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由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调入上海工学院冶金工程系任教至2001年12月离开上海后到北京任职中国工程院院长，在徐匡迪口中，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三次重大转折也刚好在此期间发生。

从工科到经济学

1981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的徐匡迪被教育部选派至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合作研究、访问学者。

到英国后的一天，他到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购买日用品。购物中心的物资丰富程度让他十分震惊。当时由于计划经济的缘故，国内购买一切商品都需要“票”。当时已40多岁的徐匡迪就觉得学习一下经济学也是有好处的。

于是他在帝国理工学院选择宏观经济学课程学习。在向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申请课程时，对方很客气地问：“你从哪儿来，是从台湾、香港还是美国、日本？”

当听说徐匡迪来自中国后，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徐匡迪：“哦，你是从P.R.CHINA来的。那我看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是用不着的。因为你们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政府计划好生产多少，而政府的计划往往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所以你们是短缺经济，是一个分配经济，是靠计划来分配产品的。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竞争经济，要竞争，就必须要供大于求，才能竞争起来。如果供不应求的时候，‘皇帝女儿不愁嫁’，是不会有竞争的。我们的经济和你们的经济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学我这个课没有用。”

这些话更加刺激了徐匡迪，于是他坚持旁听了这门课程。经过整个课程的学习后，徐匡迪便坚信“中国的经济必须改革，必须采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的兰赛尔钢铁公司因需要高、精、尖人才专门邀请徐匡迪进行合作。在瑞典的三年多时间中，由于突出的工作能力，徐匡迪还被任命为公司负责技术的副总经理。而该公司最让徐匡迪感兴趣的还不仅仅是技术。在兰赛尔公司期间，徐匡迪对市场经济中如何发股票、债券、转换债券等运作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写下了十万余字的工作报告。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司，另外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回国以后有一个可以总结经验的蓝本。

在英国和瑞典学习、工作的经历带给了徐匡迪更广阔的事业，同时也引导这个工科专家开始关注经济。徐匡迪自己说，“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它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为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任教到从政

在瑞典的工作结束后，徐匡迪回到了上海大学。时任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提名其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三年后，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又任命其为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下文简称教卫办）副主任兼上海市高等教育局（下文简称高教局）局长。这在徐匡迪看来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即从教学、科研转向政府部门工作。

在此次转折中，虽然徐匡迪的主要工作从学校到了高教局，但总归还是在教育圈子里面。而他职业生涯的第三次转折则直接将这个工科教授送到了与经济管理打交道的位置上。

1991年初，身为上海市高教局局长的徐匡迪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访问欧洲。在法国巴黎的一家证券交易所中，法国人使用其母语进行相关介绍。代表团的一名翻译虽然精通法语，但是对于经济学的一些名词并不清楚，所以将转换债券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镕基问这是什么意思？随行的徐匡迪便对该名词进行解释。当时朱镕基听后不大确信，便用英文询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结果法国人连声说对。这给朱镕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事后问徐匡迪，你是学工科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徐匡迪便告知他，自己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

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后，在回国的飞机上，朱镕基就告诉徐匡迪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

徐匡迪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

朱镕基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后来，朱镕基真的让徐匡迪担任了上海市计委主任的职务。据徐匡迪回忆，朱镕基当时已经酝酿改革，要把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这次欧洲之行则成了徐匡迪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的起点。