，很难使美国人确信，海军具有有效的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其未来的发展和现代化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合理性。

•舰船建造费用似乎没有限制的不断增长。

这一切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今天美国海军作战舰队的规模只有约280艘舰船，这是让人难堪的。这个数字还不到里根政府末期建造数量的一半，离现在海军提出的需要满足的目标还差33艘舰船。目前我们还看到要求对此做实质性改变的建议，大多数的消息都预示着海军将走向长期的衰落。4年之前，海军提出舰队规模必须要达到313艘。现在，海军仍然在坚持这一发展目标。然而5月份，一位高级海军预算官员在评论提交的2010年预算时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将会把舰队发展规模目标设定得更小。现有和计划好的国家庞大债务的不断增长、军事预算的脆弱性，都明显意味着，如果没有急迫性的事件，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将再次经历缩减，而且可能是大幅度的缩减。未来10年，国家的负债总量将从现在占GDP的40%上升到80%。庞大的债务将严重削弱国家发展一支强大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海军舰队的能力，而且可能会使我们的金融漏洞越来越大。

总体数量的削减可能伴随着具体项目的取消。去年，国防部长盖茨宣布进一步推迟下一代巡洋舰的发展，这是未来强大的水面舰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此前不到1年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就确定新一代驱逐舰过于昂贵，“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前2艘单舰费用即达到了33亿美元，应该取消大部分建造计划，重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建造。海军原计划为特种作战司令部建造一种微型潜艇，但是由于技术问题导致费用上涨，首艇在交付的时候其价格已经达到了最初预算的8000万美元的5倍以上。

海军已经试图引起人们对其逐渐缩减的注意。2009年5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对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说：“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能力……为未来发展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他指出，海军将不得不在至少3年的时间里将航空母舰的数量从11艘减少到10艘。具体来说，是在下一代计划退役的航空母舰退役之后以及其替代者（“吉拉德•R•福特”号）加入舰队之前的时段。这种数量的减少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1艘航空母舰启程离开其巡逻区域，其替代者还未完全就位，即出现了危机。更重要的是，“吉拉德•R•福特”级航空母舰有大量新的未经测试的作战系统，这更意味着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限制在10艘水平的时间要远远超过3年。

美国海军虽然呼吁各界重视其能力下降的问题，但是在应对下降的多种起因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分析家艾里克•兰伯斯（Eric Labs）这样的专家为国会提供了相关的数据，显示在1981年到2001年间海军作战舰的平均费用翻了一番。梅尔•马丁内斯（Mel Martinez）在去年夏季离开参议院之前指出：“海军仅仅满足于每年单一数字的舰船采购。（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 2009年6月8日）” 国会研究处海军分析家罗纳德•O•洛克告知国会：中国已经建造或者正在建造4艘新一级的核和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根据目前的建造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打造成一支规模远大于美国海军的潜艇部队。美国海军学会的主要出版物《Proceedings》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拥有一支海军？”而没有做答（“后海军时代的恐惧和憎恨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Post-Naval Era”，《Proceedings》，2009年3月） 。

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09年夏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五角大楼正在浪费资产（The Pentagon’s Wasting Asset）”的文章，以美国财政削弱为背景重新讨论了军事转型议题 。克雷皮内维奇指出，美国财力衰退，加上更多的盟国不愿意在防务上提供帮助，将迫使美国“追求一种更谦恭的战略”。这一战略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外，还需要更多装备常规巡航导弹的潜艇，需要航程更远航母起飞的无人机，需要更多先进的无人水下作战平台。尽管这篇文章呼吁战略性的决策，但是克雷皮内维奇指出，美国仍然将技术作为战略上的“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a）”进行依靠。如果不能让国会和公众确信，美国海军舰队规模和能力的实质提高是国家安全上一种明智的投资，不能让这样的战略观点成为广泛的共识，那么改变海军的前途和方向将是很难成功的。

虽然美国国内对于海军力量的缩减已经有一些声音，但是不足以激起国会和公众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敏感的事件也没有激起他们的兴趣。2008年，俄罗斯海军一支主力编队访问拉丁美洲，并与委内瑞拉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这是自冷战以后的第一次。俄罗斯海军的一支舰艇分队也访问了哈瓦那，这也是自冷战以来的第一次。2009年春季，莫斯科向巴林的麦纳麦港派出了太平洋舰队的4艘战舰。之前俄罗斯一支编队刚刚访问了阿曼的塞拉莱港。除了俄罗斯和伊朗海军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协调外，俄罗斯海军访问的另一个重大结果是：以前常常为美国海军舰艇服务的海湾地区的港口现在有了新的常客。2009年8月初美国官员确认，俄罗斯的核动力攻击潜航已经恢复了在美国东海岸的巡逻。

文章称，同样是在2009年的春季，中国在其海岸之外的海域“干扰”2艘美国军事海洋监视船的活动。数周之后，北京加强了其在南海的巡逻，并指出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渔民，这是应对海上邻国富有争议的渔业主张的举措。目前全世界近一半的油船会通过南中国海。

媒体可能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是海盗仍然在索马里外海猖獗行事。10月份，他们成功劫持了西班牙1艘拖网渔船“阿拉科拉纳（Alakrana）”号以及中国1艘大型散装货轮“德新海”号。美国媒体很少会注意到，5月份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乔•菲茨吉本（Joel Fitzgibbon）声称：“作为结局的开始……在几乎20年的长时间里，我们主要盟友——美国——的卓越是没有问题的。”澳大利亚正在将其潜艇舰队的规模扩大1倍，并从美国采购100架联合打击战斗机、3艘驱逐舰和8艘护卫舰。作为对时任国防部长战略性的回应，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5月份表示：在全球不稳定的战略环境中，澳大利亚必须投入发展一支强大、资源充足的防卫力量。

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的不断增长带来的威胁，这一点是美国政府高层所不能比的。这在美国海军力量的持续缩减上体现得很明显。中国海军潜艇和水面舰艇的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使用超视距雷达、卫星、海基声纳网络以及装备了服务于机动式再入式弹头的反舰弹道导弹的网络战手段，来拒止美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在亚洲地区支持其军事力量存在和投送的所有基地最终都会进入中国精确制导导弹的打击范围。

中国已经开始了一项航空母舰的建造计划，这将大大提高其在美国海军圈（naval circle）之外投送力量的能力。尽管这对美国海上力量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但似乎也难以激起人们的兴趣或者忧虑。去年10月，中国宣布它将建造一级万吨级的驱逐舰，这比他们现有舰队中的任何驱逐舰都要大到近三分之二，能够装载新的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造舰计划加上他们的航空母舰计划，都显示中国的海军计划者们已经将他们的眼光放到了拒止美国进入西太平洋的战略意图之外，正在努力寻求在远离他们母港之外的地方上投送力量影响事件的能力。就像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去年10月份在华盛顿的晚餐会上说的那样：“一支装备了航空母舰的蓝水舰队不仅仅只是在台湾与大陆的一场冲突中阻止外部介入。”

中国处在潜在海上威胁的高端。海军应对这种威胁固然重要，但是应对非对称挑战也一样重要。许多军事计划者都预测非对称挑战会有无限制的发展。海军部队在人道主义危机和灾害救助、打击毒品和人员走私、监控危险和非法货物的运送、维持海上总体秩序、搜集情报、与外交协调行动、帮助保护越来越有危险的主权利益等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职能对与盟国的关系、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持续预期、国际稳定（今天传统的智慧看来未来将趋于危险）来说非常关键。尽管这些以及相关的海军任务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已经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贡献了大量积极的结果，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确保相关目标的出现。

无论是争议还是事实，都没有让美国的行政或者立法部门做出针对性的反应。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海军的缩减和其面对的威胁的增长还没有真正成为重要的议题。

如果存有争议而没有人去听，这有意义吗？

目前，社会上普遍缺乏为普通大众写的重要文章和书刊，从而使公众对于国家命运和国家安全间的联系缺乏认识，也缺乏积极的争论。当然，还是有一些例外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2007年11月发表的文章“美国优雅的衰退（America’s Elegant Decline）”是一种海军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即承认大海在保护国际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卡普兰最终承认了美国舰队的衰退，并认为我们的缩减多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情形，而卡普兰认为那在接下来几十年中拯救了世界。然而，将（美国）与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的位置作对比，就像这样一种战略智慧：一个难逃一劫的人要求一支烟以延迟他的行刑。英国的命运意味着美国没有更好的未来。

读者覆盖面窄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往往会成为可选择的观点。美国海军退役上校韦恩•休斯（Wayne Hughes）2009年6月在海军研究生院研究中的一些观点被提交到了国防部长网络评估办公室。休斯是海军研究生院一位退休的系主任。他并不接受美国全球海上力量不可避免地要缩减这样的观点。但他和其它作者联名坚称，美国的防务计划者们自冷战结束以来对蓝水作战投入的注意力不够，美国需要更多种类的舰船，既包括成本较低廉的巡逻艇（可以用来支援全球的小型友好的海军力量），也包括建造小型的航空母舰（可以对数量减少的大型航空母舰部队形成补充）。休斯的研究同意美国必须要保有一支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超过中国海军的海军力量，这种优势需要一支不断发展的美国潜艇部队，这支部队也需要非常安全且费用比核潜艇低廉的柴电潜艇。最重要的是，和卡普兰的观点不同之处，休斯认为，海上力量是美国影响力和繁荣的基础，如果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没有严重而深远的变化，那么海上力量就不能缩减。

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卡恩斯•劳德（Carnes Lord）今年4月在克莱蒙研究学院（Claremont’s graduate school）发布而未公布的演讲是美国海军现有问题的最好总结：为了继续美国海军的优势而进行的合作化海军安排的局限；放弃海军优势的风险所带来的战略优势；以及这样做的历史性危险。

安德鲁•C•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以及莱尔•J•戈德斯坦（Lyle J. Goldstein）都是美国罗德岛新港的海军战争学院的副教授。他们长期从事中国海军崛起的研究，知识丰富，撰文颇多。举例来说，他们通过中国战略家、海军设计者、退役高级军官以及主要党政官员的眼睛来审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国眼中核潜艇驻留海上持续巡航以至远离他们国土的价值。这些研究成果是诸多成果之一，它们都显示了中国人有关海军的理念正从海岸型海军向蓝水海军转变。

埃里克森和莱尔最新的书是《中国走向海洋（China Goes to Sea）》，从其它强国、历史和现代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海军的发展，这支海军的发展充满矛盾性的特征，至少包括了海洋和大陆战略需求的竞争。他们提出了将中国从其海军野心中“拉回”的战略选择，迫使其专注于传统的大陆战略领域。现有的政策争议集中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优势的竞争上，上述观点可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如果目前中国和美国的海军继续发展不发生变化的话，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态势将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但这不是一两篇文章或者一两本书可以阐述清楚的，这要寄希望于埃里克森和莱尔两人细致而系统的学术研究。

前面提到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分析家的研究成果，即建设一支舰艇数量不到200艘的海军是合理的目标，这是研究舰队未来规模客观性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得出是根据造舰不断增长的费用、采购项目的削减和每年采购舰船数量的减少来判断的。现政府的预算中，防务预算占的比例将下降，将从过去45年平均水平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下降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政策争议的焦点将不仅局限于实质性削减非作战军事支援力量，还将涉及以维持一支强大的全球分布的海军力量所需能力为代价来强调应对非常规、“非对称”战争。

同样重要的还有奥巴马政府将于2010年初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目前的迹象显示，四年防务评估将认同传统的战略观点，即将未来的威胁定义在失败国家、气候变化、全球化、日益激烈的资源竞争、中东地区的人员变化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和国防部长盖茨对非常规战的强调，对国际社会共同的威胁上升（如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强调是一致的。

最后文件确定更像是多种观点融合的结果，而这些多种观点将目标定位于加强法律方案来应对国际共同威胁，而非建议美国发展传统手段在一个日益麻烦的世界中维持现有秩序。现在看来，新的四年防务评估将改变海军缩减的态势的希望还很遥远，评估专家们似乎喜欢这份文件继续支持海军收缩。国防部现在的重点在非对称战争，将资源和力量投入到更广泛更致命的非对称形式的威胁上，而很可能使美国应对传统威胁时准备不足，因为到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实现力量的平衡。战略理论中不变的一点是，当一个国家为某种威胁做好准备的同时，另一种威胁的准备可能会疏忽，从而严重化。

美国海军自身出版的一份文件则重点提到了政策争议中出现的这些要素。海军认为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引导公众对海军存在的理由的理解，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的大洋海军力量理念，或是托马斯•杰弗逊总统时代小规模轻型武装力量的理念。2007年10月，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新的海上战略，名为《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这份战略文件强调威胁而非赢得战争，强调人道主义和灾害救援任务。尽管这些任务对海军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海军已经做了几十年，但是将其作为美国海上战略的核心来强调则是第一次。

美国海军在新人员征募上也在贯彻这一战略重点。它指出“运气不好而带来的痛苦”，所以海军让舰员去帮助那些洪水的受难者；它提到美国海军将通过“仁慈”号医院船的形象来塑造“一支全球好力量”的形象，在招募上也强调对这种形象的理解。尽管已经有和平队（the Peace Corps）、红十字会、乐施会及其它国际救援组织存在，但是海军的这些招募口号对那些相信保护美国应对武装威胁最好的办法是预防和“暖毛毯”的人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当我们对照海上战略本身时，招募还是重视传统的海军作战任务的，要明确承认海军对于那些生机勃勃的年轻舰员的需求并未消失。但是海军的公共形象，加上其机制性有任务设定有关的自我概念很难准确描述海军应该是哪种组合来维护国家的海洋利益。

“中国”这个词在这份战略中是没有的。这种出奇的沉默背后的逻辑是：指名道姓会使阻止战争的战略目标无法达成。中国的军事计划者们仍然没有被劝服，他们仍然继续发展一支可以使美国海军待在西太平洋之外的力量。这份海上战略并没有坚持机动和进入世界大洋的自由以及国际海上交通线应该得到保护的原则。但是海军不愿做太多的关联，把新战略和其执行任务所需的舰船数量或者海军能力联系起来，这一点给这份文件的实际价值带来了疑问。更复杂的一个问题是，一份大部分以服务于国家建设/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行动的多边海军合作以及战斗任务来衡量为基础的海上战略，强调前者会使公众发生兴趣，接受之并赋予支持吗？

两年前这份海上战略发布的时候，最吸引政策界关注的是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一年之后总统选战中发表的演讲：“我们告诉你的是我们供不起……一支千舰海军。”然而，美国也没有有关打造一支千舰海军的重要的建议案。在出版之前，美国海军新海上战略的一份草案将“千舰海军”定义为“大规模海上合作，包括了美国的作战舰，也包括了其它参与国家的作战舰在内”的简称。这个词还是被换掉了，换成了更温和的“全球海上合作伙伴”。拜登并不了解这种转变，并不了解美国海军从未提出要建设一支千舰海军。

他的缺乏理解，是广大政策部门对海军注意不够的一面镜子。国会只有少数成员才对海军有充分的关注，如艾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众议员、乔•塞斯塔克（Joe Sestak）众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参议员。他们都来自那些有造船厂或者海军防务合同的选区，海军的发展和选民的工作机会有莫大的关系，他们理解海军的衰退以及以上的问题。

除了国会少数议员、海军和军事分析家、防务媒体和军方自身，外界的人对美国海军持续缩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对海上力量及其战略在应对现有和可预见的战略挑战上的重要作用、对海军舰队将继续缩减的可能以及海军执行地面任务带来的能力损失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也缺乏正确的认识。更糟糕的是人们将这些问题提上日程，作为国家重点问题进行讨论还缺乏推力。

那么会怎么样？

在海军未来的问题上，美国面临着多种选择。如果不能建设一支灵活的能够满足国家持久需求的海军舰队，或者不能扭转严重而持久的海军缩减的趋势或者影响，美国最终将只会拥有一支越来越像海岸警卫队的海军力量。忘记或者忽视有效的海上战略同未来可能令人沮丧的挑战之间的联系，将会促成越来越多可怕的海军竞争的出现：中国通过持续的努力可以摆脱其“弱势竞争者”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海洋强国。如果不能重新考虑与海军力量规模相关的基础设定，美国传统力量之一就会消解，这种力量就是“海上战略是国防战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灵活性概念。如果不能严格控制造舰费用维持海军部队，不能削减层级繁杂大部分不负责任的防务官僚机构，那么美国海军作战舰队要么削减规模，要么降低能力，或者两者兼有。不能够发现利用可供性强的技术预示着创新和独创力的丧失。美国海军舰队自革命战争结束以来就依赖创新和独创力发展壮大，那个时候革命战争海军建造了其首批6艘超大吨位的快速战舰，作为主力舰巡弋于西大西洋和中地中海。

所有这些不正常导致了美国海军的缩减。所有的都很严重。而且美国海军自身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自视为局部冲突具有盟国组织和陆地导向的威慑力量，这将使其更虚弱。这种重要的大陆主义的观点对国防部特别的一时流行更有吸引力：通过多边的方式来应对陆地上的非对称挑战。但这对一支全球覆盖、跨越大洋、战略性的力量，对这样一支力量依赖超级海军竞争力和公众支持的理念来说，是终结的信号。

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54年5月发表于《Proceedings》上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军种没有定义明确的战略概念，公众和政治领导人都会对该军种的角色混淆不清，他们可能不太确定该军种存在的必要性，或者对此非常冷漠，或者对军种提出的占有社会资源的请求非常敌对。”一种通过“局部思考及全球行动（thinking locally and acting globally）”的海上威慑战略，就像经常看到的“汽车保险杠贴（bumper sticker）”建议的那样，和如今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敏感性相匹配。这种战略不可能像国家保护应对多层弹道导弹威胁和海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需求为基础的战略那样赢得尊重和支持。这种战略对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持冷漠态度，这是一个战略错误，我们会失去教育公众和赢得公众支持的好机会。寻求较少目标的战略将给我们的盟友、传统和美国政策过去一个世纪中致力创造的国际体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将海军作为一支“全球的好部队”来使用的观点（在招募中的承诺）既不坏，也没有多少新意。和建造作战舰相比，建造、租用或者采购小型舰艇和母船相连，用来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要便宜得多。但是人道主义任务在美国的战略目标中应该处于次要地位。“全球的好部队”的观点偏离了传统上海军力量要争夺制海权的现实，认为海上力量要用来对战略性的濒海区域施加影响，并将其转变为一种公共政策，通过在潜在的敌对区域展现美国的良好意愿来影响和改变当地公众的态度。

由于不能赢得国内必要的政治支持来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一方式将使海军蜕变为一支海岸工具或者半球防御型的力量。这将使国家应对不断破裂的战略未来的信心处于危险之中。它会对美国作为一支超级大国的认知造成打击。未来我们在确定的时刻清除潜在敌人的海军力量和商业船运的能力也将成为问题。想要那个时候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中国——正在打造一支足以使苏联时代的海军竞争恢复的海上力量。苏联是一个重要的陆上强国，但是它仍然希望发展成为重要的海上强国，与美国展开了数十年海军竞争。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海军竞争者既不会威胁到事实，也不会破坏和平。让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持一支强大的作战舰队的海上战略，是持续与中国展开和平竞争的最好保证。

重生

海军力量的“恢复”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但是整个国家缺乏对海上战略的争论比单一（如预算不足）的困难更严重。现在应该广泛传播的其它内容是海军现有的机会和未来的前景。第三个需要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国防部正在以平衡型战略为代价专注于反暴乱作战。而国防部长盖茨在2009年1月他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文章曾经提到了战略的平衡。这样的平衡是回答美国在未来即将应对的多种威胁的需要，美国在未来不仅仅将会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继续战斗，所以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局限。

这些大的问题对国家未来的安全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公众讨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急迫，因为公共债务的急剧增长将迫使美国不得不做出战略选择，希望可以和过去一年，在向债权方支付债务的时候不会大大损耗联邦预算资源似乎已经不可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国家债务的利率在11年的时间里，将从现在占联邦预算的不到5%增长到15%，到那个时候，要想重建一支已经衰退的海军舰队将更为困难。

对于长远的目标与当前的困难，其实海军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且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更有效的盟友管理；让目前在中央司令部服务的数千名海军舰员回到海军的工作岗位；更多地依赖采购成本较低廉的商用建造舰船；对固有的超级设计和多用途战舰的费用优势长期坚持的看法进行再思考；对两栖部队（自仁川登陆以来就没有敌对性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的角色进行再思考；扩大使用固定价格合同；一个基础上分散且负责任的防务采购制度——海军领导层要负责包括费用条款在内的采购绩效；实施将潜在竞争者的力量从他们的海军野心中抽出的大陆战略。这些举措将为建造一支强大的可供的力量打好基础，从而可以应对战略挑战。

但是这些举措中，没有哪一项能够比重新思考我们的海上战略，思考执行海上战略的最佳方式更为重要。现有的战略紧抓着与外国相关的合作活动不放，如通过联合提供区域海上安全，以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的形式展现良好意愿的海岸型的海军部队。当然，这些举措有利于美国，所以没有理解去放弃它们。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对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来说，就像心脏病医生给下的一副止痛药：重要但却是次要的。如果海上战略坚持这些次要的职能，海军将离公众的认知和支持越来越远。如果海上战略可以修改，明确阐述、重新确定海军跨越大洋的重要的角色的问题：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其它地方影响力和和平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对美国非常关键的盟友；防御应对正在扩散的弹道导弹威胁；维持国际体系；展现美国保持一支强大力量的决心，我们将就很好的机会让公众记住、理解和支持这一战略，支持海军力量执行这一战略所需的一切。

国会所寻求的可能不会在即刻间就发生改变。但是利益是什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通过争论我们将获得解决问题的答案，让公民理解其意义所在。至少通过争议后，国家海上力量不管如何，大也罢，小也罢，都是审慎思考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战略上不加思考就草率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