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雪龙号科考船，与南极冰山相辉映
一队企鹅，大摇大摆地从工地走过
自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此后已经完成的26次科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然而，在长达近20年的南极科考中，南极中山站和长城站的站房，却一直是由集装箱改造的简易站房。从2002年开始，两站开始大规模拆旧建新，6000平方米的永久性建筑矗立南极。8年来，有一支中国建设者队伍，鲜为人知，却一直是科考队最累、最苦的人。他们，像一块厚重的基石，深埋南极大地，默默无闻，却永远支撑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
老刘无言，独自拂面匆匆走开，有点佝偻清瘦的背影，映衬着渐行渐远的雪龙号
去南极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如同爱一个人一样。
南极，它是绝地；它是美丽；它是传奇；它是梦想；它是传说；它是神秘；它更是诱惑……”
这是一位曾到访南极的年轻记者的回答。里面充满了激情，浪漫，以及文人气质的血脉贲张。
同样的问题抛给刘笃斌：去南极需要理由吗？
“谁不想去南极啊？！”刘笃斌反问。再没有更多华丽的辞藻了。
2010年11月10日，此时，这个56岁瘦成麻秆样的男人，已经5次到访南极。而在不远处的深圳盐田港，即将启航的雪龙号上，本该有一个属于他的舱位，人生第6次的南极之旅，这个男人要失约了。
第六次，就在赴南极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之后，启程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刘笃斌被检查出身体钙流失严重，相关指标甚至不及自己91岁的老母亲。医生怀疑，这与刘笃斌在南极特殊磁场生活时间过久有关。
第一次，记者问：这次去不了南极，遗憾吗？
此时，大家还不熟，刘笃斌也绷着，但他并没有给记者一个标准答案：不遗憾，我都去过5次了。只有苦和累，不去也好。
第二次，采访告一段落之后的饭桌上，记者再问：这次没去南极，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此时，和刘笃斌已经稍有熟络，他喃喃地说：没什么，就是代我的队长，第一次担任队长一职，有点担心他。
第三次，在送别雪龙号的码头，随着几声短促的启航汽笛划破港口的天空，在热闹喧噪的送别曲中，老刘一个人站在岸上，与数米远雪龙号甲板上的弟兄们，就那样互相对望，招手挥别，然后，终于忍不住，泪水无声地从彼此眼中滑落。男人对望男人，泪眼相望泪眼。男人的眼泪，里面总是涵盖了太多的辛酸和道不尽的种种。
这一次，无须再问，一边同样掉泪的同事老董却故意打趣：这滋味好受吗？
老刘无言，独自拂面匆匆走开，有点佝偻清瘦的背影，映衬着渐行渐远的雪龙号。
的确，老刘后悔了。但是，如果去了，老刘的命，或许就交代给南极了。2009年那趟，雪龙号还未到达南极，老刘在甲板上简单的一个蹦跳动作，便造成右腿骨折。南极特殊条件下，伤腿不恶化也不生长，就是带着这条伤腿，老刘愣是在南极又苦干了3个月。只是，至今右脚依然肿胀，“医生说，时间太久了，治不好了”。
记者终于找到了那个标准答案，但不可否认，三次不同的答案，这就是刘笃斌复杂内心的真实写照。盐田港送别后，看过这个男人流泪的记者，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喊刘笃斌“老刘”了。
“跟我们去南极吧，你技术那么好，南极建设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去南极，是一种机缘。
48岁那年，当国家海洋局的领导对老刘说：跟我们去南极吧，你技术那么好，南极建设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于是，这个男人的内心开始躁动。
老刘没读过多少书，正经的学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之后遇到“文化大革命”就辍学了。理论知识不多的老刘，对图纸、施工、机械，却有着天然的领悟力。
“图纸上画的，和实际施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别人看图纸未必能想象到出来的效果，可我一下子就能在脑子里出现实际的样子。我一看到图纸，便有一种天然的立体感。”老刘说起自己的这个本事，相当地高调。
老刘的这身本事，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的。2000年前后,正值国家海洋局为南极中山站、长城站设计全新的站房，图纸出来后，有人推荐老刘去给改改图。几个来回，包括设计师和海洋局的领导，都对老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刘，我们南极的中山站和长城站面临改建，要不然你来干吧。”海洋局领导发出邀请。
老刘一听，正中下怀啊！
“南极！谁不想去啊？”老刘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辞藻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理由简单而质朴：那地方咱没去过啊！再说，一般人也去不了吧，更别说工人了！
去南极，对老刘来说，还有一层含义：挑战自己。
“那时候，我在国内什么也不缺了，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意思了。”老刘说，那段时间，“到南极干工程，能干得下来吗？”，这个问题久久在心里反复自问，也恰恰是这个疑问，让他有了挑战的欲望。
2002年，老刘以中铁建工南极项目经理的身份，第一次奔赴南极。
此后，2003年、2007年、2008年、2009年，老刘共赴南极5次。
5次南极之行，老刘交了很多“能过命”的兄弟。他们有自己的工友，有雪龙号上的船员、船长，有来自各单位的科研人员。
这些人，都见证了老刘和他的弟兄们，如何在南极日以继夜地拼命的。
整整5分钟，没有一句话，过去几个月的苦和难，都在男人的泪水里统统宣泄了……
2002年，踏上南极大陆，老刘此行的任务是拆除长城站文体栋、发电栋基础、西湖引水桥、泵房及中山站生活栋，共计300多吨钢材板材。
拆除工程，看起来容易，但只要在南极，就没有容易干的工程。
这一年，和老刘一起拆除旧站房的工人一共只有两名――一个是自己的师兄，一个是自己的师弟。
三个工人，站在与冰雪融为一体的建筑物前，有点傻眼。
不远处，雪龙号正在卸载这一年的科研物资。由于一条2米多宽的大冰缝，横亘在雪龙号和南极大陆间，如果一不小心冰块崩离，机械设备和人员都会掉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卸载速度极慢，工程用的机械施工设备迟迟上不了岸。
大型机械设备远渡重洋从国内运过来，但就是干瞪眼进不了场，老刘无计可施，但又不能坐等时间流逝。一切都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老刘带着弟兄，用大锤、钢钎，就那么一点一点地凿，一点一点地拆。
这么干了整整一个星期，进展缓慢，单是建筑物上附着的冰，就够老刘凿的了。75天的施工时间，眼看着过了7天，老刘心想，“这下玩砸了，一来就不顺利啊！”
这一晚，开完碰头会，布置完第二天的工作，老刘趴在桌子上，终于几近崩溃地给上海的后方项目负责人老董写信：临行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一到南极困难实在太多了……
老刘边写边掉泪，这像一封投降书，但远在万里之外的人，除了精神上的支撑和鼓励，又能帮上什么忙呢？老刘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再苦再难，75天，时间一到，拆除任务必须完成。
老刘常说一句话，“困难再多，办法总比困难多”。接下来的故事便落入了“俗套”――艰难的开始，奋力地追赶，圆满的完成。老刘的2002南极记忆，没能摆脱这个看似“俗套”的情节设置。
这一年，当雪龙号凯旋回国，到达上海站。船一靠岸，老刘看到负责后方支持的老董，便跑过去，两个男人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整整5分钟，没有一句话，过去几个月的苦和难，都在男人的泪水里统统宣泄了。
除了2002年第一次到访南极，2007年遭遇的巨大挑战，被老刘誉为自己南极施工“最艰难的时刻”。
在做中山站永久性建筑的基础时，打桩成了最大的问题。
“按照图纸我们往下打，结果一打下去，下面全是基岩，非常硬。那时候又赶上机械在雪龙号上卸不下来，哎呦，急死我了。”这一次难，老刘记忆太深刻了。
有的地方，基岩埋得很深，挖了近2米深的大坑，仍看不到基岩露出来；有的基岩异常坚硬，钻头钻得通红，钻机连续烧坏了几次，都没办法在上面打下一个孔；有的地方好不容易钻下了一个孔，却遇到孔腔内不停地积水，无法浇注水泥；有时候又会遇到冻土层，挖掘机每天只能挖下20厘米，进展举步维艰。
基岩太硬了，老刘就想尽办法，向科考队申请了一些炸药；基岩太软，他就挖引水槽盒蓄水沟，24小时不间断排水，保持混凝土的凝固质量。
总之，用老刘自己的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甚至，他还自己动手改机械设备，让建在一个小山包上的物理观测栋，机械不用上山就能干活。
不知道是记者不太懂施工的缘故，还是老刘不太会说，对那些困难讲述，听着有点支离破碎。
被问急了，老刘就总结一句：“在南极干工程，里面的故事太多了，太曲折了，讲不完。”
在南极，天天这么刮风，停工了还干什么活？老刘不让停，兄弟们也不愿停。这背后有建设者的荣誉和自尊
中国工人的智慧和坚韧，在老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他用智慧冷静而有分寸地解决着每一个难题。同时，他身上坚韧的毅力又带着身边的兄弟们熬过最难的时刻。
南极，在老刘的职业生涯中，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挑战。而在老刘的讲述中，他战胜这些挑战的细节，又总是充满着一个北京爷们儿的小聪明。
南极风大，四五级的大风天是常态。老刘带到南极的中铁建工的一面旗子，挂了两个多月后，愣是被风吹成了20厘米的布条。在国内，这样的天气，作业就要停止。但在南极，天天这么刮风，停工了还干什么活？老刘不让停，兄弟们也不愿停。这背后有建设者的荣誉和自尊。
荣誉和自尊，不是口头说说使劲蛮干出来的。为了保证大风天作业安全，老刘专门安排两名队员用绳子拉住钢柱，使其稳妥就位。
度夏施工，正值南极极昼。大风天，伴着冰雪，刺透工人的五脏六腑，巨大的雪粒打在脸上像铁沙一样让人留下深深的划痕。为了保暖，工人一般都会怀里揣个保温杯，可遇到糟糕的天气，保温杯都能被冻成冰疙瘩。
“别看冷成这样，我们工人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个个累得那汗能湿透厚厚的防寒服。”老刘说这话时，正穿着自己2002年第一次到南极时队里发的防寒服，他翻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那上面，三个工人正在施工，不远处，漫天弥漫白雪，旗子迎风招展，而每个人的后背都浸湿了一大片汗渍。
风大难受，晴天也不好过。南极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皮肤马上变黑，然后结疤，继而开始脱落，仿佛结了痂的茄子，走到哪里，碎落的皮肤就掉到哪里。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时间强烈的紫外线暴晒，加上长时间的电焊作业，很多工人都得了黄眼症，眼睛畏光睁不开，总是流眼泪。老刘也得过，他有土办法：在冰冷的海水中，睁开眼睛，一下一下地刺激治疗，居然很有效。
南极下一场雪，便能埋了施工场地。“这时候，不能偷懒，得赶紧安排人去扫雪。不然等雪冻在施工物上变成冰，就更难清理了。”老刘记得，有一年，正巧中国农历大年三十那天下了一场雪，施工队在南极唯一的半天假期，就这样泡汤了。
为了让施工场地不被冰冻，老刘想尽了办法。他搜罗来了站上所有的旧棉被覆盖在建筑材料上，后来，主体工程封顶后，他又在屋里用汽油桶点起几堆柴火，24小时不停地烧。
“不可能吧，南极哪儿有木头让你烧啊？”记者不信。
“嗨，从国内运来的所有建筑材料的木质包装，包括站上没用的边角料，让我都烧尽了。”老刘回答得很干脆。
事实上，这样做，对中国南极科考队，对雪龙号来说，也是一种减负。
在南极施工，单是建筑材料的运费就相当昂贵。有这样一种说法：一粒沙从中国运到南极，价同黄金。而按照国际南极公约，任何国家在南极的活动后，都要将包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在内的一切垃圾，打包运回自己的国家。
老刘的聪明就在此，他不仅烧了“垃圾”，还确保了施工不受恶劣天气影响。
说起环保施工，老刘还有一件得意事。
2007年，老刘第三次赴南极，这一次任务完成后，建筑剩余材料还有一些。老刘灵机一动，用这些材料为中山站义务修建了一块占地300平方米的停机坪。
“这是义务干的哦！”老刘再次重申，正因为这次义务之作，令中国第24次南极科考队党委研究决定，以“中国中铁”命名这个停机坪。
南极之美，令人晕眩。这时候，老刘会问，“值不值？”“值！简直太值了！”弟兄们回答
极昼的南极大陆，太阳不下地平线，顶多打个滚又翻上来。有时半夜撩起一角窗帘，外面依然阳光灿烂。
早上6点，老刘准时爬起床，不管多晚睡，起床的时间从来不变。餐厅的液晶电视屏幕上，外面温度、风速、气压这些天气数据实时显示。风刮得紧，至少也有六七级，老刘没着急，等着风小点了再让兄弟们出去爬高干活。
眼看着站上接二连三立起来的钢结构新楼，餐厅里遇到科考队员，有人问起来，老刘也会拍着胸脯说，“基础打得特别深，再大的风也能顶得住！”
能顶得住的，不仅仅是那些竖起来的钢梁建筑，老刘和他的工友们，在这个以科研人员为主的队伍中，以能吃苦和善干活，而结下了好口碑。
一年的工程基本完工时，老刘也想让弟兄们看看真正的南极是个啥样子。
从抵达南极的第一天起，几乎所有的工人都为工程忙活着，每天15个小时不停地干活、干活。科研人员们有任务，需要往南极内陆挺进；随队记者有采访任务，也跟着科考队在南极四处跑，唯独这些建设者，成天就在站上那点儿地方打转转。
为了让弟兄们领略真正的南极，老刘动用“关系”，借来科考队的交通设备，哥儿几个到南极冰盖上走了一趟。
天蓝得让人眼晕，冰盖一望无际，远远地似乎要与天连在一起。老刘和哥儿几个彻底撒欢儿了。老爷们一高兴，把衣服全脱了，在南极白茫茫的冰雪地里，好好地裸奔了一回。当然，还有那句虽然也很俗，但必然要喊的话――“南极，我来了！”
这一年，老刘是和11个弟兄们去的。看着他们高兴，老刘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到冰盖时的情景。
2002年，老刘和两个师兄弟第一次到冰盖，也和这次一样，大家狂喊着，大叫着，在雪地里出溜，“雪厚，使劲摔也不会疼。”
“空气冷啊，但冷得痛快。那时候，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了，所有的空气也都归我呼吸。”
“那天空，总觉得一伸手就能够着。”老刘和弟兄们跑啊，跳啊，却怎么也够不着那块蓝布。
再后来，几个人在雪地里，把布一铺，拿出带来的方便食品，来了一次浪漫的南极野餐。
南极之美，令人晕眩。这时候，老刘会问，“值不值？”
“值！简直太值了！”弟兄们回答。
每年的2月底，南极极夜即将降临之际，极光便会光临。那色彩，美不胜收，老刘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什么颜色都有，太美了，说不出来的美。”
有一次，正值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晚上，极光也来凑热闹，为南极科考队员们表演了一场壮美的华彩乐章。
老刘喊着大家赶紧到门外守着，等啊等，“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有队员喊。于是，整个中山站就笼罩在黄绿色的极光下，人们开始陶醉。
这时候，老刘会冲着自己的弟兄问：“值不值？”
“值！简直太值了！”弟兄们还是那个答案。
有时候，正在工地干着活儿，一队企鹅大摇大摆地从工地穿过，那样子，憨态可掬，一点也不怕人。
“人在南极是客人，人家企鹅才是南极真正的主人，凭啥怕咱啊！”老刘的话，透着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精神。
这时候，停下手上的活儿，工人们憨憨地笑着，目送企鹅一个一个跳下海。
这时候，老刘仍然会问：“值不值？”
“值！太值了！”弟兄们还是一样的回答。
其实，老刘问弟兄们这句话时，自己心里也在想，“活干得这么苦，这么累，遇到那么多眼看着就要过不去的坎，一年有小半年撂在这地方，到底值不值？”
问了多少回了，老刘给自己的回答，和弟兄们一样一样的。
给出这个回答之前，南极强烈的紫外线灼伤的皮肤，依然隐隐发疼；某个队员在南极遭遇的雪盲症刚刚褪去；雪龙号经过西风带时吐得人想去死的难受劲依然清晰。但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战胜困难，享受此刻，这便是工人阶级的快意人生。
老刘没错过。
老刘的这些工友们，战友们，弟兄们，也没有错过。
他们不为人知，只将那坚实却看不到的基石，深深地埋在了南极大陆
2010年，老刘失约南极。但是，老刘的心一直在雪龙号上，一直和中国第27次南极科考队员们在一起。
“第一次去是好奇，第二次去是责任，再往后，南极于我，风光、经历都不重要了，只有这些兄弟情，让人难舍。”盐田港一别，两周后，记者在北京再次见到老刘，似乎为那次的流泪做着解释。
那些兄弟，不仅包括共甘共苦的工友，更有雪龙号上的船长、船员，还有南极科考的那些科研人员。
“去的次数多了，大家太熟了，关系太铁了。尤其我们中铁建工的人，在船上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