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围堵中国海洋战略新思维

“军事演习”、“煽风点火”、“合纵连横”，美国在中国海上频频出手，打着“重返亚洲”的旗号，战略重心则直指中国。然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告别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时代，逐渐拥有了维护海洋权益的自信和动力。面对来自海洋的战略围堵，今日之中国在重新思考应对之道。

徐光裕：维持现状，抑或改变现状？

1987年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追求合理的三维战略边疆》，认为中国的海上边疆具有不稳定性和重叠性的特征，是一个定时炸弹，早晚要爆发。现在看来，当初的战略判断并非杞人忧天。

我认为，边疆概念应该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地理边疆”，另一个是“战略边疆”。国际法确认的“地理边疆”，即法理上的领土领海领空，它是比较确定的。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只用地理边疆概念来考虑问题，在应对国家安全战略上已远远滞后了，必须拓展到有弹性的“战略边疆”层面。

在陆地上，战略边疆和地理边疆通常是一致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做到。中国的地理边疆和真正控制的战略边疆就不一致。中国东北、西北边界，通过双边谈判现在基本确定了，但是中国与印度交界的东线西线是失控的。所以，在陆地上我们的地理边疆是不完整的，战略边疆也是不完整的。至于海上地理和战略边疆问题，就涉及到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的问题，从建国以来一直和相关国家在部分地段存在争议，但是最近几年来在海上疆域问题上中国与美、日、越等国的争议明显升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是伴随着中国崛起，我们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国防力量也处于康复阶段，尤其是海上力量的恢复比较明显。然而，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习惯于中国在大陆上的封闭弱式状态，不能接受和适应中国的力量出现在海上。我曾经和日本防卫厅研究人员交流时说过：“日本不少人看到中国发展海上力量，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就感到中国对日本构成威胁，根本原因是日本一直视中国是东亚病夫，认为中国应该远离海洋蜷缩在大陆上活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歧视。现在当中国进入康复阶段，要恢复海上活动了，日本就不习惯了，感到受威胁了。”

二是伴随着中东伊拉克战争、中亚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美国腾出手来要重返亚洲。美国的统治精英和理论界中一直有一种声音视中国为挑战美国的最大潜在敌人。从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海上疆域最有文章可做，于是美国以天安号事件及南海争议为引子借题发挥，积极介入并想进一步操控局势，试探中国的反应，给我们出难题。

因此在海洋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和战略选择非常重要，处理不得当后果很严重。中国制定海洋战略既要符合和平崛起的基本理念，也要考虑近、中期的国际形势、背景的变化和机遇。

其实，摆在中国面前的战略选择十分有限，大体有两种：“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

“维持现状”中可以分成两种：“永久维持”和“暂时维持”。“永久维持”就是默认无限期地推迟解决钓鱼岛和其他争议岛礁，实际上意味着永久丢失，；“暂时维持”是策略性维持，维持10年或20年，等我们进一步强大后再改变现状。总体来看，维持现状虽然可换来某段时期的相对平静，然而夜长梦多，特别是越到后来子孙后代对二战的概念和中日战争的历史可能越来越淡漠，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力和机会令人担心。

“改变现状”又可分为“文改”和“武改”。“文改”当然应该放在首位，例如可以通过双边谈判来操作。此外文改还包括诉诸国际裁决，或者国际调解等方式。这些文改手段，都需要事先的舆论和法律、历史、地理等各种资料的充分准备，才有可能使谈判谈得巧，官司打得赢。扩大捕鱼区，在争议区抵近对方勘探和开发油气及海底资源，挤压入侵者的侵占范围，也是文改的重要手段。不要怕出现磨擦甚至冲突，冲突就按冲突的办法应对。文改的最好结果，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三寸不烂之舌，退兵百里。”但难度也是最大的。

当文改完全走不通时，就应考虑采用武改方式。用武改也并不意味一上来就用军队，可以参考韩国夺回独岛控制权的办法，先民后军。可出动民兵或海上民事管理系统的力量夺回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形成既成事实。如果对方出动军队对抗，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坚决以军事行动保护成果。因为武改涉及军事冲突，对周边和地区局势将会产生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在时机上掌握得当，行动坚决，有理、有力、有节，不必顾虑太多。我们在1974年的西沙之战和1988年的南沙之战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此外俄罗斯在惩治格鲁吉亚对付北约挤压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是佐证，如果不够强硬和坚决，就难以达成战略目的。

文改和武改相结合，互为支撑与补充，适时相互转化也是很好的改变现状的重要方式，例如“兵临城下”，“以战逼和”，以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压力迫使对手妥协等。

为什么我倾向于“改变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就是保留定时炸弹，会让我们长期不得安宁。此外维持现状如果拖得时间太长，民族情绪淡化，就会被迫走第一条路，那就是永久丢失。二战时期，日本作为战争发动国、入侵国和战败国欠中国太多，战后中国既没有要求战争赔款，又没有完全收复失地，现在，在钓鱼岛等涉及中国领土问题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而在南海更是如此，我们完全处于被瓜分状态，这是不正常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让它们恢复正常，这里与傲慢自大无关，与国家主权和尊严有关。

总之，在战略选择上改变现状利大于弊，维持现状弊大于利。改变现状的时机选择当然要适当，“先文后武、文武结合；先民后军、军民结合”是改变现状的基本方式。要力求以最小代价达成战略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文改和武改方面做好许多实际的准备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

改变现状可能和“韬光养晦”低调忍让的要求有些矛盾，但和第二句话“有所作为”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家透明度必将水涨船高，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韬光养晦”的要求自然会逐渐淡化，而“有所作为”才是对中国崛起长期起作用的。

(作者系解放军防化学院原副院长，原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少将)

黄仁伟：换一种思维审视海洋战略

从宏观上思考中国的海洋战略，首先要理清当前主要存在着哪些争议问题，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然后从具体问题和矛盾焦点出发，进一步考虑出路何在？主要问题大致有这些：

其一，领海划界和岛礁争端问题，包括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争端。这是最容易挑起民众的民族情绪以至于导致国家关系破裂的问题。

其二，所谓“航行自由”问题。南海这个“口袋”现在名义上是中国的，实际上并不完全被中国控制。美国担心，如果南海今后被中国切实掌控，会不会引起航海自由问题？中国说不会，问题是怎么证明自己？

其三，海洋和海底资源问题。因为领海不完整，岛屿归属不确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也就无法明确界定，与之相关的资源问题就产生了。当今世界海洋资源已演化成战略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四，所谓“近海侦察”问题。长期以来美国飞机在中国家门口搞所谓近海侦察。美国人的逻辑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这样飞，中国没有明确反对，现在你要赶我们走，就是你在改变现状。

其五，所谓“无害通过”问题。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在一国海洋经济专属区内，他国享受船舰和飞机的无害通过权。就此，中美分歧的焦点是，美国认定只要不是战争行为，其他包括军事演习、侦察、测量、监听等，都属“无害通过”，中国则认为这些并非民用范围，属于有害通过。

其六，“岛屿链”问题。美国到底有没有实施岛屿链战略在海洋上围堵中国？美国说它并没有把西太平洋岛屿连接成一个军事链条。我们认为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一直有新月形包围圈。为此，中国要突破第一岛屿链和马六甲海峡，要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海，只有这时候中国在海上才是自由的。但是美国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一贸易大国，在海上航行并没有遭到威胁，为什么还要突破岛屿链和马六甲海峡，这实质上是要打破美国拥有的战略空间。

其七，建立航母舰队的问题。中国何时有航母舰队，会有多少个？有的说法认为2015年就可以有，也有说要到2020年；有的说1艘航母就够了，有的说至少要4艘。全世界都在议论纷纷，揣测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

其八，两洋战略问题。如果有2艘以上航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有两洋战略，印度洋和太平洋战略？再将来是不是还要加一个北冰洋战略？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推下去，还会有更多海洋战略问题。其实美国人早就在这样推理了。他们认为，现在的岛屿争端后面，将是一系列海洋问题的开始。为什么同样的岛屿问题30年前就有，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动作，也没有高调强调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到了今天，中国国力强了，野心到了，不仅在媒体上叫得很响，而且开始构筑自己的海洋霸权，建立一个具有深海作战能力的海洋强国了。这些都是美国判断或描述的中国海洋战略，而我们有些“战略家”们说的远远超过中国实际上做的。

以此顺着推演，似乎每一个问题都会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逆向思维，逐一破解，也许会出现某种海洋战略形势的转换。假设从远处向近处推论：“两洋”我们一定要进去，不过可以采用像亚丁湾护航的方式，抓住一切机会，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航母我们要有，但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无害通过问题，中国要给美国通过的便利，但是美国也要给中国通过的便利；对于近海侦察问题，中国可以划定界限，如果美国飞机在离中国海疆100公里以内飞，中国飞机就要升空对其不停地骚扰，如果在100公里之外，就可以暂且不去管它；至于海洋经济专属区互相覆盖的问题，不只是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之间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不必过分紧张，更不会构成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最难解决的是岛屿问题。如果在南沙群岛问题上让台湾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通过某种形式的两岸共管，可以换取中国在海洋问题上更大的主动权。在两岸共管模式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虑两国共管的方式，解决南沙岛礁问题。我们不排除适当运用硬的手段，但是需要摈弃19世纪的僵硬战略思维，冷静思考，充分运用软的手段，化解矛盾，以换取符合中华民族复兴的长远战略利益。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寒竹：警惕美国营造南海“陷阱”

认识日渐升温的“南海问题”，需要一个对南海问题最基本的战略判断。南海问题的实质不是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冲突，而是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在南海一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确有纷争，但这些纷争本身是完全可能随着中国经济圈的扩大而逐步解决的，现在南海问题的凸现主要是美国的推力。这是理解南海问题的关键。中国要形成合理的南海战略，必须要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首先是定位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美国不希望中国崩溃，但也绝不希望中国以现在的速度持续发展。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的发展必须受到遏制，否则由美国主导的现存全球秩序将无法维系。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崛起不仅是会打破雅尔塔体制后的世界秩序，而且会打破200年来的世界格局。众所周知，尽管有国际法的存在，但是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丛林社会，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一个充分竞争的丛林社会，最终会导致“二八格局”，由20%的发达国家人口占据80%的世界资源和财富，最终形成多数穷国和少数富国的对峙。西方国家经过殖民化时代，通过全球范围的剥夺已经居于“二八格局”的上端，这个世界格局200年来基本没动，不同的是，这个“二八格局”以前是依靠炮舰政策，后来则靠经济控制。中国崛起对世界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不得不打破这个现存的“二八格局”。因为中国的崛起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中国的人口太多、体积太大。现有的世界格局无法容纳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和澳大利亚总理的谈话中讲得十分清楚：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澳洲人一样地消费，不仅美国和澳洲将会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而且连地球都无法承受。所以，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中国的崛起必须受到遏制。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只有从这个全局来看才是有意义的。

其次是理解美国的亚洲战略。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全球战略正在东移。今年8月以来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军演、9月下旬美国跟东盟国家的峰会、最近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和克林顿国务卿对亚洲进行的密集访问等等，似乎证明美国重返亚洲已经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从力量上看，美国作为一个在全球事务中过度扩张的国家，作为一个在短期内尚无力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实际上并不具备重返亚洲和领导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的所谓重返亚洲，其实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是虚，遏制中国是实。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现有的发展势头，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就还能继续维持。

由于自身力量的有限，美国在亚洲对中国的遏制主要是希望通过代理人，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东盟，也包括南亚的印度，来围堵中国，而不是直接跟中国相对抗。但是，今天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很清楚，中国的崛起在今后几十年是一个谁都无法阻挡的事实，所以美国无法像冷战时期那样找到围堵中国的马前卒。对于美国来说，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亚洲各国跟中国的领土或领海争端，以这些国家的后盾身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其中，南海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杠杆，因为在这个地区大约有五六个国家跟中国有争端。对于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中国因为南海诸岛跟东南亚各国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使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南海问题是美国整个全球战略中围堵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美国苦心营造的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陷阱”。美国的目的不是要通过东南亚一些国家蚕食中国在南海的部分岛屿或侵占中国的海洋利益，而是期望通过内外压力使中国举步维艰而导致社会混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在南海的战略意图不在南海诸岛，而是剑指北京，希望通过南海问题把整个中国推入困境。美国给中国布置的这个南海棋局，如果中国下不好，则会处处被动。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智慧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东南亚诸国在南海岛屿上的冒进，又没有勇气用军事力量解决争端，中国政府权威会因此流失，整个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从晚清来的历史证明，任何一届中国政府，如果守不住中国疆域，必然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民众不满，政府的合法性将会遭到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用军事力量解决南海问题，势必引发东南亚诸国的恐慌，甚至整个东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敌人。这样，中国近十几年来对东盟所花费的功夫将会付诸东流，中国生存和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将会大大恶化。

南海问题考验中国智慧，而不是人云亦云。西方一些媒体说，中国对付东南亚诸国的战略是传统的远交近攻手法，中国的一些媒体也跟着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远交近攻。这实际上是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主观臆想。远交近攻在本质上是大国兼并周边小国的一种战略，而今天的中国在亚洲并不是要兼并任何国家，而仅仅是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岛屿。中国今天在南海地区应该采取的不是远交近攻政策，而应该是类似于美国当年在美洲采取的“门罗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亚洲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指美国)插手南海事务。只要排除了其他大国的干预，中国就有可能通过一对一的双边谈判协商，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所以，排除美国干预，由亚洲各国自己解决在南海的争端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战略。

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时，可以发挥港澳台的一些特殊作用。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中，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天，海外华人的舆论和港澳台地区在解决南海问题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台湾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有着一些特别的优势。无论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的合作还是台湾地区单独出面都会使南海争端出现很大的缓冲余地，“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将很难成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个道理，今天运用于南海争端仍然有效。

(作者系旅美时评家、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力》作者 )

蔡鹏鸿：谨言中国向海权国家转型

当前，海上安全已经成为地缘战略思考的重要取向。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陆上，维护国家安全主要就是保卫陆地领土的完整和安全。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保持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强化军事同盟，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军事能力，从海洋地缘战略上试图控制两洋。面对美国来自海洋的围堵，中国是否要积极发展海权，实现从传统的大陆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

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甚至是国际法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同有些国家的领土疆界包括海界没有划分，形成争议地区。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邓小平1984年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对于这些一时无法妥善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如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不要动不动就以兵戎相见，也不是非使用军事力量不能解决，可以“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为解决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其他海上邻国处理海域争端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中国把它看作是南海争议完全解决之前可以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旨在同东南亚有关国家双方加强对话与合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我以为，尽管当前中国的国力与3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邓小平的思想仍旧是中国当前构筑周边地缘战略所依托的重要基础。

首先，试问历史上大陆国家真正转型为海权国家的，有多少成功经验？2000多年前的古代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完成过这种转型，除此之外，历史似乎没有再青睐过陆地国家，让其成功实现海权转型。有学者认为，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追求海权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同样的海权追求导致了国运盛衰久暂的天壤之别，其根源无疑值得反思。在现实中，由于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一些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仍然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影响和制约，并在战略选择上出现偏差与错误，进而影响国家的安全乃至国际地位。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国家与近代中国的衰落均与未能有效处理海权与陆权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俄罗斯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国崛起的一个因素，但从长远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这些是否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警示？

其次，试问中国陆地安全问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与陆上北方和西部邻国划界并签订边界协定，中国的陆上安全有重大改善，但是并未完全消除。近期，中国西部边界附近又面临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是不是陆上安全再添隐患？

纵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地缘战略态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格局动荡预示着某种变革的到来。一些数据预示着未来10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常时期，因此，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周边国家关系进入十分关键的时期，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并设法延长机遇期，壮大大陆海洋复合型国家应有的经济实力。在此过程中，地缘战略筹划至关重要。在机遇期，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机制，避免同美国等发生直接的地缘战略对抗。中国应当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